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早期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主要以译介为主，代表学者有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陆丙甫、上海大学研究生部原调研员余志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家煊等，代表的译作有《语言地理类型学》《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等。进入 21 世纪，语言类型学研究高速发展，呈现出多角度全方面发展的态势，在各个领域都有更为细致深入的描写和研究。据知网记载，从2001年至今，语言类型学相关文献有600多篇。从理论研究来看，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所长郑述谱、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金立鑫等比较关注语言类型学中语言理论的引入以及国际语言类型学发展的新动向，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曹聪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刘丹青等人则注重在对语言类型学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语言类型学对我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呈现出全方面发展态势

　　语言类型学发展至今，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该领域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牛津类型学手册》和《语言学理论研究丛书》。相关学者在开展跨语言的研究和合作时，不仅围绕着语言类型学的现象问题，还深入到语言类型学现象背后的本质。北京语言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福祥认为，从国际上来看，现代语言类型学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节点。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出版以后，语言类型学研究在范式上有一个重大转型。即从主要关注语言结构的普遍特征和变异类型，聚焦于人类语言中“什么特征是可能的—不可能的”到关注人类语言的“什么特征—在哪里—为什么”。也就是说，人们从更加关注语言的相似性转到更加关注其多样性，尤其是聚焦于语言类型学上的一些重要特征在世界语言中的地理分布模式及其历时动因。

　　对此，刘丹青则认为，近些年，国际语言学界对语言类型学的一些基底概念如语言共性、语种差异等进行了反思和理论升华，并提出了比较概念和描写范畴的区别等理论。另外，语言类型学在研究实践中特别注重吸收最新研究方法，如近年来，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兴起的一种描写工具——语义地图，尝试采用大数据等方法，使得跨语言研究中涉及到的功能和形式上的差异得以更精准、清楚地展现，从而有效推动人类对语言共性的研究。

　　从国内语言类型学发展来说，其最大进展是语言类型学已经逐渐从冷学成为显学。刘丹青表示，从国家级科研立项到成果产出，语言类型学都已备受关注，语言学各学科中越来越多学者引进了类型学的跨语言视角，用语言共性作为论证依据。另外，在语言类型学成果中，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创新，如语言库藏类型学的创设，语言地理类型学的深化，又有类型学基础建设性的成果，如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参考语法丛书、民族语言语法文本标注丛书等。

　　“从总体上看，目前，语言类型学趋向研究对象的区域化、各研究对象范畴内部的细腻化多维参数及其相关性，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趋向定量算法和对计算结果的可视化。尤其是，随着区域类型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特定区域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以及个别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得到语言类型学者的高度关注。”金立鑫具体阐释道，最近国际类型学权威刊物《Linguistic Typology》（《语言类型学》）发表的很多论文都以区域类型学为主要内容。如一些论文研究了泰语以及其他东南亚语言中的量词、汉语中的阿尔泰化和台语(Daic)化、温州方言的运动事件词汇化、阿巴扎语中的疑问动词、巴布亚语言中的Mian语中的名词形式等。Pui Yiu Szeto等（2018）则用定量化方法研究了汉语42个汉语方言点的南北分界，揭示了语言接触对各种汉语方言类型学特征的影响。

　　加强‎语言共性‎的认知

　　虽然，这些年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已成为当今语言学界研究的新兴学科，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语言学界也对语言类型学越来越关注，相关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和国外的语言类型学研究相比，我国对语言类型学关注力度还不够大，研究也相对滞后。

　　跨语言的视角是语言类型学的立身之本，只有加强对普通语言学的重视，语言类型学才能有丰沃的发展土壤。刘丹青提出，语言学至今未被确立为一级学科，这严重束缚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而语言类型学也因此受很大影响。语言学被分散在中文、民族语文和外文三大块中，缺乏统一的学科架构，影响了语言学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有些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者缺乏对人类语言的总体关注，以研究所在学科的语种为最高目标，较少关注参与国际上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讨论。这不仅阻碍了语言类型学自身的发展，还影响到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发声。

　　目前，国内语言类型学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只是贴上“语言类型学”的标签，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尽管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一定要进行跨语言比较，但是跨语言比较并不一定就是语言类型学。吴福祥提出，有些学者只是简单地将跨语言比较等同于语言类型学研究，以研究中引用一、两个其他语言的例证来做语言类型学研究。从而忽略了语言类型学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框架，它有一套复杂精细的技术方法和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所以如果要正确、规范地进行语言类型学研究，就必须认真地研读语言类型学的一些经典文献，在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等方面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训练。 

　　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个困难是某些工具性术语缺乏操作性定义，这种现象增加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难度。金立鑫举例解释到，时体类型学中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术语“perfect”，汉语通常翻译为“完成体”，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个术语“perfective”，汉语通常翻译为“完整体”。这两个术语在国内很多文献中缺乏操作性。众所周知，操作性定义的好处是界限明确，可以重复，可以验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文献只用内涵性定义而不采用操作性定义（如事件时间E、参照时间R和说话时间S的相对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概念的外延很不清晰，某学者所说的完成体或完整体与另一个学者所说的同样的术语可能完全不同或外延有较大的交叉。

　　重视语言之间的差异

　　面对语言类型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挑战，语言类型学的学者应具有更强的国际意识，以中国境内语言乃至亚洲语言研究的优秀成果积极参与跨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2011年，刘丹青结合类型学和我国语言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类型学的分支——语言库藏类型学。语言库藏类型学在以跨语言比较为基础、关注语言共性的同时，更加关心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复杂关系，尤其注重语言库藏和语义范畴的双向制约、关注形式手段对语义范畴的制约。这一原创理论对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汉语和中国境内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刘丹青强调，语言类型学未来要想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就必须强化语言类型学研究者的普通语言学意识，在研究中国语言的同时，也要关注人类语言的本质和特性，了解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其他分支的语言研究者应在研究具体语种时，注意参照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大背景，产出更多为普通语言学不可忽略的成果，并从各方面增强中国语言学的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语言类型学的基础建设，包括大规模跨语言跨方言的可比性语料库、参考语法、文本标注等。

　　语言类型学应该继续朝着寻求人类语言普遍共性的总体目标掘进，更重视语言之间的差异。金立鑫认为，在语言类型学看来，类型的不同是共性参数导致的。例如宾语总是靠近动词，这是普遍共性，但宾语是处在动词前还是处在动词后，这个参数构成两个对立的不同语言类型，而且这一类型差异直接影响了这两种不同类型语言内部的一系列对立。而未来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将继续在以往未被我们注意到的各种语言的描写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在语言内部各种功能范畴及其表现形式方面的描写也会有更多成果。

　　近几十来，语言类型学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已经得到了迅猛发展。语言类型学涉及的研究范围不仅更为细致、深广，研究方法日益灵活，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对语言的动因和机制的综合考察。语言类型学只有固牢其基础建设、重视语言之间的差异、加强‎语言共性‎的研究，才能使中国的语言类型学有更加坚实的材料基础，从而不断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孙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