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已逾百年。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对中国文论话语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嬗变，继续推动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话语的建设，是当前文艺学学者的重要历史任务。6月30日至7月2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就“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分析”这一话题于珠海举办了学术研讨会。

　　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表示，研究中国文论的新型话语构型是文艺学在新时代进行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自觉继承和发扬黄药眠先生与童庆炳先生的思想遗产，通过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状况分析来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姚建彬认为，本次会议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特征，中国文论应在新时代致力于展现中西文化的深度结合，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高建平表示，文论体系关系受到语词分析和课程教学的两方面驱动，“话语”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的文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面向，关系到当下的理论实践，多方面吸收我们所能获取的资源，从而彰显理论的现代性，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需要梳理外国理论话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追溯了术语“Poesie”的历史含义，对于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Poesie”并非是学界通行多年的“诗”，而是指“文学”，亦可引申为“诗意”和“诗性”。尽量还原关键概念的本来面目，有助于为思想史上的关键术语进行纠偏，使问题的讨论尽可能地聚焦于共同的基点，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能够真正切中肯綮。

　　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关键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即对前辈学人童庆炳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整理，童庆炳先生对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抢救性地整理、发掘与童庆炳先生有关的口述史是一份迫在眉睫的工作，对建设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生成性活动有其历史性；同时文艺批评有其明确的实践指向，又有其功能性。基于此，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院长王德胜教授认为，文艺批评深层的本体规定性要求它基于主体批评实践的前提下，在内置建构意图的情境性展开中形成其“批评的理性”，这是文艺批评的本体问题。

　　对于“理论”本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教授张跣认为，理论并不一定总是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因“片面”而有“深刻”的可能。坚持对理论的兴趣，保持理论的假定性特征，才能开启理论对文本与世界理解的可能。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影视系教授郑国庆思考了新兴理论与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话语的关系。他梳理了1980年代文艺心理学“向内转”的繁荣动因。近年来，西方文论界的“情动理论”跃出了“主体”的域限，它区别于主体的观念化情感，关联着他者、语言、物质、生态等理论系统，为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中国现实主义的当代探析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认为，相比于古代文论取得的成就，现当代文论尚未真正实现其影响力。他梳理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区分了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并以莫言的新作《鳄鱼》为例，指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真”、“幻”思想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影响深远，因此梳理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不能忽视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因子。

　　在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代迅指出，在对“现实”的看法上，别林斯基认为现实生活有遮蔽“本质”的嫌疑，而艺术能够直达现实的本质，因此艺术高于现实生活而直接“复制现实”。还原别林斯基的原始观点，并不一味附和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等有明显理论弱点的判断，这对我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健康发展是有益处的。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坤认为，目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已经与过去不同，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论也应该随之作出调整，研究其中对当下和未来的崭新关切。

　　对中国当代文论场域中的审美话语进行分析也是本次大会的重点之一。广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表达了对“躺平”的关注。他批评了当前学界尤其是在“躺平”问题上对罗萨理论的滥用，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加速理论”所产生的理论土壤并不相同，因此随意挪用罗萨抑或其他西方学者的理论话语对中国本土文化现象进行批评，是一种不严谨的理论行为。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日，“生态”无疑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表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本土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良性互动，体现了中国当代理论话语对世界生态批评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是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对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化研究话语进行了分析，梳理了文化研究经验性理论的起源，讨论了文化研究的经验视角的方法论意义，指出中国语境化之下的大众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资源与理论张力，故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完全有希望发展成为不同于西方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

　　中外文论的跨文化沟通是百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也将是数字媒体时代的新常态。新媒体视域下，传统主体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尤其以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者的生命理论为代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周小仪表示，在“强调行动主体的阶级层面，结合意图、目标和介入这三项分析哲学元素”的背景下，对我国人文主义主体性及其话语模式展开讨论是必要的。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陆道夫认为，一方面，英译中国文论有进入外国高校课堂的可能；另一方面，增强海外学者对中国文论阐释的再阐释，中国文论的理论空间也就有了得到扩展的机会。学者们或可通过“以译带释，以释促译，译释并举”的措施，提升中国文论在西方话语场域中的影响力。

　　工具书往往是不同文化彼此交流的便捷桥梁，《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就是一套国外专门介绍中国文学史的工具书。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松指出，该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读物，而是通过问题与关键词进行勾连、不进行“主流”与“非主流”这样的价值评判，这使得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文学内容得到了展现，展示了中西文化对话之下的多元思维模式，为我们进行跨文化阐释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冯学勤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出发，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者罗萨的“对角线共鸣轴”理论。与罗萨一样，朱光潜的美学也具有德国浪漫主义背景，在他对“共鸣”的思考中，可以见出他与罗萨在多方面的一致性，尤其是朱光潜的“情趣”与罗萨的“情感”可以相映成趣。从中西的比较之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自身的美学传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激活。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文解读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启蒙”概念，认为“启蒙”与西方民族的数理逻辑观念有关，看似是外部自然化身的“神话”实际上产生自主体的内部理性，人类通过原始神话“照亮”了自己周身，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的驯服与占有。经由对“启蒙”的探讨，赵文教授反思了德勒兹与本雅明艺术史上“叙事性瓦解”的著名现代性问题。

　　中国古典文论对中国文论学科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即使是现在常用的“关键词”与“范式”等术语，在古典文论中也有其源头。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建中就此探讨了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认为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学谱系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即使没有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一书的译介，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也本就是一种关键词研究方法。这种范式之中也包括关键词研究的主体（何人）、语境（于何）、方式（如何）、观念（为何）等详细法门，体现了古典文论中关键词研究范式的科学性。

　　同样，一些关键概念也贯穿了古代、现代、当代与西方文论，对其进行知识史式的正本清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爱斌着眼于“文体”概念，指出由于日本近代文体观念、西方文类学和语体学的双重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之内涵发生了漂移。“文体”除了表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外，同时又有了对应于西方“style”一词的语言层面上的含义。而当经历过白话文草创阶段后，“文体”又有了体现作者个人风格的指向。中国现代文体观念的演变，也潜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迭。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表示，中国文论目前事实上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大系统，而彼此之间只有少数概念可以通约。两套文论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只有将概念与范畴两相融会，才能取长补短、适应当下的批评。这需要学者们加强对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现代阐释，有所取舍地借鉴西方文论，促进中西文论概念与范畴的彼此互释，最终实现中西文论融会贯通的美美与共。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闫月珍以“手”为线索，讨论了中国古代的“技”论。道家与儒家均有着与“技”有关的思考，虽然两者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在最终的交织中共同趋向最高的超越境界。心代表了身体的最高等级，而同时身与器互相纠缠、心与物浑然一体、心与手亦紧密相连，因此以“手”为出发点的“技”，其朝向的则总是“道”。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之作，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刘涵之就《文心雕龙》的《知音》篇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中西文论彼此之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他以《文心雕龙》为例，基于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试图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找到双方可以通约的路径、找到一种文化差异性之外的文化兼性，进而追求一种理论的跨文化的普遍性。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