郡邑诗话，又称地方诗话、地域诗话或乡邦诗话，是一种专门条述简论特定区域诗人、诗作和诗事的类型化诗话。晚明郭子章的《豫章诗话》被认为是郡邑诗话的开山之作，但终明之世，嗣其响者仅有曹学俭的《蜀中诗话》，至有清一代，则蔚为大观。目前可见的清代郡邑诗话著作总数超过70种，涵括江南、岭南、闽台、湖湘、畿辅、山左、江右和滇南八个诗学区域。这些诗话文献绝大部分未经整理，学术界关注不多，本文拟对其历史发展及特色稍作描述，以期为相关研究之一助。

　　清代早期：起势成形、主脉分明

　　清代早期（顺治、康熙、雍正）的郡邑诗话目前仅知6种，分布于江南、江西、岭南和闽台四个区域。虽然数量和分布区域都有限，但这一时期郡邑诗话的理论认知已然自觉，基本指向比较明确，而江南作为清代郡邑诗话中心区域的历史地位也已奠基。如果以山为喻，那么清代早期的郡邑诗话可谓起势成形、主脉分明。

　　江南诗学积厚流光，郡邑诗话之作在整个清代始终独占鳌头。明末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名士范凤翼创立山茨诗社，至清初，其子范国禄缵明其业，同时撰写了《山茨社诗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清代郡邑诗话著述，也是江南郡邑诗话的发轫之作。《山茨社诗品》远绍钟嵘《诗品》，多以四言句式和象喻思维品诗论人，批评风格直言不讳，诗学观念不拘一格，这与范国禄“冲夷而不流于俗，矫亢而不诡于时”（李渔语）的超逸个性应该有内在的关联性。许灿的《晦堂诗话》聚焦于嘉兴梅里（今浙江省嘉兴市王店镇），是江南市镇诗话的代表作。该诗话极力推崇乡贤朱彝尊的诗歌，论诗则以雅正醇和为取舍标准，不仅凸显了江南诗学的深厚底蕴，而且与清初官方诗学思想若合符契。道光年间，沈爱莲追步许灿而撰《远香诗话》，亦以梅里为载述区域，《晦堂诗话》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江西自宋代以降便是诗学重镇，自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而江西诗派立，余波激荡，赓衍至清末同光诗派。明清鼎革后，裘君弘踵武郭子章续写《西江诗话》，虽未拔得清代郡邑诗话的头筹，但他在诗话史上首次倡言“说诗而限以地”，为郡邑诗话划定理论畛域；标举“‘维桑与梓’之意”，为郡邑诗话立下创作鹄的；全力勾勒区域诗史，为郡邑诗话指明撰述重心。凡此种种，标志着清代郡邑诗话已完成了理论准备，拉开了纂述大幕。

　　除了江南地区外，岭南和闽台地区的郡邑诗话撰述之风在整个清代也长盛不衰，屈大均的《舂山诗话》、杭世骏的《榕城诗话》分别开创其先河，两书均以鲜明的诗史意识彰显了对桑梓风雅的热爱和追慕，不过二者的内在蕴藉并不相若。屈大均在《舂山诗话》中激赏有补于风教、振发人心的慷慨之音，排斥雕彩巧丽、脱离现实的靡靡之音，又以遗民之思在其中蕴藉了忠孝节义的深意。杭世骏在《榕城诗话》中也表达了坚守儒家诗教的正统立场，不过他在推崇王士禛“尊盛唐、尚神韵”诗学思想的同时，排斥与王氏异调的冯舒、冯班、赵执信等人，有党同伐异之嫌。

　　清代中期：群脉耸峙、各彰异彩

　　至清代中期（乾隆、嘉庆、道光），郡邑诗话之作纷出如林，计逾40种，以上八个诗学区域均有力作出现，可谓群脉耸峙、各彰异彩。其中，江南郡邑诗话著作超过20种，一枝独秀，莫能追蹑。陶元藻积十数年之功编成卷帙多达五十四卷的《全浙诗话》，收录上自春秋、下讫乾隆时代的浙江诗人1900位有余，是当时浙江诗学的集大成者；其在资料汇编方面，不仅注意广搜博取，而且遵循历时逻辑，具有显著的区域诗史特色。

　　阮元的《广陵诗事》和朱彬的《游道堂诗话》都是经学大师撰写的郡邑诗话著作，前者“论诗及学”，具有突出的考据特征，表明了乾嘉学风对诗学的影响；后者注重记录诗人的书法、绘画等艺术成就，在“论诗及人”“论诗及事”的同时，更“论诗及艺”，拓展了郡邑诗话的载述边界。

　　清代中期的闽台郡邑诗话也令人瞩目，其中梁章钜一人独撰8种，包括《长乐诗话》《南浦诗话》《东南峤外诗话》《退庵诗话》《三管诗话》《雁荡诗话》《闽川诗话》《闽川闺秀诗话》，堪称“郡邑诗话第一人”。其中，《闽川闺秀诗话》共载录了明代至清代中期福建地区103位女诗人及相关诗作、诗事，勾勒出一部闽地女性诗史，并借由家族诗学传承和诗学活动等建构了一个女性诗学共同体，其诗学史意义不容轻忽。

　　此期其他地区的郡邑诗话亦能各造其妙。师范的《荫椿书屋诗话》是现存最早的滇人诗话，也是白族诗学史上的首部诗话，呈现了清代中期云南特别是大理地区的诗坛状况。岭南刘彬华的《玉壶山房诗话》强调诗歌出乎本心，诗学观念开明，不拘泥于“格调说”“性灵说”等名家诗论。张清标的《楚天樵话》、熊士鹏的《竟陵诗话》和清末丁宿章的《湖北诗征传略》同属湖湘郡邑诗话，三书在诗话条目上互见存佚，具有强烈的互文性。曾廷枚的《西江诗话》与裘君弘的郡邑之作同名，而且同样推重陶渊明和江西诗派，可见江右诗学确乎流泽孔长，赓续不堕。梅成栋的《天津诗话》是现存最早的津门诗话，篇帙不宏，笔涉志怪，诗论简扼。陶樑的《红豆树馆诗话》着意载述畿辅重臣和诗坛领袖的诗作、诗事，风教意识显豁，表明南北方郡邑诗话在贯彻主流诗学思想方面具有一致性。

　　清代后期：余脉绵亘、不遑多让

　　清代后期（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的郡邑诗话延续了中期的发展势头，至少有25种，可谓余脉绵亘、不遑多让。在区域分布上，江南郡邑诗话以见存9种占据首位。其中，李王猷及其从孙李道悠先后撰写《耘庵诗话》《求有益斋诗话》，均以闻湖地区（今浙江省嘉兴市王江泾镇、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诗人为载述对象，长于记人写心，部分条目可见史传文学的影响。童庚年的《台州诗话》颇载浙东异闻，彰显了古典诗话“录异事”的传统。

　　岭南郡邑诗话以5种居于次席。其中，黄绍昌的《秋琴馆诗话》和刘熽芬的《小苏斋诗话》共同附载于地方诗总集《香山诗略》，要在发微阐幽，恭敬桑梓之心甚明。番禺南村邬氏家族的邬启祚、邬以谦二人分别作有《耕云别墅诗话》《立德堂诗话》，虽然散佚甚多，但仍可见互文性描述，再次昭示家族是清代郡邑诗话的主要指涉之一。张其淦的《吟芷居诗话》是清代郡邑诗话的殿军，重视载录宋、明遗民诗人及其诗事，是遗民诗学的重要文献。

　　此期其他地区的郡邑诗话，可堪注意者有如下数种。其一，福建名儒林寿图的《榕阴谈屑》重视底层诗人，载录了诸如裁缝、剃头匠等“杂技人”的诗歌，在清代郡邑诗话中独树一帜。其二，清代山左诗歌繁盛，但郡邑诗话不发达，直到光绪年间才出现两部著作，即王守训、赵蔚坊师徒相续而撰的《登州诗话》《登州诗话续编》，其中原因值得深究。其三，湖北嘉鱼学者余宣撰有《菱溪诗话》，主要载述道光、咸丰年间同邑师友的诗作和诗事，但谀词遍纸，揄扬过甚，沾染了古典诗话的标榜习气，是清代郡邑诗话中的异数。其四，清末出现了《东洲诗话》《滇南诗话》等报刊郡邑诗话，它们一方面依循相关著作的体制，聚焦乡邦诗学，另一方面又突破传统诗教立场，指刺现实之弊，或载录蕴抱宏深的《戒鸦片诗》以警醒世人，或高扬慷慨淋漓的《古从军行》以唤醒民众，从而以全新的存在形态彰显了古典郡邑诗话染乎世情的变调。

　　总体而言，清代郡邑诗话经由早期的创榛辟莽，至中期而郁郁彬布，晚期而蔚然继兴。作为古典诗话专门化和地方文化意识勃兴的结晶，清代郡邑诗话一方面以在地诗学为基本载述对象，传衍乡邦风雅、建构地方诗史，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色；另一方面又多以儒家诗学观念为依归，品诗论人、导提风教，彰显了跨地方性特色。正是这种地方性和跨地方性的贯通，使得清代郡邑诗话成为一种独特的诗学史存在，值得学术界深入探究。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