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图赞》是两晋时期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为《山海经》作的注释诗。

　　通过对《山海经图赞》的分析可以发现，郭璞不仅有独立的思想，而且自成体系。天人感应是他整体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部分，同时又综合各家思想，形成了他个人的特色。天人感应即阴阳灾异思想，在中国古人的理解中，人事与天意交相呼应，人能够通过物象的一些变化感应到上天的意志，天也能干预人事。反映在《山海经图赞》中，即上天通过动植物的出没和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意志，人们可以通过动植物之象的出现和变化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

　　“神灵之天”与“自然之天”

　　先秦时期的政治以君权神授为核心思想，在这种思想意识中，天地间的最高统治者是天，天具有自由意志并能够通过对人的惩罚来体现其意志，这也是天人感应思想最初的神学特点。两汉时期，董仲舒继承了传统神学的部分特征，把神灵之天纳入到其天人感应的哲学理念中。董仲舒的著作中有一系列关于天命鬼神思想的命题，金春峰将其“天论”思想划分为三方面：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主要是对先秦传统观念的因袭，道德之天则是由神学的信仰到哲学理性思维的过渡，是唯心主义由神学到半神学、由粗糙到精致的迈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自然之天主要指作为宇宙总称的天及自然运行的具体规律”（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中“天”的概念。

　　郭璞的《山海经图赞》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不管是面对政治问题，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郭璞解决问题时都以“天”为中心。郭璞散文思想中的“天”相比于董仲舒的“天论”思想，减少了道德之天的成分，其天人感应思想中的“天”包含神灵之天和自然之天两方面的内容。郭璞图赞文中的神灵之天占比很少，大部分在他的政论文中，这是因循汉代天人感应思想以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以自然之天为天人感应思想的主要内容，则体现了郭璞个人思想及魏晋时期思想的进步。

　　第一，“神灵之天”。《省刑疏》中写道：“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郭璞《郭弘农集校注》）郭璞在这两句话中提到“灵变”与“皇天”，“灵变”和“皇天”都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灵，皇天被感动后下达一些怪异之事以警醒世人，也可以有意下达灾变以提示朝廷。它们所代表的是有自由意志的最高统治者，是神灵之天，可以引导和操控人间现实。

　　第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只是郭璞在劝谏帝王时为了使自己的政见被采纳而采取的托词，其本人并非是相信鬼魂、神灵的人。他在《弹任谷疏》中曾表达过这种思想，“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郭弘农集校注》），即认为在人满意的情况下，神才会降临福祉，他把人的地位抬得更高了。魏晋时期，个体已然觉醒，开始否定一切道德、宗教等固态化的外在世界，在探讨人本身时，魏晋思想家不再把外在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作一切，而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郭璞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面对《山海经》中的动植物和神话世界，他在《山海经图赞》中同样秉承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人感应是自然界中事物的总体特征。这里的“天”与董仲舒的“自然之天”在概念上是相似的，但又掺杂了魏晋的时代特点。例如，在《南山经图赞·鴸鸟》中，“鴸鸣于邑，贤士见放。厥理至微，言之无况”，鴸鸟与贤士之间的关系，用平常思维是难以理清的，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正是事物之间的感应关系。

　　那么，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谁决定的呢？“可以数尽，难以言求”，一切的变化是由运数决定的，而非言语所能说明。在《海内东经图赞·郁州》中，郭璞提出“维神所运，物无常在”，认为事物并非静止不动的，精神在操控一切。《海外北经图赞·无肠国》则有“心实灵府，余则外用。得一自全，理无不共”，认为精神是核心的东西，其他都是外在的，天地间自然之理都是相通的，只要有道就能自全生命。真正决定事物特性的是理、是数、是道，即自然。这里的自然与董仲舒的自然之天非常接近，但已带有魏晋的时代特征。

　　自然之天的时代特色

　　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中“自然之天”是指非神论的天，如他在《同类相动》篇中提出：

　　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招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其中，“非有神，其数然也”，与他一以贯之的天人感应思想形成了一种矛盾和对立。“董仲舒思想的中心主要集结在政治方面，是要以阴阳之说，把西汉所继承的法家尚刑的政治，转变为儒家尚德的思想。”（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董仲舒所推崇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为政治所用的一种手段，而在这篇文章里，他又表明自然运数才是统领一切的纲领，这也许是从一个哲学家而非政治家的角度来思考的。他还提出物以类相召的观点，也是在自然运数统领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一种方法。郭璞同样以自然运数为统领事物之间感应关系的核心，但郭璞的自然之天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郭璞的天人感应思想不再局限于附会与帝王朝廷有关的政事，而是包含人类在当时比较关心或备受困扰的问题，所涵盖的现实内容更加广泛。《山海经图赞》中随处可见其事例，其中不仅有帝王所代表的政治方面，也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但都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内容。例如，《北山经图赞·磁石》一篇中有“磁石吸铁，琥珀取芥”。

　　其次，郭璞的天人感应思想与魏晋的时代哲学紧密相连。《中国古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卷》中提出，魏晋时期，经学衰微，老庄哲学炽盛。名士或高倡“越名教而任自然”，或力行“归隐”“归复”，都体现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和风俗习尚。郭璞的天人感应思想受到这一时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他把自然界的各种问题归为“玄冥”。在《海外西经图赞·并封》一篇中有“数得自通，寻之愈阂”，面对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一些特点，郭璞表明自己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当郭璞对于《山海经图赞》中的事物之理无法理清时，他就把它们归为一种感应关系，统一于大自然的和谐之中。

　　事物之间交互感应

　　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介绍了众多事物之间交互感应的事件，反映了天人感应在他思想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南山经图赞·鱄鱼颙鸟》中的鱄鱼与颙鸟是旱灾的象征。《西山经图赞》中的凫徯鸟、朱厌兽和鳋鱼是战争出现的预兆。《中山经图赞》中，九钟响起时霜降至，狙如出现代表着战争之至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郭璞看来，不仅事物与灾异之间有感应关系，事物之间也可以交相感应。他把事物之间交相感应的奥秘推给自然规律本身，而不认为是上天的意志，这是其思想的一个提升。如《东山图经赞·蜚》一篇中有“禀气自然，体此殃淫”，意为事物之间交互感应的关系是因为它们禀受了自然之异气，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别人，而是自然。他在《东山经图赞》中又提出：“厥数无方，理有潜执”，认为自然之理在暗暗地操纵着现实，这样就把事物之间的神秘关系消弭了，自然之理是存在并且起掌控作用的，这也与魏晋时代人们对待上天态度的转变有关。《山海经》讲述的多是上古时期的故事，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天是具有意识和抉择能力的。到了魏晋时期，士人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面对现实社会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不再像远古时期那样推给上天去解决，而是转移到自然身上。

　　但很多时候，郭璞又对人们一味恐惧自然力量持反对态度。如他在《东山经图赞》中对待犰狳的态度是“此岂能为，归之于天”，认为犰狳没有招引灾荒的能力。他把一切归于自然，认为万事万物的运作都是自然规律而已，这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其所倡导的还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总而言之，在郭璞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中，“天”并非是有意志的天帝，而是自然规律本身，这也是郭璞的思想与原始神话中以上天为最高统领观念的本质差别。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