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有目共睹。但从当代性的要求看，犹有未足，从整体而言，还存在短板。“中国文论失语症”“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余音时时萦绕。这些话语不仅凸显了古今割裂，也放大了对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讲，建设自己的文论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学派，就不是外在的目标。中国文论学科的建设，应立基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立基于我们自身的需要，立基于新时代的要求。20世纪初章太炎也有“依自不依他”的说法，讲的也是这意思。中国知识和学术确实必须设身处地，长在既世界的又在地的土壤里，找到自己的感觉、问题和方向。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一度将教材建设作为学术和话语内外联动的环节，以此推求“中国自己的文艺学”。这是寻找中国自身道路的探索，其成就和问题当然还可研究，但是其间建制的志气和诚意至今可感。这一轮人文学科的知识建构，主要通过抓教材建设来进行。新时代的知识建构，已是更庞大和体系化的事业，包括学科、学术、话语和教材四端，显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讨论中国文论及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求对学术的系统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有充分的认识。现代学科所谓的“科”其实意味着经界和分割，“discipline”一词的本义即在于通过学问的专业分工形成纪律和惯习，推进效率，释放潜能，最终回馈社会。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学科，以及中国文论的各方向，正是基于古今学术承传与精进、诸种话语的融通和回归以及更为规范化的课程、教材、学刊和学会等多方面展开的。

　　时至今日，讨论中国文论的学科建设，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理解学科、学术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反思学科分工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文论在学科建设、学术精进、沟通普及方面，暴露出机械分工、僵化自治等问题。大到人文学科文、史、哲三分，中到中文学科内语言与文学两分，小到文论内部也有文学理论、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乃至文艺美学等方向或领域，西方的几何学式的人为分割，使得学科分工日益固化，各学科自行其是，再加上盲目跟风“大、洋、古”，痼疾甚多。这对人文学科和中国文论的建设，尤其是“三大体系”建设，颇多窒碍。缺乏学科沟通和文论融贯，过度强调分工、圈子、领域，甚至出现学术鄙视链，这些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在中文立科时即已存在。早在1904年清末学制改革，《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立科建制时，“研究法”上即有按语，如“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之类。文学研究只能“论其文”，而不要讨论“其学术”，文学性虚无所用，而国家着意追求“实用之文学”。这些话语反映出彼时按西方模式规划中国文化的僵硬和强制。如今看来，学科分工颇多问题，其证明或证谬都值得再斟酌。

　　四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在大体上形成“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分的格局，划疆分界得近乎机械。这种各自为政的布局与20世纪80年代学人对韦勒克的接受有关。为显现文学作为艺术的专业本位，韦勒克极力抨击“把艺术和诗的概念撕得粉碎”的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而推尊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和评价。其《文学理论》竭力演证历时/共时、普遍/个别的逻辑区分，突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分界，从整体上谋求“建立一种文学理论、一套原则体系和一个价值理论”。这种划分和演证，虽契合数百年来学科分工建制的趋势，但存在着西方二元对立和形而上学的弊病。

　　20世纪中国文学历经百年演变，文学学术也数度转型重塑，文化和文学经受革命洗礼和诸多淬炼，执着于学科分工，将文学从社会、历史和文化中分割开来，其现实性必然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在其内部又进一步迭相分割。应如本雅明所言，“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只有在此意义上，从文学史到整体人文学术才能突破分工自限，追求整体性与现实性，形成学术和话语的生命力、影响力。

　　当然，推进中国文论学科建设，助力学科和方向之间的融通兼摄、活化生长，其实都是具体而细致的工作。比如，文论研究需要突破从理论到理论、纯粹梳理介绍古代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要加强语文考究、专题研究和历史阐释，重视对现实的回应。再如，文论研究的取样和视野，要有沟通古今中外的意识，兼摄传统经典和当代作品，涵蕴在地个案与世界背景。又如，文论学科要勇于通俗化，做好普及工作，冲破专业分工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学科、学术和话语的活动与成果真正做到雅俗共赏。一句话——摄群个，兼古今，会中外，通雅俗。

　　最后回到中国文论学科的内容重心和生长点问题，重心是明确的，即接通古今中外而汇通于当代。经过百年沉浮，中国文论的根本原则、学术内核和方向感比较清晰，即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经验所树立的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范式，由文艺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和文艺特殊方式论所主导的基本观念，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和人民美学。明乎此，学科建设才可以克服盲目的“大、洋、古”和分工不合理等问题。学科的新兴生长点，都必须基于当代生产生活和文学活动，需注意三个方面：其一，语文媒信维度。当代文学的媒介、阅读和信息技术非常突出，变革迅猛，只有通过语文媒信这些共同共通的信道，才能真正把握到文学的历史感、物质性和现实性。其二，文学情写取向。长期以来，文论研究往往偏重传统、单维、线性和理性，而对文学作品的情感、兴动、书写、时空等还缺乏研究，文学的共情维度必须通过集体创作、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得以深化。其三，共同文化向度。当代世界文化争斗频仍，中国文论研究应该注重共同文化和共同体建设，以此深化文化交相互进，提升文学和文化的纵深幽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这三方面或可作为中国文论学科建设的生长点，不能回避，也不简单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