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知不觉，2024年已经接近尾声，与之相随的，是自己的职场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员，我有得天独厚的幸运。回想1994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丁斯坦率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时任常务副院长汝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为弥补学科空白，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推荐当时在《世界文学》做编辑的我参加留以项目选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时任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兼东亚系主任、中英比较史专家谢爱伦教授竟然将我选中，于是我便带着立志填补学术空白的“无畏”梦想，于1995年10月只身飞往以色列，一边协助东亚系教师教古代汉语，一边主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自己从零起步、在希伯来语语言学校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从基本的字母、单词，到句型、句法，每天五个小时，每天都在挑战着记忆极限。数月后，我考入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三级班，学院教育似乎比较适合我，令我逐渐对这门古老的、曾一度濒临死亡、又人为得以复兴的语言产生了兴趣。但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的教学制度令我感到压力重重。尤其是一些华人学子在一级级淘汰考中的失利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时在特拉维夫大学执教、人称语言天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用经验告诉我学语言的目的在于运用，“不必老去过那个级”。但我“执拗地”认为，能像外国文学研究所证实我不辱使命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希伯来语六级考。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我心无旁骛，甚至梦中都在背单词，终于在1997年9月回国前，通过希伯来语六级考。

　　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他们有时也会好奇：“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读博士学位？”这样的问题逐渐在我的内心深处卷起波澜。2001年，我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以色列高教委的合作项目，成为17名候选人中唯一得到录取通知、前往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子。接收我的是当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主任施瓦茨，但后来，导师应本-古里安大学校长之邀到那里创办犹太-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于是我便跟随导师到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希望我对古今希伯来文学有总体把握，而不要满足于完成一篇博士论文。那四年，我可以说是本科、硕士、博士一起读，虽然辛苦，但时常感受到思想的升华和治学的乐趣。归国之初，我主要从事现当代希伯来文学研究与翻译。粗略算来，我个人翻译的文学作品约占国内所有文学译作的十分之一，研究成果应占该学科总成果数量一半以上。2012年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我接受所领导建议，开始从事古代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无疑为今天撰写文学史做了铺垫。

　　三十年过去，在学科坚守中难免留下许多遗憾。同国内其他外国文学学科相比，希伯来语文学研究依然属于冷门学科，从业者寥寥无几。以现代希伯来文学为例，国内迄今只有不足5部专著、3部学术译著和100多部文学作品翻译问世。幸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重视“绝学”和冷门学科研究。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也将希伯来经典《塔木德》誉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之一，令人备受鼓舞。也正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平台，我在2022年末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希伯来语文学史》，2024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这部书稿的撰写。计划2025年到哈佛大学搜集资料，与该领域的顶级学者交流，倾尽数年之力，将其高质量地完成。

　　现当代希伯来文学虽是我多年的主攻目标，但个人力量毕竟十分渺小。比如说，在东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代表着20世纪希伯来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诺奖得主阿格农的翻译与研究在国内均为最少。每听到同仁如此慨叹，我便深感惭愧。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在从事文学史撰写的过程中，我对阿格农在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作用十分着迷，我想，他将是我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关注重点。此外，以前我一直从事希伯来文学本体研究，近来注意到中国经典在希伯来语世界的翻译。而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浦安迪无疑又赐予我很多想法。浦安迪是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汉学家，他生活简朴、学识渊博，在汉学与犹太学领域均造诣深厚，曾把《大学》、《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希伯来文，近年又与同事合作翻译《红楼梦》。想想前辈在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依旧献身学术，活跃在学术前沿，我似乎更没有停息的理由。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