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10周年系庆主题专访现场，乐黛云先生向年轻的学子现身说法讲述了她四十年来走过的比较文学之路，强调这是一个自然（甚至是不期而然）发生的过程。特别是当采访者问到她何时产生了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时，先生直言“自觉意识……恐怕一直都没有”，并随后作出解释：“我没有很刻意地要去做比较文学……我一直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要教哪几门课、我要找什么样的学生——我没有这个意识，我就是按照我觉得我应该讲的方式去讲，在讲课之后，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笔者当时也在现场为老师的这一说法从旁“作注”，并得到了先生的首肯：一方面，乐先生并不是在学院内部“为学术而学术”地建立学科并从事研究，而是为了应对民族和时代实际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因缘际会、顺其自然地进入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对话研究（确切说是她的社会启蒙和公民教育实践，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先生曾有意比照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功先例，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开展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如何会通和整合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三种文化传统的时代议题，这事实上构成了她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原初设计和宏观定位——尽管囿于外部条件，这一规划未能完全实现（乐先生后来为北大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研究生课程只是初步实现了这一设想）。但是，“面壁十年图破壁”“人间正道是沧桑”，先生在北大先后领导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长期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1997）、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1990—2011）、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9— ），撰写和主编出版了大批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系列丛书和学术刊物，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作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因此，乐黛云先生自称没有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其重点不在“自觉意识”之有无，而在于她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与定位。在她看来，比较文学，确切说是中国的比较文学，从来不是也不应当是一门单纯的学科，即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的一种规范性话语，而是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事实上，在风起云涌、万象更新的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最初是作为一种民间话语和“批判理论”而（重新）出现，本身是一种新异的（因此是非正统和反传统的）、具有激进意味和革命内涵的（同时不无乌托邦色彩和狂欢节精神的）文化或意识形态话语。学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许意味着“批判理论”从“价值理性”转向表面中立的“工具理性”，进而被“传统”收编、融入它本来质疑和反对的现存秩序——人类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今天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作者与乐黛云先生合影 作者/供图

　　有鉴于此，乐黛云先生才以“正言若反”的方式宣称“我一直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换言之，她所理解和认同的比较文学，与其说是一种体制内的学科或规训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在学科与体制的边缘游走、以“游牧”（德勒兹—瓜塔里）和“游击”（卡尔·施米特）的方式（并以德里达所说的“好客”，即对世界—人类的爱）反抗僵化存在和精神物化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承诺并护持了此在的“可能”，作为未来的可能生活、生活的另类表达和其他可能，而非颁布和强制实行阻碍、扼杀各种可能，先生特别命名为“多元之美”的绝对律令。

　　也正是因为如此，乐黛云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或者说她的比较文学之道，根本上是一种在当下现实中发现问题、从真实存在的（尤其是重大的和迫切的）问题切入和启动研究并通过学术研究展开行动（马克思所谓“改造世界”、萨特所谓“介入”）的话语实践。这一话语实践具有自反性和及物性（这意味着学者通过写作而成为行动的思想者和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它以作为实际行动而非理论认识的比较文学研究为手段，力求实现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和“视域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奥伏赫变”），并最终指向我们的共同生活。

　　乐黛云先生逝世后，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同仁敬献挽联“我就是我，风云时代奇女子；行不能行，比较文学大先生”中的下联即从学科建设角度表达了这层含义。这就是我们的乐黛云先生：一位行动的思想者和知而能行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行常人所不能行的“文学”作者。乐黛云先生立足中国经验，标举多元对话、开放互动的新人文主义，如其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可以取代欧洲中心。”此即先生的比较文学之道，也是她为现代中国和中国的未来——在世界中的中国和拥有中国的世界——设想倡议并诉诸实践的自新—向上之路和理想目标—愿景：为此理想，她付出了全部心力和热情，并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先生逝矣。古人云“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何况先生生前因特定历史环境限制而始终有未完成感，虽然壮心不已，毕竟不无遗憾。然而，先生已经充分利用了时代赋予的机会，“行不能行”而出色甚至超额地完成了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并为后代留下了无比丰硕的精神遗产。学者至此，亦可以无憾矣！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