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清人黄叔琳曾称之为“文苑之秘宝”，又说“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读《文心雕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神思”篇中的这段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细读之，深感治文学者，应当对此中关于如何培养“神思”的思考予以特别重视。

　　刻苦而广泛的学习是治文学的第一步

　　先说“积学以储宝”。宋代的严羽曾说：“夫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文学固有其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殊之处，但若据此认为治文学可全凭天分而无需勤学，显然是大谬。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即“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两汉赋家均是学养富厚之人，从有关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勤学苦读的那些掌故中，就可看出他们之所以能在唐诗史上成为“自辟宇宙”的大家，首先离不开“积学以储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多为一身兼学者与作家二任。反之，有的作者虽不乏天资，但殊少后劲，故不少一时之作，过后品读缺少回甘。

　　强调积学，并非强求作家当专家，更非强求作家只能枯坐书斋。曹雪芹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上一切有益知识，都是文学工作者所珍重、开掘的富矿。无论如何，刻苦而广泛的学习是治文学的第一步，须臾不可轻慢。否则，只会像刘勰所言：“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

　　以正确的情理、文理与道理为指引

　　治文学不仅离不开勤学，更离不开明理。假如不能“酌理以富才”，不能以正确的情理、文理与道理为指引，同样会事倍功半乃至误入歧途。

　　杜甫前半生久未得志，安史之乱后更体验到从国家到个人的各种苦难，但他不仅没有意志消沉，而且始终怀抱赤诚之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辉煌。背后的情理在于，杜甫从来都认为他所亲历的“开元全盛日”就是原始儒家理想的现实建构，他相信“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也遵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不明乎此，读杜诗难免出现偏差。

　　李商隐的骈文在后世获得“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的高评，原因就在于他在学习前代经典时吃透蕴含其中的文理并将之融进自己的创作，在创作上自认与杜甫、韩愈等心有灵犀，这也是他摆脱一般四六文形式主义积弊的要领所在。

　　现在有些文学创作为人诟病，就是因为存在不合常理的逻辑硬伤、不合情理的编造，违反起码的艺术逻辑。这就说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公认的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即道理要有会心之见，并据此进行正确的创作与批评。

　　身体力行深入生活现场

　　如果说“积学”与“酌理”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基本素养，那么“研阅以穷照”亦即深广扎实的调查研究，就是作家在进入具体文学活动时绝不能缺失的先手之棋。

　　文学不是一般的社会工作，但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甚至对此要求更高。晋代左思为创作《三都赋》，不仅拜访张载、陆机、陆云等饱学之士，而且“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没有这种严肃认真的研阅态度，左思不敢那么自信地宣示：“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清人蒲松龄为搜集奇闻逸事，甚至在路边开设茶棚以换取行人说稗，继而“集腋为裘……浮白载笔”，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学调研。

　　“研阅以穷照”的意义绝不只是增广见闻、积累素材这么简单，其关系到一个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正确认识并指导文学实践的大问题。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并未回避时代的曲折，但他塑造出的坚忍不拔的孙少安、追寻梦想的孙少平、一心为民的田福军，更给人一种真实的光明力量。老藤的《北地》通过一个毕生奋斗在黑土地上的高级干部常克勋的回忆，串联起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建设、改革历史。《北地》最大的突破在于实事求是、客观通达，特别注意开掘每一个时代都不曾远离的温暖与忠贞。路遥与老藤的判断和处理皆来自身体力行的“研阅”。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不仅进机关、下矿井、驻农村，而且翻阅了十年间的各级党报党刊，从中获得生香真色的时代认知。老藤长期在党政机关任职，近距离接触到各级领导干部，这让他在书写这个群体时心中有数。

　　注重语言的韵律和文采

　　文学终究是语言的艺术，作家也好，文学研究者也罢，任何观点立场判断，都要靠语言来传达。再好的素材内容，假如没有恰当的语言或修辞来支撑，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反过来，假如作品语言过硬，纵使题材传统，也能有特殊的吸引力。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八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一个被文学史家以“盛唐气象”命名的高峰时代。如果从内容的新鲜或思想的深刻来看，盛唐诗歌与其前后的诗歌创作相比，并不显得特别卓荦。但“盛唐气象”依然广受欢迎，人们那么热爱李白、杜甫与王维，根本原因是盛唐诗歌以一种精彩绝伦的语言，创造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神来、气来、情来”的艺术世界和理想境界，与一切向往美好纯真的读者产生超越时空的共鸣。

　　再说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段唱词，至今仍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其意蕴、韵律、文采都有动人之处。

　　刘勰提出“驯致以绎辞”，对今天的文学实践具有特别的启示。新时期以来，文学工作者经营语言的意识与能力都在增强，一些作家甚至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语言风格。王蒙的汪洋恣肆、陈忠实的粗犷质厚、王安忆的细腻精致、韩少功的朴茂、毕飞宇的冷峻……

　　不过，刘勰曾批评的“乖理违义”的修辞之病，在当下一些作品中并未消失，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比如，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语言欧化倾向，到后来叠床架屋式的概念堆砌现象，等等。类似郭沫若、茅盾、萧涤非、林庚、钱谷融、蒋和森的那种既大气包举、严谨深刻，又眉目清晰、神采飞扬的研究语言越发稀见。文学研究者忽视了一个道理，即老老实实的修辞也能检验一个学者是否成熟与有诚意。

　　刘勰看重“神思”，既指其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又从“学、理、阅、辞”四端明确用力的方向，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更把“虚静”作为培养神思的前提。中国文学史上从不缺“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的殚精竭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卓越，“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益求精，这些都证明刘勰“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而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对文艺和社会精神生活都是一种伤害。想要根治当下文学领域存在的某些“浮躁”病，不妨重温刘勰充满善意又本色当行的文学箴言，让“一服古方”再展功效。

　　（作者：王树森，系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