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从事文学有年，多以写学术文章为主，然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颇感觉学者有走出书斋面向大众写作的必要。中国向来被称为诗的国度，如果说西方是哲胜于文，那么中国就是文胜于哲。从文学角度来讨论人生或世界的问题，或较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这里就想谈下“文学是语言的游戏”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源于我自己的一些实践，也是针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命题的反拨。

　　记得在十多年前，听过一场当时已颇有些名气的作家阎真先生的讲座，当听他谈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说法时，感觉有些不足，而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阎真先生出版有一部小说《沧浪之水》，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其奋斗的道路上如何逐渐远离其目标和理想的故事，最终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进行内心的忏悔和赎罪。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角色可以看作这个时代的知识人群体身份的写照，但作者也在其中探索了知识分子坚持内心的原则和真理性维度的可能。小说主题源于先秦的楚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有清水就用来洗帽缨，有浊水就用来沐足，因顺时势但保持内心的清醒和洁净，这或许是作者命此题目，希望以文学启示于我们的真谛。

　　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就在“濯”，用它来清洗和安慰我们。阎真先生探讨“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采取了一种漫谈的方式。整个讲座都围绕“语言”问题展开。我当时因正在研读海德格尔的著作，欣赏他对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等德语诗人的精彩讨论，这导致我彼时的梦想是成为像海德格尔一样的哲人，以便对汉语文学进行重释，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人，要读出他们隐秘的风景。这场关于“语言”的讲座，让我似乎在当代汉语文学界找到了一个样本，看到了从更基础层面思考一些关于语言问题的可能。在讲座中，阎真先生明确提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命题，认为文学有文学的价值观，文学首先是文学，艺术性是它的通道，思想必有赖于艺术而存在。这个命题暗含着对于过去以政治标准衡量文学的反拨，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文学前进到21世纪之后，又出现了更大问题，那就是以“艺术性”限定文学，难免显示出其抽象和生硬，也难免有落入“艺术”与“思想”的二分之嫌。艺术总是容易被人想象得太过高端，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当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游戏”时，它便既需要技巧性，却又是日常化和生活化的，每个人都是从孩子的游戏中开始他的人生，人类的文明也是从最初的那种模拟世界的游戏中开辟出它的未来。说起文学是语言的游戏，这就要进入我自己的实践层面了。我自己真正创作诗歌是从2015年底邀请诗人安琪讲座开始的。在此之前，也偶尔为之，但未来得及特别琢磨诗歌中的语言。在那场讲座中，安琪特别谈到了诗歌写作的“意象”问题，认为一首诗歌当围绕一个意象特别是我们切身体验到的与生活相关的意象，如一个杯子、一张书桌等。我当时想到了与我们生活最相关的一个现代性意象，那就是“手机”。但又觉得只写手机，有点单调了，或许它还可以与一个对应的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意象关联起来。这样，我就想到了古典文学的“落叶”意象。屈原最早写出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名句，南北朝王褒也有“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的佳句。木叶或落叶，可谓最具感伤性的古典文学意象。

　　“落叶和手机”，这两个意象关联在一起就形成了我所提倡的语言的一个最奇妙游戏，就产生了从日常出发，又走向陌生化的巨大张力效果。当时学生们的习作都不甚理想，我想到最好以自己的写作来示范下，又想到了在校园里我们经常用手机拍摄落叶等日常生活化的镜头，而后瞬间就有了诗：“落叶，古典精神的遗留物/被陈放在一个名叫大地的博物馆里/参观者行色匆匆，踩踏你的尸体/没有人回想起你曾有过的世界精神”，这是开篇的几句，是思考落叶作为古典时代的精神遗留物，早已远离了现代世界。古典精神的死亡，看似工业化文明洗劫的必然结果，但我的呼唤却是希望能将这种古典精神植入现代世界，我看到了现代人对古典的遗忘和遮蔽，“每个人低头急速走过，或抬头看你，/他们都其实并不能读懂你的精神，/他们的手机咔咔响，或者摄下你在枝头的残喘，/或者拍下你在风中的舞姿，亦或你在大地上的安息”，以手机这样一个现代之物对落叶的镜像复制，不过是徒然的幻象展现，落叶飘零中的古典精神的本质，却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当如何将其传承？

　　在写作了这首诗歌之后，我后来又写了一些关于落叶或残叶的诗作，这些都可看作文学作为语言的游戏关联着生活的实践展开。而让我更有体验和感悟的是带大女儿的一次练习作诗。当时，我提出以我们正在使用的“筷子”为题进行练习。筷子太具有烟火气息了，千百年来人们都在使用它，但要用它作诗很难。我自己想了好一会儿，想到了两句，“每一双筷子都尝尽人间美味/但却不是为了自己”。我和女儿说，就这样，先造句，这个句子又是与所使用的东西关联和贴近的，自己感觉有诗意，它就是诗了。女儿想了两句，“每一双筷子都成双成对/它让人感到满足”，这两句不太成熟，毕竟是孩子的练习，前面每一双筷子，与后面的成双成对，就多次重复了，而结句“它让人感到满足”，又和前面缺少逻辑关联；当然和成双成对可以有逻辑联系，但又略显太直，没有余韵。孩子妈妈想不出好的句子，我就提示，不要把一双筷子仅仅想象成一双筷子，可以拟人化，比如可以想象它能够听，能够嗅，还可以想象历史中的一些事件，如《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那双掉落在地上的筷子。妻子在我的提示下，想到了两句，“只有这一双筷子/在青梅里嗅出了杀机”，这两句就让人感到满意了，它可以看作平凡事物与生活和历史关联的语言的游戏。

　　在关于语言问题的讲座中，阎真先生强调“用具体超越具体”，“以对话表现性格”，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为何要这样说话，并非仅是性格使然，而是更多因于其身份角色；钱锺书《围城》写男生们打趣鲍小姐，鲍小姐衣服穿得极少，男生们将其称为“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但鲍小姐又并非完全赤裸，还穿了些衣服，所以男生们又略作修正，称之为“局部的真理”。“鲍小姐”怎么和“真理”扯到了一起，阎真先生主要强调二者表象的相似性和语言的陌生化表达问题。我则更愿意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来说。文学是语言的游戏，是在非常规化、陌生化表达中消解日常语言的常规性和僵滞性。男生们对鲍小姐打趣的说法，是语言的游戏化表达，也可看作文学写作的实践化训练。

　　这样，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游戏，就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孩童的语言，每个民族的源初语言，都是与游戏关联的天然的诗。人成为文明人的过程，就是远离原真和孩童的真纯诗意的过程。在网络语言、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那种符号化、拼音化、形式化、逻辑化的规范语言愈来愈抽空了语言的生命化游戏化特征。现代人工智能可以在效率、精确甚至完美上都胜过人类的日常语言和生活语言，却无法取代本体论语言所昭示的生命的有限、脆弱、盲视、缺陷。人工智能可以进行各种模仿，但它只是对生命的作伪，不是生命从其当下语境中的绽出与非复制化显现。我说话，不能由他人代替我说话。我写作，不能由机器代替我写作。这样，文学的诗性化语言可以和日常的功能化语言形成对照。我们成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已经失去了原真的诗意和陌生感，如“你去哪里？”“吃过饭没有？”“这会儿几点钟了？”这些表达都不再是直观中的事物的纯然性的被给出，只是在进行一些功能化表达。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女儿朵朵才五岁，正处于萌发诗意的年龄，她说话经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表达，一些充满诗意的奇妙的句子。比如天上雷声响起，朵朵说，打雷，就是有人在用锤子敲打云朵；有一次骑电瓶车，朵朵说，又看不到“电”，只能叫瓶车；看到新月才一点点，她会说，月亮没有吃饱。这些说法都让人惊讶，它的新奇和诗意完全超出了学科化知识对于自然和世界的理解。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就看出当文学艺术摆脱了抽象化的理论表达后，便成为自由的生命生长，它就在一个孩童的纯真的心里萌芽。

　　我们提出“文学是语言的游戏”命题，就是期望文学写作者打破过于规则化和功能化的逻辑工具语言或日常生活语言，让语言既深入生活又超越于生活之上，从而在深通语言游戏的规则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