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以“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为主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内容横跨古今，融汇中西，不仅涵盖了传统文学论题的新探新解，还着重探讨了古代文论如何古为今用，以及跨学科与中西互鉴的多元化视角。论坛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致力于挖掘其现代价值，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共同探寻中国文论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传统文学论题：新方法探赜索隐，新角度阐微扬幽

　　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深入立足并挖掘中国本土文论资源，对传统命题进行创新性探索与阐释，不仅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与会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广泛而深入，既涵盖文学理论史的宏观趋势与整体脉络，又细致探讨关键阶段的演变与特定理论流派，同时不乏对具体文学作品或现象的微观个案分析，展现了多维度的学术探索与贡献。

　　从文艺发生的本源探讨到创作体验的细腻描绘，从文学批评的多维视角到文学体裁的演变发展，无不体现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丰富与深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心说”认为文学源于心灵的感应并影响文艺构思，其丰富思想构建了古代文艺发生学的观念体系，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武汉大学文学院袁劲副教授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搁笔”现象，认为其作为书写体验的重要部分，被文人广泛关注并阐发于创作、鉴赏及批评中，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典型。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朱供罗教授指出《周易》不仅为中国古代文论提供哲学基础，还深刻影响了文论教学，有助于研究者以本土视角解读文学，从而避免西方理论局限。河北大学文学院胡海教授梳理了“小说”与“说部”概念的发展及合流历程，并剖析了其经史化的内在理路与依据。河北大学文学院杨青芝副教授将“熏浸刺提”与“兴观群怨”进行对照阐释，分析了其在情志理及功用上的异同，揭示小说在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间的特殊价值与功效，勾连起小说与诗教的相通之处。武汉大学文学院吴煌坤博士认为中国文论自有“因书立功”的范式观念，该观念基于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以经典为中心，通过兼性阐释方式在文论史上发挥长久功用，为中国文论范式研究提供了本土化学术根柢和学理依据。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刘源博士认为“文成俳优”观念虽遭遮蔽，但该观念反映文人身份焦虑，其历史演变可与"文以载道"对比，为理解古代文风、知识分子类型及古文运动深层变革提供了视角。

　　在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脉络时，学者们往往通过聚焦某一特定阶段或微观个案，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审美的独特风貌与理论发展的深刻轨迹。扬州大学文学院孙盼盼老师对汉魏六朝“以神为美”审美范式的剖析，不仅揭示了汉魏六朝对于艺术超越性追求的共识，也为理解后世美学观念奠定了基础。紧接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彭国忠教授聚焦北宋时的平淡批评，认为北宋平淡批评与科举改革同步，兼及文品与人品，精准地将科举改革与文学风格转变相联系，展现了社会变迁对文学风尚的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寅教授以诗美概念的阐释为中心，分析了“老”“清”“厚”“境”等美学范畴的阐释，不仅丰富了明清诗学的理论内涵，也强调了理论化进程与观念史研究对于填补诗学史空白的重要性。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汪群红教授认为中晚明文学工夫论融合了传统、朱熹、王学、禅宗及孟子等多种思想，涵盖文体规范、心性修炼及身心锻炼等方面，对文学创作观念产生深远影响，为重构明代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在个案研究方面，河北大学文学院周小艳教授精要剖析了吴汝纶“文气”说的内涵与外延，深化了对古典文论核心概念的理解。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梅玲副教授以“峥嵘”与“空洞”为镜，映照出黄庭坚心胸之广阔与诗境之深远，拓展了唐宋诗研究的视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吴潜之对辛弃疾艳词进行探讨，分析了作者私人化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的交织，为理解辛弃疾及其作品增添了新的维度。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学洋老师则聚焦于晚清民国词学转型，通过对柳永翻案论的细致考察，揭示了词学演进中的复杂面向与思想变迁。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王盈科博士认为姚际恒通过“以文论经”的实践，展现了“文本于经”与“六经皆文”的古代文论议题，为我们理解古人的“文”“经”关系提供了具体案例与视角。转向现代学术视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远老师讨论了鲁迅如何在矛盾心态中构建了“力”思想体系，并以此为动力批判现实、憧憬未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特的存在。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建华教授对《雪山大地》里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挖掘，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多元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文学与文化认同的理解。

　　《文心雕龙》这一文章奥府是古代文论绕不开的经典议题。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建中教授分析了《文心雕龙》篇名中的动词如何呈现话义内涵、实施语用意图及建构话语体系，指出其兼性特征为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话语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中胜教授认为子学作为中华文化最富创造力的部分，其深邃的理论视野和思辨精神对中国古代学问、哲学、文学及《文心雕龙》的文化品格、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暨南大学文学院闫月珍教授从高翔、藻耀、入感三个角度切入，指出在《文心雕龙》的修辞体系中，动物行为、外观及形象分别被用来描绘文本风格、修辞文采及作为作者经验内容融入文学作品，体现出中古时期的动物审美观念，丰富了文论批评的表现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诚祯副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夸饰》中的“摹极写真”说，通过“写貌”、“写气”到“写真”逐级递进的描写途径，展现了艺术创作从形似到神似的追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形神、现实与艺术关系等深刻问题。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詹文伟老师探讨了身体隐喻在文章生命力、思维生成机制、诗性意义及当代批评方式中的多方面应用与价值，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思维机制及诗性意义提供了新的路径。

　　二、中国文论发展：活古化今，继往开来

　　在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现代转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挖掘并激活古代文论的智慧，以之回应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成为众多学者共同探索的课题。与会学者们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承、现代大学的角色、古代文论的多维探索到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活力与潜力。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周平远教授认为毛泽东1936年的“两个发扬”论通过整合苏区与左翼文艺，为延安文艺设定目标，促进了革命文艺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并为后续文艺理论与政策提供了原创性理论范式，成为古田会议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间的重要桥梁。河南大学文学院关爱和教授将目光转向中国现代大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大学通过传承与创新思想、学术及人才培养，推动新旧知识体系转换，成为国家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党圣元教授则深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肌理，提出了多维度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包括中国式文学阐释学的重构、跨学科综合研究（文论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的推进、经典化路径的探索，以及如何将文献学研究成果有效融入文论史研究等关键议题，为传统文论研究开辟了多维路径，促进了中国文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金波教授以“反”与“通”为方法论，巧妙融合学术精神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学术伦理，探索了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等复杂议题时，如何通过传统坚守与文明转化等策略，为解决现实问题、构建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教授认为从“断着讲”、“照着讲”到“睽着讲”、“接着讲”，中国文论的发展体现了从维护传统到现代创新的转变，而今学人应致力于古今接续、活古化今，利用古代智慧转化现代文论，以适应转型社会的需求，并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暨南大学文学院蒋述卓教授认为传统文论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需在新时代通过守正创新，融合古今中西，焕发当代活力，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以独特的人文价值、原创理论、艺术生命观及审美标准，回应新时代文化使命。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高建平教授探讨了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并阐明了“文学原理”与“文学理论”的区别，同时指出文学理论需植根于文学实践，并提出了中国文论发展的三大策略：拿来主义、实践检验与自主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子林教授结合当代述学文体的创构，认为中国文论传统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重视“尊体”“辨体”，现代学人应融合中西文体，重建汉语思维，以激活文化基因，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互补与平衡。山西大学文学院郑伟教授认为“五四”后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现代性转化，在此过程中，现代阐释成为主流，不仅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动态发现式转变，还促进了理论建构向文化土壤回归，而这一转变的目标正是为了寻求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独立阐释学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赵厚均教授探讨了从山水美学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向“美丽中国”现代理念的转化路径，细致剖析了传统文论资源如何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焕发新生。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明飞龙教授聚焦于李健吾先生的文艺理论与传统文论的交汇点，深入研究了李健吾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新诠释与转化传统文论，展现了传统文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许丽副教授通过闻一多对《诗经》的现代阐释，展现了西学视角与传统经典的对话，强调了传统文学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的生命力与创新性。

　　建设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其核心在于对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创造性传承与当代诠释。各位专家或从理论高度审视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或从实践层面探索其现代转换的路径；既有对宏观历史脉络的梳理，也有对微观个案的细致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文论研究的内涵，也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指导。

　　三、跨学科视野交融：多元视角并进，中西互鉴共研

　　本次论坛不仅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沃土，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入了跨学科研究方法和中西互鉴的视角，为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参考。在早期华夏文明中，诗、乐、舞三者紧密交织，共构为同源异构的艺术综合体，承载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使命与审美表达。《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乐记》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深刻揭示了古代诗歌与音乐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紧密关系，体现了“诗以言志，乐以和情”的古典美学理念。上海音乐学院杨赛教授指出庄子发展了老子的音乐美学，提出“天乐”论，批判儒墨两家，构建道家音乐理论体系，强调自然和谐与内圣自适，对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有深远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张金梅教授从“长言”“嗟歎”“永歌”之辨说起，讨论了“嗟歎”在诗乐中的不同作用、诗乐各自的功能与特质、以及孔颖达对诗乐异同的阐释，强调了诗乐在创作过程中的紧密联系与早期诗乐一体的文化特征。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李波副教授对“季札观乐”进行再解读，认为该经典作品的批评过程凸显音声、舞容的政治化评价功能，削弱了艺术批评特性，为文学批评的潜在发展提供了空间，为理解先秦时期文艺批评的特色与转型提供了新视角。

　　推进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除却对古代文论进行跨学科的多维诠释与建构，中西融通、西为中用的策略同样关键，与会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流，旨在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融合创新，为中国文论开辟出既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又具备国际视野的新路径与新可能。扬州大学文学院姚文放教授通过对比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与王艮的“尊身论”，深入阐述了中国古代身体美学对舒斯特曼理论的支撑与超越，强调王艮“尊身论”的思辨性、分析性与系统性，凸显了中国文论深厚的理论底蕴与内在逻辑。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樊宝英教授借助朱利安的美学研究，对比中西古代美学的异同，既揭示了中国形式美学的独特魅力，也直面其在现代转型中的挑战，呼吁通过国际视野反思自身哲学的局限，促进中国美学智慧的全球传播与对话。南昌大学艺术学院何世剑教授深入比较并融合中西方生态美学思想，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关系论四个维度出发，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关系紧张及心理失衡等问题，构建和谐、可持续的理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刘亚斌副教授认为叶维廉诗学传统山水论的最高境界融合了禅宗三境界说，从原初性的自然感知到心智化的解析，最终达至即物即真、山水即道的感悟，同时强调跨文化、跨历史与跨媒介的多维视角。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谢春平副教授对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的立场问题展开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接受、阐释与影响，为理解文化输出与接受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与会学者们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综合诠释策略、中西文论之间的深度对话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积极开辟中国文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过程中，不仅深刻挖掘了古代文论的内在价值，还推动了中国文论在全球语境下的传播与对话，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当代生命力。

　　本次“中国文论的‘双创’实践”论坛不仅重新审视了古代文论的精髓，还将其置于现代语境与中西对话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为解读中国文学、中国文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支持。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当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方面，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论的独特性与本土性，避免被西方理论所同化或边缘化，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推动中国文论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方向。

　　观古宜鉴今，温故而知新。在追寻中国文论“双创”的征途上，我们应当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文化精神，不断发掘其现代价值，构建富有生机的文化事业。同时，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应积极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致力于将中国文论推向世界舞台，通过交流与对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眼光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共同推动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钟诗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