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芳：为铭记陈伯吹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卓越贡献，传承其“骆驼寻宝”的探索精神，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代际传承与长足发展，加快构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儿童文学国际学术交流，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特设立“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首届评奖公告已于2025年12月21日正式发布，我特别想就这个理论奖的设立初衷以及“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平台与您展开交流。

　　陈  星：我自2016年开始代表家属接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过两年的观察，其间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的周晴老师有过多次沟通讨论，2018年我有了创建新的儿童文学平台的想法。在周晴老师的引荐和帮助下，2021年设立了“陈伯吹新儿童文学作品奖”。

　　前些年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来整理和研究爷爷的资料，这让我重新认识了爷爷。特别是他在儿童文学理论上的建树，打开了我的眼界。爷爷是作家，更是理论研究者。无论是他早期发表的理论作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理论著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也许是生活在上海，早期的西方文学思潮对他影响很深，特别是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成为他作品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对爷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的“童心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影响。

　　2016年，在“陈伯吹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刘绪源先生对爷爷的评价，以及2021年郭戈先生主编的《论陈伯吹的教材思想》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儿童文学的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理论和评论支撑。此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代国内儿童文学理论作品中大量引用国外的理论，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文科和理科一样，没有先进的理论基础，很难在应用层面做出先进的产品。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就考虑如何来做理论奖。这期间和基金会的梁燕以及北师大陈晖教授、鲁迅文学院李东华都有过交流。

　　理论奖的设立与作品奖相比，更加困难和繁琐。我是理工科出身，不了解国内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状况，因此，我和周晴老师商量，先从支持大学做儿童文学相关的横向课题入手。于是第一批和国内高校合作的横向课题浮出水面，比较有影响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李学斌教授的《上海儿童文学史（1875-1949）》。当然还有比如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毕海副教授带领团队做的新儿童文学系列研究，北师大陈晖教授的《中国图画书阶梯阅读与评测》。第一批横向课题的成果令我兴奋，同时也感受到年轻学者对于这样的课题的热情。第二批合作项目顺利落户兰州大学文学院，并根据第一批项目的情况，特意增加了博士生定向课题支持，更加倾向于支持青年学者。 

　　2023年起，我委托梁燕开始起草青年理论编辑奖项，并邀请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作协儿委会的负责人一起讨论。这次会议让我明确了两件事：一是主做理论奖，一是要创立理论期刊。在2024年，我遇到了您——兰州大学文学院的李利芳教授。这里要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大力支持，当然还要感谢长江少儿社胡同印先生的支持。在一个冬季的晚上，在北京湖北大厦，三方愉快地开始了合作。

　　理论奖，就是要致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前辈；就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理论及评论人才；就是要提升和丰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水准和多样性；就是要创立一个新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期刊。

　　李利芳：您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情，旨在传承您爷爷陈伯吹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炽热情怀与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特别注意到您在“儿童文学”前面加了一个“新”字。我在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新儿童”与“新儿童文学”是贯穿于百余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持续聚焦的价值命题。我感觉您所提的“新儿童文学”也被赋予了引领性与探索性的价值期待。那么，您如何理解“新儿童文学”中的这个“新”呢？它是对当下现实的回应，还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导向呢？

　　陈  星：我从2014年秋季开始接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自此就开始了与儿童文学的渊源。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在观察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同时也开始整理爷爷遗留下来的手稿和资料。慢慢地理解了爷爷当时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也看到了爷爷对后续奖项运作的些许失望和期待。爷爷在1988年第七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评奖时发出了感言：“难道在全国儿童文学园地中，没有更好的‘花朵’了，而必须这几位作家得奖？”在第十五届时，他又感慨道：“我希望每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得奖者中都有新人新作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由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延伸而来的，初衷是加强中国儿童文学的力量。从2016年到2019年，我一直在和相关部门沟通，如何把陈奖（国际儿童文学奖的简称）办得更好，专业水准更值得信赖，但是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2018年，我就有了为新人新作搭建一个新平台的想法。到2019年，我就直接向上海相关部门明确提出，我会创建“陈伯吹新儿童文学”这个品牌。当然这个“新”字是为了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区别开来，一是表明这是爷爷的后人来延续爷爷的理想，同时也表明这个奖项有了新的目标。记得在上海回北京的航班上，我在手机里写下这段话：“新儿童文学，在于其内容要符合当代儿童对他们自己的文学的审美需求，在于其表现形式符合当代儿童对文学的接受方式，在于其传播方式符合当代儿童能接受的媒体介质。新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应该扩大至泛儿童（包括成人）。要发掘和培养新的创作者、编辑和理论及评论人才；要丰富题材和内容，深挖童心童趣；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

　　如果很深入地去研究陈伯吹的理论和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爷爷其实也是一个“逐新”的人。这个“逐新”，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在创作作品和理论时，他希望有变化，尝试与时代相融合；一是要培养新人，在这点上，爷爷做得无可挑剔。

　　新，是一种信号，是一种变革。它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融入时代，要接受变化，要引入以前没有的。比如融入最新的科技，开发线上评审等。

　　李利芳：当前，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时代，儿童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验也正在经历全新的蜕变，“新儿童文学”涉及心理、媒介、伦理、认知、技术等多个维度，儿童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跨学科融合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

　　陈  星：其实纵观当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面还比较窄，且不太涉及儿童的人性、心理等问题。理论研究也不太关注儿童与社会、技术等的关系。由于国内在理科理论研究方面的不全面，也间接影响到文科理论研究的全面性。特别是心理、伦理和人性方面的探究一直是弱项，只能追随西方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研究的建设是一个漫长且不会有什么直接回报的过程，需要大批有见识、有能力、有追求的学者一起努力。

　　如果单以作品论英雄，论文学水平，那么文学怎么发展？岂不成了臆想文学了？现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人造儿童”（artificial children），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获得共识？时代变化了，信息畅通了，孩子们的心态、心理等都会随之而变，特别是孩子们在思想上的成熟度，在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变化，以及他们的判断能力等方面，是我们应该认真地去了解和研究的。

　　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童年与现实儿童的童年全然不同。过去的一些值得表扬的行为，已经不适应现代的观念，仅凭心中童年记忆创作的作品，如何让今天的孩子接受？

　　因此只有在先进的、新的儿童文学理论指导下，作家在创作中才能知道如何创作人物，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用什么样的言语，才能被当下的读者接受，才能触动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

　　不应把儿童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学，也不应忽视孩子们的言行对成人的触动。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不仅需要对作品的深耕，更需要对文学背后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生态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这些都是要通过完善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达成的。

　　李利芳：我记得您谈到过“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目标在于理论创新与创作引领，致力于打破单一的研究范式，热切鼓励并支持具有原创自觉的广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能具体阐释一下您所定位的“广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吗？

　　陈  星：我曾与我的父亲探讨过国内理科层面的问题。记得他当时谈到，中国一直重实践，轻理论。从历史上看，国内的发展也的确是如此。我们很早有了《九章算术》，但没有后来的高等数学。在评奖时，大部分是应用类，基础理论很少。在先进的技术创新时，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单一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一项先进的技术，往往是跨界的，并非一种理论就能独撑的。

　　我想文科也是如此。文学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也需要涉及模型的建立，也需要从多维角度去研究分析。这些都决定了文学理论不是凭空臆想的，它是需要真实的数据去支撑的。

　　文学作品看起来是浪漫的，但其浪漫源于真实的生活，源于真实的人。儿童和成人都是作品的主题，也都是理论研究的主题。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只关注儿童，还要更广泛地关注与他们相关的一切。这或许就是“广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儿童与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互动的。爷爷的“童心论”及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性是从成人角度看待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那么从儿童的角度，好的作品又该是怎样的呢？

　　同样，文学评论亦需要理论作支撑，这样的评论才是有深度、有水准的。那些皮毛式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发展是无用的。

　　李利芳：您特别提到“以理论之光指引原创表达”，您是如何认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的？我记得您提到过，您非常看重这个理论奖的设立。从目前“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平台上设置的几个奖项来看，您如何定位“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在其中的位置呢？

　　陈  星：这个问题在前面或多或少地回答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也是评判理论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从表面上看，作品先于理论。但实际上，创作者心中都有一个没有总结、没有完善、没有形成文字的理论。文科与理科一样，没有先进可靠的理论指导，作品不会有思想深度，不会影响读者，也不会起到对社会推动的作用。

　　理论奖，在“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平台上，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奖。它代表了这个平台的实力、水准。作品奖，或许能通过高额的奖金来获得追捧。理论奖，高额的奖金未必能带来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它一定能给青年理论学者带来光明。

　　理论奖，不仅要评审论文，而且会定期发布横向课题招标，以鼓励在校学生，特别是博士生，认真做好理论研究。

　　李利芳：作为一种人文思想形态，文学理应是时代的弄潮儿。儿童文学服务于儿童的精神成长，致力于培养“未来人”，更应当具有先锋性与洞察力，塑造思潮，直面现实，勇于担当，捕捉先声，与新媒介融合并参与价值重塑。您觉得，这些特征是否也构成了“新儿童文学”的核心内涵呢？

　　陈  星：文学的确理应是时代的弄潮儿。在新的时代下，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时代性，甚至是超越时代性。应该能直面现实，去辨析思潮。对于孩子的爱护，不是温室，不是规避。让孩子，乃至成人都参与讨论，这才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达到的效果。

　　我对新儿童文学的定义中，有一条就是，要融入新的技术，新的媒介，让文学具有时代性、先锋性，这样可以更好地与读者互动，产生共鸣，从而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儿童文学中蕴含的教育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来实施教育功能，是与时代和社会脱节的表现。要通过适合时代节奏的方式来体现教育功能。教育本身也是以学习者掌握学习方法为目的的。所以文学中的教育也应是引起思考为主，而并非直接地说教。当然，新媒介的融合也只解决了传播和展现形式，关键还是内容本身。新媒介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流量。流量为王的商业模式，让新媒介传播的内容产生了偏转，很容易形成肤浅、随波逐流的现象。所以新儿童文学的内核之中，重要的还是内容的时代性和多样性。

　　李利芳：您是否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已经进入一个需要由理论重新审视、重新理解的阶段呢？一般来说，文学奖不仅是一种评价机制，也会在无形中形成某种导向。您如何看待“新儿童文学理论奖”可能产生的这种引导作用呢？如果奖项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那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引导固化成某种规范，从而影响儿童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呢？

　　陈  星：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不能停止的学术活动。一旦理论研究停止了，那么意味着文学评论的停止，这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发展。文学奖，本身是为了鼓励作者创作出好的作品。但现实中，往往一个奖项会决定作者的前途。不能因获奖，而去全面肯定一个作者及他所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它与生活经历和时运密切相关，也与社会观、人伦观等直接呼应。比如《百年孤独》，它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未必是读者能懂的，或能接受的。再比如“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第一届是一本诗歌作品获奖，第二届和第三届就有大量的类似作品投稿参赛。所以我不希望奖项具有作品的导向性。奖项的导向性应该是宏观的。所以“新儿童文学理论奖”的导向性是要向国内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表明，有一个平台在为他们加油，在幕后支持他们，为他们的创新研究提供支持。

　　理论奖这个平台，不仅要评比论文，更要为论文提供展现的机会，同时还要为青年学者提供课题支持。这里还涉及评审团队。任何一个奖项的水平，都与评审密切相关。所以希望理论奖的评审团队具有前瞻性、包容性和公正性。评审需要抛弃自我，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认真评审每一份作品，去保护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心中的那点烛光。

　　李利芳：在我们对“新儿童文学”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儿童文学更强调“儿童”还是“文学”？在今天的语境中，您对这种关系是否有新的理解？

　　陈  星：我认为儿童文学首先还是文学，只不过作品中涉及的对象以孩子为主，用贴近孩子的形式来描述孩子的生活等。文学，本身不仅是描述，它还具有教育、探讨的功能。好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鸣性。何以共鸣？无非是作品的内涵触动了读者。读者被触动，或是因为相似的经历，或是因为被作品中的人物打动，或是因为作品的异象性。

　　“新儿童文学”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它只是希望通过在文学中引入新鲜血液，鼓励作品更加贴近现实，鼓励作品更有思想深度，鼓励成人与儿童的互动，从这几个方面来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说“童心论”的不完善，就在于没有关注儿童对成人的影响。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在鼓励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的前提下，这点应该得到重视。

　　儿童对成人的影响，这也应该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永远是互动的，是利益纠结的。

　　李利芳：“陈奖”一直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那么在您看来，“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会如何从中国经验出发，形成理论资源并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呢？

　　陈  星：“陈奖”虽然曾是国际性的奖项，但是我个人认为评审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国际性和专业性。“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首先要规避的就是“认亲”，要求评审者具备开放的学术视野、包容的学术胸襟，以及敢于自我否定的学术勇气。理论作品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其学术影响力：是否被学界广泛引用、引用率如何、能否在理论界与创作界形成真正的学术共鸣。我们应该适时地推荐获奖的论文到国际论坛上宣讲，同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允许国外研究者提交作品。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也在考虑筹建作品线上展示平台。借助新的技术力量，可以让作品传播得更快，更远。

　　李利芳：近年来“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平台”持续推进的高校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横向课题逐渐形成了一个儿童文学研究网络。从长远来看，您最希望“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说，您是否还有其他想法来支撑儿童文学理论新人的培养呢？

　　陈  星：“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只是中国儿童文学界里的一朵很小的浪花，力量不大。借助中国儿童文学“海洋”的力量，希望这朵浪花能高高跃起，让众人看到它的与众不同，体会到它的力量。

　　谈不上改变，只能说尽力支持文学理论研究，尽力给青年学者一个新的选择。由于资金的限制，这个平台目前只能支持有限的横向课题。基金会也在想办法突破这个限制，让理论奖这个平台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时，理论平台也需要和大学、出版社等相关单位、组织一起，共同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那些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做研究的学者提供必要的支持。

　　对于理论新人的培养，除了课题研究，还要尽可能地让新人参与作品的评审，给他们提供实践机会，拿到一手数据，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基金会今后会有序地组织相关人员逐步参与到相关的作品评审和评论活动中，也可以发起对陈奖或其他奖项作品的评论活动。

　　李利芳：通过与您的对谈，我对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使命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为高校科研工作者，能够为“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的组织实施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期待在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出版社、高校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把“陈伯吹新儿童文学理论奖”办出特色，办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