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简介：1932年11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55—1959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7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主编、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与召集人。著有《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原理——发展论》(后改为《文学发展论》)、《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学术文化随笔》、《自律与他律》(合著)、《钱中文文集》韩国版4卷本、《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理论》、《桐荫梦痕》、《文学的乡愁》等，有《钱中文文集》5卷本问世。主编《巴赫金全集》译文7卷、《读世界》6种、《文学理论建设丛书》7种；合作主编多种论文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合译有长篇小说《现代牧歌》([俄]谢德林著)等。

 

　　李一帅：钱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首先祝贺您的《钱中文文集》(5卷本)出版，这在文艺理论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您经历了20世纪文艺理论“唯苏论”的时期、经历了在干校蛰伏的时期、经历了80年代西方文论涌入中国的百家争鸣时期，也经历了新世纪文艺理论创新融通的时期。您的学术历程和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历史紧密相连，您的学术贡献也是新中国文艺理论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社科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后辈，非常想听一听您的宝贵治学经验和心得体会。您是小时候就怀揣着文学梦吗？是不是从那时起就立志将文学当成毕生的志业呢？

　　钱中文：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但直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开始接触课外读物，如《小朋友》《孤儿流浪记》《爱的教育》等。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有个同学带来了一本武侠小说，从那时起，我也迷上了武侠小说。但初二时，语文老师的课对我的阅读兴趣产生了一个转型的影响，他在课堂上经常讲授“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学，说“五四”后的文学，同情弱小者，是“血与泪”的文学。这样，我就开始转向阅读鲁迅、茅盾、沈从文、丰子恺、叶绍钧、夏丏尊、冰心、郁达夫、王鲁彦、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写的底层人物，我曾见过很多，我同情他们，一种朦胧的担当感油然而生，心想如果我将来当上作家，也要为他们鸣不平。所以我后来对一些中学老师，特别是教国文课的先生，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师恩就是启蒙，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人生导向。老师们的国学、历史知识丰厚，所以讲课时文史交叉，具有教育意义的典故特别多。我则自觉地备有练习本，记录他们讲的成语、故事，对它们很感兴趣。有一次，老师讲到古人的治国理念，对于犯罪之人，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至今记得。后来我了解到，这是苏轼官考时试卷上的无证之说。老师讲到李煜的词，我特别喜欢这位词人的作品，那时有部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影名取自李煜的词，影响很大。学校图书馆里没有李煜的书，我就暑假到县图书馆借了《李璟李煜词》，把李后主的词作全部抄了下来。我小时候读过私塾，所以对古文也很感兴趣，还学了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记忆是非常奇特的，前些年我为了训练记忆力，重新把古文与诗词拿出来阅读，苏轼的《赤壁赋》念了几遍，竟然还可以全文背诵。

　　我对文学有种自发的亲近感，特别爱上作文课，老师一出题或让大家自由作文，我蘸笔(那时作文要用毛笔)就写，往往写到最后一个交卷，有时老师将我的作文在班上传阅，或推荐到市里参加“文艺竞赛”。初中毕业时，因各项成绩都合要求，能够直升高中，于是我整个暑期都忙着去县图书馆借书阅读；同时很为得意的是，自己能出题目，做文章。除了做些家务事，我有空就端张大方凳在天井的阴凉处写作，有随感、速写、小说(现今的小小说)、童话等，写了五个本子(至今还保存着四个本子)。1948年9月，我试着给无锡的《人报》投稿，竟发表了两篇速写，一篇叫《口试》，一篇叫《人情》，都是所见所闻，这可算是我最早的“文学作品”了。我拿着油印的稿费通知单去报馆领取稿费，那时我个儿不高，穿着短裤汗衫，报馆门房老头见我在报馆门前转来转去，认定我不怀好意，竟是骂骂咧咧，把我吓跑了。我心有不甘，扬着稿费单走过去，谁知他不断骂人，从门后抄起木棍，不由分说地硬把我赶跑了。有着这样的志趣与“成绩”，可我从来不敢对同学露风，也不好向父亲讨教，因为那时在同学中间，流行的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即使是一些数理化基础不好的同学，还在拼命地向数理化靠拢呢。你要向他们透露什么将来想当个作家，以写作为生，那岂不是要让人笑掉大牙、自讨没趣吗？将来当个能够有饭吃的工程师，才是他们的志趣！父亲则希望我走他的路，去当学徒，学做生意，补贴家用，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唯有母亲觉得奇怪，怎么我的钢笔字弄到报纸上去变成黑字了呢，她分享了我写作的快乐。我这样阅读、练习写作，怀有一种抱负，想将来要当个作家，这是我自己的兴趣所至，是我少年时期不断读书的自我选择，没有人教我如此这般，当然老师给了我一种方向感。我还有两个兴趣，大约受到开明书店学人们一身而多任的影响，除了想当作家外，还想当个画家与翻译家，三位一体，为此我还做了一些练习，但一无所获。

　　1949年后，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买了不少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有丁玲、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欧阳山、草明、马加等人的小说和散文。他们笔下的生活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觉得非常新鲜。同时，苏联的小说也开始大量翻译过来，陆续读到高尔基、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革拉特科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小说。阅读这些中外文学作品，感觉到它们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也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我对它们描写的对象、思想方面已极为陌生，要自由写作是相当困难的了。

　　李一帅：您研究文艺理论，但也从没有和俄罗斯文学疏远，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俄罗斯的影响，您是怎么和俄罗斯文学结缘的呢？

　　钱中文：我和俄罗斯文学结缘，早在初三就开始了。那时我渴望读书，暑假学校关门，就去县图书馆借书。一次翻拣俄罗斯文学图书书目，见到有屠格涅夫的《春潮》、库普林的《决斗》等，不知是写什么的，于是借了《决斗》回家阅读，结果发现读不懂，只好算了。我对一些苏联小说很感兴趣，读了不少。1951年我高中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这年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来无锡招收学习俄语的学生，无锡市分配到了两个名额。学校找到了我，要我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说这是一所正规大学，学员享受供给制干部待遇，去了不用花学费，还给发生活补贴。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心想学习俄语可以搞文学翻译，于是很快进入了人民大学，走上了学习俄语之路，同时也不忘带了五六部苏联小说去北京。

　　人民大学俄语系请来苏联专家教我们学习俄语，还包括苏联历史、地理课程。在这段时期里，我的思想得到了改造，不知自我检查、批判了多少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真是浸了盐水又泡碱水。经过几年的政治学习后，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将来学校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老为爱好文学写作而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内心实在痛苦，于是文学创作的梦想有如梦幻般日渐暗淡，只好随它去了。但大学时代最让我难忘的是，心中奋斗的激情，准备为祖国作出贡献的那种信念，至今想起来还是心潮澎湃。

　　李一帅：1955年，您被推荐去苏联留学，到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读书。莫斯科大学是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艺术家康定斯基的母校，它不仅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存在，在苏联学生眼中也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教育殿堂，您当时能够被选中去莫大留学肯定是万里挑一的。您能谈一谈到莫大留学的过程与感受吗？

　　钱中文：不能说是万里挑一，实在是事出偶然。大学四年级冬天，系里的一位领导找到我和另一位同学去他那里谈话，说系里认为我们学习成绩优良，准备推荐我们去苏联留学，让我们在文学知识方面准备一下，选拔考试合格后，可以去苏联学习俄苏文学。说实在的，我当时学习俄语已三年多了，从未有过什么奢望去苏联留学，居然得到了一个可以参与考试的机会，真是让我感到太突然了；同时学习苏联文学，成就了我的文学志向，让我感到无比兴奋。在人民大学，我听过苏联专家的俄罗斯文学课，它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为我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由于应试选拔考试不难，我的家庭成分关系又很简单，所以我很快通过了政审，并被通知正式录取了。1955年9月初，我们一帮十多个准备去读研究生的学员，先去了北京俄语学院报到，10月中旬出发，去了苏联。到莫斯科下了火车，使馆人员与留苏老同学前来迎接，并当场宣布去向，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由老同学陪同，很快我就被拉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宿舍，安顿了下来。莫斯科非常冷，我到后不久，就和其他同学冒着大雪，去了红场，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纪念游行。

　　李一帅：您是在莫大语文系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教研室学习吗？那时的莫大课堂是怎样的？和中国留学生、苏联同学的交往是怎样的？

　　钱中文：那时莫斯科大学分作两部，人文科学部在城中心的驯马场旁边的老校址，驯马场右面隔条马路，就是克里姆林宫。老校址是个建筑群，外貌很有艺术风格，不过里面的设施、教室已很陈旧，有各个系办公室、教研室，还有一个人文科学图书馆。研究生要听哲学讲座、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的专题课，写作副博士论文前要进行三大考试，即哲学、19世纪上半期与下半期的俄罗斯文学史，并先要写出两篇专题论文，其他课程测试合格即可。指导老师安排下来，时间上十分紧张。苏联的老师、同学对我们中国留学生都非常友善，教研室派了优秀的高年级研究生，常常与我们一起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难处，分享他们的经验。我的导师是位苏联科学院通信院院士，18世纪、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专家，要求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结束各种考试与专题论文写作，吩咐我多读文学作品，从中悟出自己的见解，形成学位论文的题目。在此期间，我们定期见面，进行交谈、解疑。这样，我真是没日没夜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大约在一年之后，终于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与他同时代作家的同样主题、人物的中篇小说里，悟到了一些意思：何以果戈理的作品独领风骚、负有盛名，而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却稍逊一筹。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一时出现了那么多驰名世界的作家、那么多的优秀作品，令人惊异，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得到空前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白银时期。文学、艺术是人的感性的心灵之花，它们培养人的高尚情操，给人以心情的愉悦，潜移默化地让人更加深入理解生活与人的生存处境，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一些作品，会让我潸然泪下。由于当时环境使然，我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古典音乐中，听多了也听出了一些味道，曾写过一些音乐笔记，可惜后来丢失了。

　　我经常到莫斯科市中心去看各类戏剧、展览，参观艺术家、作家的故居、博物馆，这是一种扩大文学知识的极好方式；还经常在教研室开完会后跑去高尔基大街的旧书店，能够淘到一些珍贵的专业书籍。到了暑期，我会加入留学生自行组织的自行车队到郊外游览，也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地旅游，了解俄罗斯的生活、风情。

　　李一帅：1955—1957年应该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您觉得1958年前后的留学生活有变化吗？

　　钱中文：1958年前，我已完成了文学、哲学等三门考试，交出两篇专题论文，一篇是关于果戈理与中国文学的文章，后发表于1959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分院的季刊《俄罗斯文学》上，另一篇是探讨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幻想”问题。因为我的学位论文的写作题目、意图比较明确，在教研室获得通过后，初稿写得还算顺利。探讨果戈理和其他作家相似的作品有什么异同，从现在的目光来看，就带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意思，当然，那时还是以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的艺术思想特征为主。

　　1958年，国内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人民意气风发、奋发争先。“大跃进”的形势极大地震动了我的思想。我也想参与进去，报效国家，可想到当时的状态无疑只能作隔岸观了；有时半夜醒来，想得我真是心痛，甚至泪干清晨。大使馆也不断吹风，要我们多去听课，获取更多方面的知识，赶快回去参加高校的教学工作。特别有影响的舆论是，国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刚反完右，又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科技教育界提倡又红又专，展开“拔白旗”运动。同时对科研、教育领域正在建立的学衔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党报指出，学衔制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化制度的迷信。

　　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学位论文是相当困难的，这使我在思想上实在矛盾得很。一方面我还是努力写作，另一方面，我这样写下去，国内有人认为我在拼命复活资产阶级法权了。在人民大学最初几年，在每星期六下午雷打不动的生活检讨会上，都要自我暴露一星期里的思想动态，批判自己冒出来的个人主义思想苗头，大家帮助批判，现在我却在为获得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这实在难为我了。1958年冬，我的学位论文大部分已写出，包括一个序文、第一和第二两章(小部分已打印出来)，剩下的第三章也已开了头。但是国内的建设热潮空前高涨，我的心态就极为不安，是写完论文进行答辩取得学位，还是提前回国，报效国家？这一问题一直萦绕于我的脑际，挥之不去。我在多次矛盾中渐渐倾向于后者。加上前一届的两位同学没有写完论文，就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回到国内原校教书去了，这件事也影响了我。我停下了写作，提出要将原有剩余时间用于多听课程，赶上国内教学的多样化，使馆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随后，我向导师汇报、和苏联同学交谈这一情况，他们都认为我读了这么长时间，论文大部分已写就，放弃是非常可惜的，还说苏联也曾经有过像中国现在的“大跃进”阶段，那时什么都是“资产阶级”，这是极“左”的形式；见到这种情况，我的导师劝我或是继续完成论文，或是回国后写完论文再来答辩。但是，我1959年秋天回到北京时，国内的学衔制批判已经偃旗息鼓，不怎么叫响了，同时没有想到，比我低一届的研究生同学却延长了学年，后来都通过了学位论文。

　　李一帅：您回国后就直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苏联文艺理论研究了吗？

　　钱中文：我于1959年8月回国，9月我就和几位年轻人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197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文学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文学所后，所里的领导何其芳、蔡仪、叶水夫等先生召集我们开会，他们建议我们去文艺理论组并询问我们的意见。何其芳所长希望我去理论组，因为理论组需要懂外文的人，当时蔡仪先生也同意，但我在苏联几年比较熟悉的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没有系统学过文学理论，所以不敢贸然接受他们的提议。当时几位学习过美学的同学去了理论组，我去了苏联东欧组，1961年我才转入文艺理论组。在“文革”的前几年，我拼命补充各种文学知识，即使困难时期，我也时常读到深夜，有时路灯熄了，宿舍楼里的灯都灭了，又适逢朔日，屋里屋外一片漆黑，我都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于是退到宿舍进口处，摸着宿舍门一个一个数过去，进到自己的房间，摸到自己床位，解衣就睡。虽然那时饥饿又困迫，但是精神上是充实的。

　　李一帅：“文革”前的文化环境、氛围、留学的经历对您有没有影响？

　　钱中文：其实在我入所不久后，就发现中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发动了批判“苏修”运动。1960年，我被编入了批判组，何其芳先生是召集人。这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与叶水夫先生合写的，配合我国的政治需要，全面批判所谓苏联的修正主义思想；另一篇是我个人写的，通过卢卡奇的理论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文学创作与作家世界观的问题。我极力想说些道理，但“政治正确”的“反修”调子摆在那里，我不给“帽子”不行，对方不戴“帽子”也不行。随后几乎同时展开了对一些老专家的历史观和一些作家、批评家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进行挞伐，我应《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之约，写了几篇所谓批判文章。也写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所谓“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触动了一些我平时敬爱的老先生(“文革”后我真心地向他们道歉了)。同时，后期小组领导专门分配我写作批判文化部夏衍同志的有关电影创作的文章的任务，稿子通过了所里审核，《人民日报》清样也已经排出，但听说文章最后被周扬同志摁住了，原因是我站位不高，批判力不强。“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里，我痛定思痛，不断地反思自己，以求自新！这时，我真感谢周扬同志的领导艺术的高明，他减少了我一次当众出丑的机会，自然，我心理上的自责并未减弱。那几年我完全陷入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浊流之中。

　　李一帅：在这种情况下，您并没有停止对学术的追求？

　　钱中文：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在我身上也是如此。“文革”前，我并不知道这种形势会发展到什么时候结束。我想，我既然对理论发生了兴趣，那么我得去钻研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我从批判中发觉，文学理论中问题很多，前景广阔，而批判这、批判那绝非长久之计。我开始思考它们，作为练笔，于是在晚上写作了另一种类型的学术文章。在那个严峻的年代，我写了诸如关于文学“漫谈灵感”、“创作想象”、典型细节描写与典型化等文章，还写了有关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和“小人物”等文章，刊载在《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港》《文艺红旗》等报刊上。我把批判文章的写作，称作“白天的写作”，把探讨文学自身的写作，叫作“晚上的写作”。那几年我住在集体宿舍，每到晚饭之后，我就感到浑身来劲，我已属于自己了，可以自我支配了，阅读也好，写作也好，劲头真是十足！

　　当时，戈宝权先生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托，要主编出版一套普及外国文学知识的小丛书，每本五六万字，邀我写一部有关果戈理的书稿。我很快答应了他，这是我熟悉的论题，正愁无处发挥我的业务专长，于是在正式进入理论组之前，我夜以继日地阅读与写作，花了三个月时间，写出了《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的书稿。戈先生惊奇于我交稿的快速，把我的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极“左”思潮的风吹得更紧了，说出版社搞“大洋古”“封资修”，要求出版系统检查思想路线。后来才知道，1966年，我的这部书稿曾被外来的红卫兵扔到出版社走廊的垃圾堆里去，后被一位清洁工捡回编辑部。这样，我的这部书稿在出版社压了18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一帅：20世纪60年代初，蔡仪先生带领理论室同仁编《文学概论》，后来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教材之一，您能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吗？

　　钱中文：60年代初，上级领导要求编撰两本《文学概论》，作为高校的教科书。北方的一本由蔡仪先生担任主编，南方的一本由叶以群先生担任主编。我因当时还未正式进入理论组，所以没有参加《文学概论》的工作。《文学概论》写作组主要成员是文学所的理论组成员，并从各地高校调了一些老师参加，为了保证写作时间，还给予特殊待遇，把他们集中到远离尘嚣的中央党校(那时那里没有什么建筑)进行写作。蔡仪先生撰写了提纲，在北京、天津两地进行了讨论。据说有的领导在会议上否定了先生的提纲，拿出了自己写就的纲要，要大家按照指定的纲要来编写，蔡仪先生只好照办，花了几年时间《文学概论》算是定下来了。“文革”中，蔡仪先生在“五七干校”厨房当了“火头军”，那时他已经65岁。直到1977年，在蔡仪先生继续主持下，编写组对《文学概论》书稿稍作修改，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大学生的文科教材，一时影响极大。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理论界是众神狂欢的年代，《文学概论》一书受到非议，特别是该书写作所奉行的“认识论”、阶级斗争等基本观点不断受到批判。蔡仪先生在《文学概论》出版后，辞去了文艺理论室的工作，一心投入他的《新美学》的修订中。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读者对《文学概论》的意见，希望蔡仪先生修改一下观点，以适应当前形势，重版《概论》。据我了解，蔡仪先生似很为难，他认为，《文学概论》的提纲原本不是他的，要是由他主写的话，《概论》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不易更改，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小修小补所能奏效的，所以后来不了了之。有人评价蔡仪先生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美学思想，这是一种偏见。蔡仪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新美学》，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美学，他的著作理论性强，一以贯之，自成体系，成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他要求我们在写文章时要提出新问题、新见解，不要同义反复。而且蔡仪先生生活十分朴素，宽厚待人，我和他虽在同一研究室，在观点上并不统一，他知道我这个缺点，但从未要我跟随他的观点办事，这显示了一位老学者的执着的信念与宽容的学术风范，所以我对他的为人甚为尊敬。

 

　　李一帅：20世纪70年代末，大家刚从另一种生活走出来，百废待兴，您当时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钱中文：“文革”结束，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了解我们所身处的现实生活，正确地理解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积极参加拨乱反正，从生活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要自觉地反思曾经左右过我们的那些方向性错误，进行剖析、批判，并了解其源起。其次，全力投入批判活动，也即理论的实践活动，这是批判的，也是开始创新的、建设的活动。再次，由于我们的知识积累封闭已久，所以急需阅读新东西，了解各种形态的人类知识、文学思潮，努力批判地吸收新知识。由于积郁多年，所以1978年我在《文学评论》《文艺论丛》《南开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五篇(其中一篇是合写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批判极“左”文艺思想的。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在论文中都是探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的迫切问题，如艺术真实、感情与思想的关系、人性共同形态、俄罗斯作家的文艺思想、别林斯基的文学观、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理论等，我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欣喜于那时在这些问题上留下了自己的思想印痕。

　　那时，围绕外国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十分热烈，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备受非议，特别是外国现代主义作家对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片面批评与否定，我觉得不以为然，世俗化得很，因此同他们在理论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我努力阅读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不同派别的作品读了多次，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原则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了解了它们的同异，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与思考。现实主义作为思潮、流派可以被替代，但作为创作原则，现代主义无法取代现实主义，原是可以群峰并峙、各擅胜场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取代浪漫主义文学，而现代主义也并未取代现实主义。

　　1985年春，我与同事去法国进行学术访问，其间我们专门观看了一些荒诞剧作的演出，感到非常震撼，不仅让我感受到人的生存境遇的艰难，还让我回忆起在过去日子里的种种荒诞场景。文学揭示人的生存的荒诞状态，如果联系到自己的实际经历，那就会更加体会到荒诞的感染力了，而且还可以感知，可能自己所经历的荒诞，比荒诞剧里的荒诞更荒诞。

　　李一帅：您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以及您和王春元先生合作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著作也是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建所70周年发布的重要成果之一，您能谈一谈当年的情况吗？

　　钱中文：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理论室接到了一个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即要求我们撰写一本《文学原理》式的高校教科书，参加的人员有四人：王春元、杜书瀛、何西来与我。当时我们认为，一是，如要写作，那么我们的写作资质如何？国内的《文学概论》有多少，我们了解它们吗？它们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自己对于文学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见解？要了解国内“文学概论”的基本状态，这类著作已经很多，如果这类书已有一百部，我们的思想又没有变化，照老思想、老办法再写一部，那无非就是写第一百零一部，老调重弹，有必要写吗？二是，我们是否了解外国文论现状，它们现在处于什么水平，它们的各自特征如何？60年代“反修”之后，外国的著作被认为“非资即修”，所以看不到外国著作，而中国学者当时急于想了解同时代的外国文艺理论，它们在探讨什么问题，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摸不清中外文论的现状，形成一个新的起点，那我们如何写作？于是我提议，要寻找一批有名的外国文论、美学著作，翻译出来，组成“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将来作为《文学原理》的附加项目，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基础。大家自然赞成这一提议，同时也要各自去了解国内国外的《文学概论》种种著作。之后，我奔走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很快找到了当时几部外国文艺理论书籍，如美国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1977年版，首版为20世纪40年代)、苏联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年版)、荷兰佛克马与易布思的《20世纪文学理论》(1977年版)和美国、英国、法国文学家的三种文论等，请了一批专家译者，将它们翻译出来，于1984到1992年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14种译著。这可以算是80年代首批译出的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一部分，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所以很受同行的欢迎。

　　《文学原理》写作小组成员在讨论构思时，发现对于一些问题意见并不一致，看来很难写成一本有统一的文学观念、观点上一以贯之的《文学原理》。几经商议，后来一致决定，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即“作品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发展论”五编，论述在总体思想上尽力保持一致，但求同存异，各自创新，这倒不失为一种文艺理论新的构成方式。于是大家各自选择自己意属的一编或两编，我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文学原理——发展论》一编。我明白，这一编涉及的老问题多，如何出新是关键所在。

　　李一帅：回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您提出了一些引领文艺理论界的概念，如“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您当时提出这些概念的初衷是什么？

　　钱中文：我写《文学原理——发展论》(以下简称《发展论》)，其实很难回避文学的本质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要给出一个大体上能为大家接受的界定。那时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实际上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或是部分地触及这一问题。特别是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涌入我国后，有关文学的各种解释，真是百花齐放、琳琅满目、纷然杂陈。比如，有“感情论”“文学是人学”“认识论”“主体论”“表现论”“象征论”的文学观；有“系统论”“符号论”“信息论”的文学观；有“形式论”“修辞论”“无意识论”的文学观；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学语言论”“生产论”等各种文学观。我认为，这些观念都有一面的道理，它们是在文学本质特征的某一个方面生发出来的，我对它们进行过反复比较，觉得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观念出发，最能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是让人信服的，但是长期以来被庸俗化和简单化了，文学观念需要修正并重新进行阐释。

　　1982年，我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发表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以及评价问题》一文，在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我以为过去把文学作为一种纯“意识形态”来驾驭，结果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在1984年评述苏联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我正式提出文学创作过程是“审美反映”，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评述了“意识形态本性论”，认为这种视“文学艺术是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是忽视文学艺术审美特性的文学观。在对文学发展论的不断思考中，我慢慢地形成了几个核心观念。198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的长文，1986年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在文章里，我对哲学认识论以及反映论进行了新的评述，同时也批评了对反映论的新庸俗化现象。我提出了适合于文学创造的“审美反映说”，建议用审美反映替代我们平时惯用的反映论。其实在使用“审美反映”一词时，我也有过很多犹豫，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词汇可以来表现或替换，例如“情感”“创造”“表现”“主体”“心理”“象征”“原型”等等，但我感觉审美反映对于以语言审美结构为其形式特征的审美创造更为贴切。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创作主体在审美反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它的审美创造性的本质，也就是审美反映论的创造性本质。这篇文章的刊出，虽有一点周折，但我把它视为建立了我学术个性的文章，比较珍爱。

　　1987年，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1988年发表了长文《论文学形式的生成》，共同探讨文学的本质观——“审美意识形态”，这是“审美反映”的自然引发与延伸，《发展论》的主脉确立了。我企图照歌德发生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初步寻踪原始思维、神话思维的审美特性，通过语言的创造与变化，“审美意识”的不断分化与历史生成，演变为独特的多种混合型的审美形式，包括话语结构的审美形式在内。随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话语结构的审美形式历史的演化与生成，形成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表现了文学观念自身形成的历史感。

　　“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这两个核心概念一经形成，《发展论》的写作就有了主线，诸多问题有了内在联系，开合有序，写作起来也起迄自如。其后，这两个主要观念在文艺理论界不胫而走，广泛使用。当然，像“审美反映说”，在1984年同行的著述中已出现了，使用它们，或是肯定它们，不过是大家在文学观念方面长久思考后的一种历史共识，是共同的创造。至于对《发展论》里一些派生的次要观念层中的种种问题，这里就不加评述了。新世纪开始几年，这些主要的文学理论观念，受到几位教授的运动式的严厉批判，其势汹汹，规模之大如同1986—1987年间对“文学主体性”的大批判一般。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论》强调了文学发展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血肉关系。民族文化在形成当中有它自身的结构，也有自身的思维特征和价值系统，在这些元素的促成下形成民族文化精神，而正是民族文化精神，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民族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以为文学既要探讨自身的特点，也要和其他的文化部分理顺种种关系，这些都是辩证统一的。在《发展论》中，我还讨论了文学与审美文化、非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必须依靠广阔的文化背景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文学的文化诗学的研究，在多种关系的联结中，确定其本质方面。现在一些学者反对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一定程度上，这与过去唯本质论相关，不管事物形态的丰富与多彩，而只有一个赤裸裸的本质。但反本质论又把事物碎片化了，语言能指被过度戏弄并膨胀了。

　　文学现象是比较复杂的，这与论者所持的观念相关，其中特别是社会、哲学、政治、文化传统思想，起到综合影响的效果，有的是公开的，有的隐蔽得很，所以文学观念也会是多样化的，不可定于一说。

 

　　李一帅：有的学者认为，您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美学的本土化、现代性，在“中外文论的交往对话”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您1995年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影响很大，一出来就被外国的比较文学刊物(1996年)所介绍。2001年厦门大学就主办过以“新理性精神”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受到理论的根源性质疑与追问，同时又受到学者们相当普遍的认可；2002年第2期《东南学术》辟有“文学研究与新理性精神”专栏讨论；2003年第4期《学术月刊》在“钱中文的文学理论”栏目下，发了一组讨论“新理性精神”理论构建的专论；同年《学术月刊》等刊物又把“新理性精神”的讨论，评为该年度的十大理论热点之一。您这时期的理论构建十分丰富，思想与内涵可否再与读者分享一下？

　　钱中文：改革开放一开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文学理论十分滞后，强烈要求理论的现代化，跟上形势的需求。那时大家普遍看向外国，急着想了解外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它的最新状态，所以都忙着介绍翻译各种外国文论，发现一百多年来，外国文论丰富多样，思潮起伏，新说不断。有的学者拿过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强调外国文论的普适性，主张搬过来就用，至于合适不合适，等实践过了再说。外国文艺思想被大量介绍到我国，比如文学观念方面，如前所说，什么说法都有。介绍者往往介绍什么观点，就主张什么观点，这样一些学者就被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学观念所介绍了。

　　关于“拿来主义”现在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我们自己对于需要拿来的东西，要去掉心理上的盲目性、自卑心，了解它们是不同国家特定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产物；必须持有以我为主的立场，进行比较、鉴别，衡量它们具有何等分量的普适性，看看它们是否有利于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需求而进行取舍。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不承认传统，那不过是镜花水月、无根之木。我们文学理论的传统，有文化含蕴深厚的古代文论传统、现代文论传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现代文论、古代文论传统则是建设新的文论的最为坚实的材料，是最为本土化的基础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始终贯穿其中，形成一个具有崇高人文品格的、高屋建瓴的立足点，方致在理论上能够显出宏阔的视野、融汇古今的魄力，形成本土化的理论，凸显本土化的风格。

　　和本土化相对应的，有一个文化全球化与一体化问题。全球化流行一个阶段后，有些学者提出文化、文学的全球化与一体化问题，这里指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实际上说的是向西靠拢的问题，这就无视本土化了。但是，物质文化做到全球化与一体化，部分是可能的，但又是不可能的。至于精神文化，有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可以相互接受而融合在一起，但它们受到不同地域、各种民族特性、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宗教团体、民族文学语言风格的制约，把它们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具体可参见拙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李一帅：您是最早提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学者之一，当时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钱中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代文论研究逐步展现了它的丰富多彩、诗化独创的深厚内涵，出现了好些内容厚实、见解独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理论史，同时，有的老学者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古代文论如何转向现代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0年代，大家更加感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需要继续深入古代文论的研究，但要建设新的文论，必须融通古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996年接任《文学评论》主编的时候，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化)”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古代文论专家与当代文论专家共同切磋，会后出了论文集。这次讨论引发了不同意见，反响强烈，在《文学评论》上开辟专栏，争论了几年之久，连季羡林老先生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我提倡“转换(化)”问题，并不是主张用一套当代的文学新名词，特别是刚刚搬过来的西方文论术语，套用于古代文论研究。不是搞古代文论研究所谓“现代化”，使之简单化、庸俗化，而是要开掘古代文论中那些属于现代的、未来的东西及其独创的精神，融入当代文论之中，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态。这是十分艰巨的，但又是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其实，我国几代学者在“转换(化)”方面的著作、创见甚多，尽显我国古代文论的深厚的内涵与风采，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

　　李一帅：您在不久之后，写就了《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长文，这篇文章和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思想关系密切，可以这样理解吗？

　　钱中文：可以这么说，“现代性”问题和“转换(化)”是密切联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中“现代性”问题谈得很多，但我觉得不少文章探讨“现代性”主要在探讨外国文化、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我知道，它们的锋芒都指向我们的当代，但谈起来似乎不着边际，与我国文化、文论建设的关系比较疏远，往往以为只要把外国的东西移植过来，我国的文化、文论就有现代性了。“现代性”看似是一个中性术语，但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强烈的倾向性、指导性意义。不同国家文化、文论所要求的“现代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现代性”所作的阐述，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发展方向明显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差异，移植西方某一学派或某一名家的有关“现代性”观念，当成我们的一种指导性的思想，那正是“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结果，与我们新文化的现代化需求南辕北辙了。另一种西方观点，说是现代性已告“终结”，现在是“后现代”了，这其实也正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变体。我们在新文化建设中，还是应以适合现实生活发展趋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性为指导。1990年代末，我写作《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对“现代性”作了历史的、辩证的简要阐释。我从中国文学文论的现状出发，探讨了“现代性”要求于当代文学理论的是自主性与科学化的问题；理论自觉问题；是当今创作、理论中的审美意识的激变与理论滞后表现；是哲学观念的多样性与文学观念的主导和多样化关系；是古代文论传统、本土化问题；是文学理论与人文精神问题；是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的方法论问题等。这样，问题的探讨即使不尽完善，但使得“文学理论现代性”显得具体化、中国化、本土化了，可以触摸得到。该文刊出后，受到一些同行的好评，认为这是中国式的文学理论现代性阐释。

　　李一帅：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是最早提出“中外文艺理论交往对话”观念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怎么看待文艺理论的中西方交流？

　　钱中文：新的文论的建设，需要通过中外文论的交往与对话，这也是必由之路。中外文艺理论交往对话其实早就存在，只不过那时一种“跟着说”的倾向相当严重。随后，这种情况有所转变，出现了“接着说”的现象，外国学者提什么问题，我国一些学者不仅能够跟着说，也能接下去讨论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理想的情况应是平等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对着说”。对着说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是在相互接近、理解的基础上，把握自我，进入他者，对讨论的问题有所深入、有所丰富、有所增值、有所出新，各自互补，相互形成新的思想，这是对话的更高境界了。

　　有的学者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强制阐释论”，这一观点，切中西方文论的弊端。那种文学理论、批评，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既定的概念来演绎概念的理论，结果文学文本仅仅成了预定理论的佐证，文学自身消失了。理论与实际本末倒置，既不符合文学创作，也不符合生活实践，本身也明显脆弱。我们不能依附西方流行的观点，去引领我国文艺理论潮流。我们需要强化文论建设的本土意识，需要大力开发民族的、本土的资源，同时又不失国际性的视野。中外文艺理论需要交往、交流、对话、融通，但不要成为语言能指的狂欢，成为一种无目的的理论狂欢。

　　文艺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这是一种常态，没有分歧也就难以发生对话，没有对话理论就会停滞。文艺理论陷入独断是不可能有未来的，独断的文艺理论不代表着真理，一味地认为自己的理论全部正确而否定别人的理论，不能构建一个包容他人的学术的共同体，对文艺理论的发展也缺乏补益。我后期的著述，不断强调中外文学理论的交往与对话，就是希望通过不同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交往，在平等的对话中，达到理论批评的变化，促进对他者文论的理解，使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不断出新。

　　李一帅：您主编的《巴赫金全集》影响非常之大，我国学者研究巴赫金的专著就有好多种，能不能谈一谈您与巴赫金研究的缘起？

　　钱中文：1983年初，钱锺书先生筹备召开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中方与美方各出十人。钱先生已见到哈佛大学唐纳德•方格尔教授寄来的报告，是一篇有关苏联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文章。钱先生说，我们也有懂得俄语的学者，也可以写篇关于巴赫金的文章。于是在1983年3月初，他让人找到我，传达他的意思：一是邀我参加这次会议；二是让我撰写一篇关于巴赫金相关研究的文章，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是4月底交稿。文章写好之后，我把稿子送给钱先生并在后面附了一封信，感激先生在残酷的岁月当中，充满温情地对待我。很快我就收到了钱先生的回信，他引用了两句杜诗：“丈夫声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杜甫《赤霄行》原诗中“声名”为“垂名”），先生还写道：“上一句是我们对你的期望，下一句是我们对自己的鞭策，请不要有记忆包袱”。先生再一次给了我鼓励。

　　在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要我在两个月之内写出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工作相当艰巨。在图书馆里，我找到的巴赫金著作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一部论文集《文学美学问题》。有关巴赫金本人与研究方面的文章，当时仅有1982年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由夏仲翼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的译文，以及同为夏先生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我用一个月的时间紧张地阅读、反复地翻看了两书后，决定以《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为题，撰写一篇文章，主要阐述复调小说理论的独创性以及对未来文学产生的影响。文章写完后，我交给钱锺书先生，先生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下功夫，但是缺乏“比较文学”方面的“比较”。他说的完全正确，但对于我来说，在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前提下，把巴赫金的理论梳理出一个问题来已经不太容易。没有想到的是，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文系的唐纳德•方格尔教授提供的论文，和我的论文主题十分相近，也是探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文章，其中还介绍了巴赫金的一些传记材料。参加会议的学者，特别是有的中国学者，极想让我们两人在会上“比较”起来，看看双方不同的见解、水平，恐怕钱锺书先生让我撰写论文的意思也在这里，但双方也只是相互作了些补充。方格尔教授在会后还提供给我一份西方对巴赫金的研究的文献目录，当时我才知道，西方对巴赫金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截至1983年已经出版了很多种研究著作，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研究文章，而我国对巴赫金其人和他丰富的学说还相当陌生。这次会议上，王佐良教授说到，他在80年代初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总是听到外国学者谈巴赫金、巴赫金的，但不清楚巴赫金到底做的是什么研究，他的文字竟被许多国家学者所征用。这次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让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了巴赫金的学术权威性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实际上，钱锺书先生就西方对巴赫金研究的广泛性早已了然于心。

　　通过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西方人知道了中国学者也正在研究巴赫金的著作。1983年10月，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邀请我去参加有关文学理论的国际研讨会，但我因来不及撰写论文，未能去成。1984年初，美国巴赫金研究学者霍奎斯特夫妇来到北京，邀我一见，我们在建国门外的建国饭店见了面。他们与我谈了不少西方研究巴赫金的情况，他们夫妇在列宁格勒待了好几年，各处收集资料，写成了《米哈伊尔•巴赫金》评传的书稿，告诉我该书将在198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曾得到朋友的赠予，有学者将其译成中文，于199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因写作《文学原理——发展论》的工作，难以分心去做巴赫金的专题研究，只能做些零星的探讨。1987年，外国文学所的《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刊出了我写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一文，随后引起了一些争论，我参与了争论，提出了研究中的“误解”与“误差”问题。1988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出版，此书是巴赫金著作的重心部分，中译本的影响很大，是“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之一。之后很快出现了署名巴赫金但有争议的著作《弗洛伊德主义批判》《文艺学中形式方法》和《巴赫金文论选》，同时伴随几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可以说国内开始掀起了“巴赫金热”。

　　李一帅：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为您研究巴赫金打下了基础，那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着手主编《巴赫金全集》的呢？

　　钱中文：1990年代上半期，我闻得俄罗斯准备出版《巴赫金文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王鸿雁女士与河北省社科院的卢小合先生找到我商议出版巴赫金的全集。我很快答应了这件事，邀请了白春仁教授、卢小合教授等，分头努力收集散刊于俄罗斯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巴赫金论著，有的朋友闻讯还将手头保存的巴赫金的原著、评论巴赫金的有关文章复印后纷纷见赠，由我与白春仁教授组织翻译。同年，我很快联系上了巴赫金文化遗产继承人鲍恰罗夫教授，他与柯仁诺夫（巴赫金文化遗产的另一继承人）一起，把《巴赫金文集》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版权无偿地、无条件地赠予了我。

　　1996年，俄罗斯学者筹备了多年的《巴赫金文集》七卷本开始在莫斯科出版，最先问世的是第五卷(次年年初，鲍恰罗夫将《巴赫金文集》的第五卷赠予了我)。该卷扉页之后有个编辑说明，将文集定位为科学版文集，作品按发表时序编排，各卷自有主题；编者对各卷文本做过精心的考订，并附有研究性的、详尽的注释。七卷本的最后一卷为“巴赫金小组”著作。中译文各卷的安排，次序虽有不同，但大体上与俄语本的排列相对应。1997年，我与白春仁教授分头统校了全部译文，统一了中译稿本里一些容易引起分歧的译名，由我撰写了长序，较为全面地介绍、评述了巴赫金的哲学、诗学思想，于1998年出版了六卷本中译本《巴赫金全集》。巴赫金的著作很受读者欢迎，我们后来找到巴赫金的俄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讲座笔记等(由他人记录)，编成一卷，并于2009年出版了中译本《巴赫金全集》七卷本。

　　2012年，俄罗斯版的《巴赫金文集》六卷七册出版齐全，前后历时17年，加上最早问世的第五卷的准备与编辑时间，大约有二十来年。原计划中有关拉伯雷研究的第六卷扩展为一、二两册，而经过时间的磨合与汰洗，最终还是将原计划中的第七卷——“巴赫金小组”著作从《巴赫金文集》中撤了下来，变成六卷七册。其一，是因为明摆着有个版权问题，这是难以逾越的坎；其二，因为没有任何实证材料可以证明，哪些著作不是署名作者所写，修改著作的原有署名是谁，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其三，反之，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实证材料可以证明这些著作出自巴赫金之手，这方面肯定性的旁证虽然不少，但需要的是实证材料，口说无凭，所以终究难有定论。鲍恰罗夫明确地提出“证据说”这一观点，让人感到无懈可击而令人折服。他说：“即便是巴赫金本人提供的出自他的亲口的申明，也不足以解决问题。”“虽然相关的见证不少，但它们不足以成为证据。”这样，作者与著作权问题的解决终于尘埃落定，将“巴赫金小组”著作即“有争议的文本”移出了《巴赫金文集》。当然，这不是说，这些论著与巴赫金就无关了。这是对巴赫金的著作进行了规范化的处理，明确了巴赫金著作的文本范围，这正是国际巴赫金研究界所期待的。原中译本《巴赫金全集》七卷本，已做好新的修订、校改。全集更名为《巴赫金文集》，移出了几部非巴赫金的著作和论文，全书为六卷集；增添了有关长篇小说的几篇长文和大量讨论各种理论问题的笔记，校订补遗，等等。

　　《巴赫金文集》在我国的出版，活跃了我国的学术研究，它们写于苏联时期，但没有教条气息。我国读者对巴赫金的理论感到亲切，在于它们提出哲学、诗学中的许多新问题，极有启迪作用，有益于我国文学理论拓展理论思维。就我所知，国际性的巴赫金研讨会在我国已举办过五次，到会的有不少是研究巴赫金的外国名家。特别是2014年在南京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还专门出版了一套“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丛书收有《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等，共五册。这种包容差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气魄，在国外的巴赫金研究界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更突出的成绩表现在我国学者对巴赫金的研究方面。巴赫金理论的多样与新颖，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创作的热情。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就我所知，出版的有关巴赫金学说的论著已有二十来种，其中大部分是博士学位论文，也有一些老学者的论著。它们探讨对话、复调、狂欢、文本分析、哲学、诗学、语言哲学、时空与时空体、人的存在、宗教等等，差不多涉及巴赫金学说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优秀的著作。至于有关巴赫金的论文研究，已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了。巴赫金学说的研究，丰富、活跃了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李一帅：《巴赫金全集》不仅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推向国际学术前沿，更是促进了中外文艺理论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外文艺理论的交流与对话，这是不是也是您创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原因之一？

　　钱中文：20世纪80年代开了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讨会，如1985年的全国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研讨会，1986年的全国文学观念学术讨论会，1988年的全国文论、文化研讨会，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研讨会难办了。直到1992年10月，我们联合了17所高校和省级研究所共同发起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办。中外文艺理论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经历过十多年的各种运动，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对大家的心理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运动过后，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平和的、平等的讨论问题的学术环境，不希望总在运动中进行文艺理论的争论与批判。在那次会上，学者们回顾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文艺理论巨大的研究成绩，不少优秀的外国文论被翻译成中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活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我国古代和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学者提出了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观念，细究它们，并非舶来之物，而是本土化的理论；同时对今后的研究前景进行展望。正是在这次会上，学者们提出文艺理论界希望建立一个常态性的学术研讨的平台，这就是成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缘起，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要在文艺理论研究当中提倡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原则，既立足于中国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又坚持宏放的、开放的立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于1994年成立了。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组织大家讨论最前沿的理论问题，使得不少中青年学者有了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舞台。学会的工作也得到很多高校、研究所的学者们的大力支持，会风良好。季羡林、钟敬文、汝信、徐中玉、蒋孔阳、袁可嘉等先生针对学会进行了指导；学会还和一些国家的文艺理论家建立了多样联系，每年都有论文集出版。

　　李一帅：您认为今后的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钱中文：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大力引进，使得我们原有的文艺理论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现代文艺理论派别众多，提出了文学、文学理论的扩容，文学的死亡，抹平理论深度，把不确定性绝对化，是绝对的反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受到怀疑而有过消退的情状，而微小叙事不求达到深思熟虑和哲理化的高度，显示出了平面化、碎片化的特点。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潮在某些方面让文艺理论得到了扩容，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扩容既是常识的破坏，也是一种理论的激活，显示出文艺理论的多元化、多样性、生生不息的特征。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网络文艺、影视等不仅在扩容，而且在扩界，跨文化的界，这将是无限的问题域，有着一片灿烂的前景。

　　要承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的文艺理论建设，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是不断丰富的过程，是不断显示新形态的过程。文艺理论不仅需要提供新知识，也需要提供新的思想。我们需要揭示新思想的历史生成的辩证过程，以及在历史传统影响下而赋予的理论创新特征。学术永远是回应时代的，需要学理的原创性声音。我们期待也一直期待着，能够不断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新形态，丰富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访后跋语

　　2022年春天，钱老师告诉我，他希望把自己的著作捐给母校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系，在此之前，钱老师还把大部分著作和藏书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图书馆。

　　钱老师对俄罗斯文学、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在读博士期间曾有幸公派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读书，和钱老师聊起莫斯科大学的宿舍、礼堂、甚至通往列宁山瞭望台的小路时，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他依然记忆犹新。因去年全球疫情的关系，我并不确定是否能够顺利将书寄到莫斯科大学，于是我事先给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世纪俄罗斯文学教研室的学术秘书安妮塔•巴加耶娃发了邮件，很快得到了她的回复。她在信中说：“钱中文教授还能记得莫斯科大学和语文系，我们都深受感动。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卡塔耶夫要求我向钱中文教授转达最诚挚的谢意和深切的敬意！”虽然有俄乌战争、疫情、快递航运班次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但钱老师的著作终于在2022年9月落地莫斯科，放置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面对着挂在墙上的果戈理画像的凝视，那里正是钱老师挥洒青春、研究起航的地方。

　　如今，91岁的钱老师仍然关心着同辈与后辈学者，虽然近两年经历了一些病痛，但他依然坚持工作，思维非常敏捷，有时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当钱老师把几十年的沧桑经历和学术体悟化繁为简地凝结成思想的精华叙述给我们时，我想这就是最珍贵的“传家宝”。

 

　　（采访人：李一帅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