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小说诞生以来，再生产就相伴而生，极大促进了小说传播。随着媒介发展变革，小说成为各种新兴媒介的文学资源与言说对象。随之，小说再生产也成为中国文艺生产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贯穿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在当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古典时期小说再生产

　　早在小说形制初步形成的汉代，再生产作为小说的传播方式业已形成。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辑录汉代“小说”，尽管所录方士原创神异之说，与真正小说文体还有相当距离，然而依托知识精英的权威资本，这些经过甄选，所谓“删汰繁芜”而“莠稗咸除”的准小说得以进入正统话语体系。尽管背负“小道”与“君子弗为”之名，小说经由辑录这一再生产形式，文体独特性得以确认与流传。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文人加入小说创作队伍中来，涌现了大量小说作品，小说影响力逐渐形成。随着世代更迭，由于语言表达的悬殊差异，传抄复刻作为小说传播形式已无法满足时代的接受需求，再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开始浮现，形式也从简单辑录转向具有助读功能的注解。这种注解不是对小说的翻译，而是对正文进行了背景的补充、内容的校正等，是接受层面的再创作。如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援引古籍四百七十五家，对小说人物背景进行史料补充，使得正文和注形成互文关系，突出人物形象特征。由于引用不同文献对人物的描写比照，之于文人创作主体与文人接受主体而言，无疑加深对以人物描写为核心的小说文体特性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注解形式的小说再生产不仅助力相关小说文本的传播，更推动了这个时期志怪与志人小说文体的分流与发展。

　　小说至唐有了质的飞跃，除在文人圈子中传播的唐传奇已经具备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佳作频出，成绩斐然外，小说还开辟了大众化这一新路向。随着唐代“悦俗邀布施”的说唱活动的盛行，变文与话本成为小说通俗化的前身，文人小说大众化再生产已露端倪，例如张鹫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叙述唐太宗梦游地府，成为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的改编素材。尽管前代选本形式的再生产仍然是传播的主要手段，然而文人小说与通俗小说不同的文化圈交叉融汇具备了基础，小说再生产具有多元化、大众化的发展可能。

　　随着宋元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小说阅读需求日益加大，助力小说再生产的发展。自汉代以来历代文言小说传播逐渐突破精英知识圈，成为通俗白话小说的文学资源，以改编再生产形式流通于大众文化圈。改编成为宋元时期小说再生产的主要形式，包括文言小说改编成白话小说、白话小说之间互相改编。小说改编再生产推动了其通俗化发展，促进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语体转换。

　　明清时期，通俗文艺进入发展高峰，门类繁复多样，小说、戏曲等通俗艺术臻于完善，艺术形式之间互鉴融合。小说跨语体改编、跨文体改编向跨媒介改编发展，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形式层面上，小说改编再生产在通俗文艺生产中逐渐占据中心地位，不仅加速小说文本传播，同时自身也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而始于南宋兴于明清的小说评点，在批评之外，多有对文本的删改，在一定意义上亦是一种小说再生产的方式，优势评点文本往往成为小说流传于世的主要载体，与改编再生产形成互文系统，影响小说原著的传播与接受。

　　古代小说再生产的现代特征

　　进入现代，艺术作品呈几何级数增长，但古典小说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受原创生产挤压。晚清以来，文艺界不断掀起小说再生产之高潮。

　　晚清翻新小说引领古典小说现代转译之路，成为古代小说再生产古今新旧的分水岭：晚清以前，古代小说再生产属于古典文艺范畴。而晚清以来，再生产过程与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实互动，使之具有了现代文艺属性，表现出浓厚的现代性与历史化特征。如果说古典小说再生产功能主要体现为对小说及相关艺术的推进，那么现代小说再生产的意义则在于文化的参与和互动。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历经全面革新，追求现代性、以理性统领社会方方面面，具体包括社会理性化、民主化与平等化以及现代人的理性精神等。这些全新的人文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理想愿景，并成为文艺的现代品格。以晚清翻新小说为滥觞，古典小说再生产自觉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将现代性全面融入小说再创作之中，在主题与人物塑造上全面追求现代精神，思索物质文明现代化与人的主体精神。

　　吴趼人是晚清以来翻新小说讽喻文体的奠基者，他的《新石头记》以全新的时空处理方式，成为晚清翻新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开篇宝玉一觉醒来，时光倏忽来到晚清光绪年间，目睹各种黑暗社会现实，而后误入“文明之境”，亲历现代器物之文明。小说尽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种种景观的展陈，充满着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惊奇与憧憬。因此，这里的现代之风景被赋予正向的价值，寓以现代性合乎历史的正确性。小说叙事空间与晚清现实呼应的同时，又着力展示了现代物质文明之社会景观。这种合乎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风景不断出现在各类翻新小说中，高楼、电车、飞行器……各类象征现代性的社会景观成为了小说风景之存在，构成了一种极富现代感的风景话语及视觉经验，同时在新旧时空对比中询唤人的主体性。

　　随后，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古典小说再生产没有停止对现代性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互动呈现出高度历史化的特征。如果说晚清，一大批古典小说形象如贾宝玉、孙悟空、宋江等“旧人物”穿越现代都市，旧人物与新景观并置构成了晚清翻新小说讽喻文体的文本策略，为新文化的发生注脚。那么，这种文本策略在随后20世纪初期故事新编小说发展中则固定了下来，在图像叙事的连环漫画改编（如张光宇的漫画《西游漫记》）中亦得到继承，想象新社会呼唤新文化构成了小说、画报改编的基本内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古典小说再生产再掀高潮，一批名著改编的影视剧成为国族想象的询唤文本，再次验证了古典文学再生产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时代文化对话的巨大潜力。

　　新媒介时代古代小说再生产的价值与特征

　　回溯中国古代小说上千年的再生产过程，我们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小说再生产主体、形式、功能随之更迭，但再生产从未间断，反之与时俱进。不仅推动小说文体创新与完善，还促进新文艺诞生与发展，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足以反映古典小说具有不断生长的动力与活力。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传播媒介发展一日千里，新媒介技术不断进化，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介系统将媒介生态和文艺生产关系重组，引发了外部文艺生态整体性的转换，改变了整体文化形态，也再造了传统经典再生产的想象力环境。那么，新媒介时代，古典小说再生产具有怎样的价值、特征与使命？

　　新媒介时代，小说再生产推动了文体创新。网络小说是新媒介的文学样式，尽管文体形制依赖于强烈的网络媒介属性，然而，古典小说却给予网络小说文体一种想象力特质，这种特质来源于古典小说的想象力传统。如今活跃网络文坛的玄幻小说在发展起步期主要以古典神话小说改编形式呈现，后逐渐脱离改编，发展出一套玄幻小说的原创类型写作文体。

　　古典小说再生产还是新艺术的实验阵地，产生大量区别于传统再生产的新型作品：一是叙事媒介创新型改编，以短、平、快为特征的视觉媒介和移动视听媒介为载体（代表作品如改编自志怪小说的网络微动画《中国奇谭》等）在美学、叙事上出现新特征；二是知识媒介的再媒介化，以短视频、听书App、微信公众号等以知识为表征的新媒介为载体（代表作品有以传统经典为内容的短视频、喜马拉雅听书App四大名著讲书系列、四大名著公众号等），特征是传统经典叙事定位弱化，知识功能凸显；三是具身媒介的再媒介化，以体验为特征的非改编、非叙事的重构创新作品，以虚拟现实技术等具身媒介为载体（如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VR作品取材《红楼梦》的《心境》、西游元宇宙世界——“超体空间 SoReal VR”等），特征是传统经典从故事形态转变为知识形态，以沉浸感、互动性等体验为主要特征的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忠实原著”的重构。

　　如果说旧媒介时代的小说再生产主体由知识精英主导，自上而下垂直传播，受众与内容逐渐大众化，因而再生产在形式、功能的变迁是缓慢的。那么，新媒介时代则转变为多元创作主体，创作主体大众化，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水平传播等多元传播模式。从对内传播为主导转变为“出海”全球化传播，再生产急遽变化，创新作品不断产生，推陈出新。当然，古典小说再生产引领新媒介艺术实践的同时，文化建构功能同样十分突出，新媒介文本以古鉴今，以前所未有的文本规模与时代历史互动，映射出社会结构和时代心理的巨大嬗变。

　　步入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重要命题。古典小说不仅是中国故事的典范代表，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构成具有国家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生产过程，既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过程，亦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传播的过程，是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历史使命。总之，新媒介赋予古典小说传播便捷性，新时代委任其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古典小说再生产在历史的连续性中，伴随历史车轮急速向前，对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当代文化形构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是当代最重要的媒介现象、传播现象和文化现象之一，是当前学界应给予广泛关注的理论问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负责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