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批评”是数字人文批评的一种形式，它以流量、数据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流量就是美”“流量即人民意志”等似是而非的观念。数字时代的文艺欣赏、评论大多带有这种性质，这意味着一个以流量为标尺的批评时代已经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文艺批评问题。

　　流量≠美

　　在流量主义者看来，传统的审美经验不过是一种过时的生化算法，而“流量批评”代表的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的电子算法，其目标正是要“打破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流量批评”的评价标准不是看作品创造了什么样的审美体验，而是看它带来了多少流量。那么，文艺作品中的情感和审美价值可以通过流量分析而得到更好的阐释吗？显然不能。以流量为指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能被机械地移植到文艺批评和审美活动中，健康的审美趣味绝不是以人数多寡为标准，而是体现在心灵的开放性、情感的丰富性上，人气高不代表审美价值高。“流量批评”的本质是资本和权力的合谋，它是资本操纵大众审美的利器。以流量为基础的文艺批评追求的不是审美和心灵的升华，而是无脑的跟风、从众，批评主体以用户和虚体进入完全被“资本+权力”支配的数字平台虚拟世界之中，虚拟世界的法则早已按照金融、利润的规则制定，任何一个进入这个界面的主体只能唯唯诺诺地踽踽而行。在此意义上，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资本、权力和关系成了批评的尺度，成为审美的唯一标准。

　　爽≠美

　　流量的对象往往具有视觉化、片段化、娱乐化等特征，它以吸引眼球、流量为主要目的，这使得很多人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对于他所批评的对象的真实目的和完整形态可能并不了解，他看到的只是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里呈现的那种状态、那种虚拟的存在。而我们常常不自觉、情不自禁地把它们当作全部的、真实的存在，这就使得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各类移动互联平台中，而把接触到的世界和文艺作品看作真实的、完整的世界和作品本身，从而丧失了真正的生活体验和审美兴趣。

　　流量驱使下的文艺创作往往流于视觉和感官的刺激，高流量的作品让人产生的体验就是爽，爽就是美。然而，美不是单纯的感官愉悦，刺激感官的形式常常过于单一和贫乏，难以激发更为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缺乏更为丰富、深厚的审美意涵和价值。甚至过度的感官刺激还会扼杀人的审美能力，“五色令人目盲”，导致批评主体感性中的审美敏锐感逐步丧失。传统的文艺批评注重的是审美欣赏和意义阐释，“流量批评”则是为了迎合市场和大众的需求，博眼球、求点击、吸流量的恶搞和娱乐化的点评之风盛行，情绪发泄多，系统而理性思考少，碎片化的“口水”多，真正的思想交锋少。而且，“流量批评”本身的专业素养、道德品质、审美能力难以得到保障，它关注的不是思想的逻辑和审美的“回甘”，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点击量。审美主体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数据流的一个终端，最终成为一个被动反应的信息接收器，媚俗的文艺作品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点击量，这使得“流量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平均主义，经典的文艺作品反而常常处于流量的末端，日益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流量批评”的“去经典化”并不是反经典、反价值，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批评的文艺功能和社会责任。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它不但要回应那些不仅对文艺创作、欣赏起不到应有的指导作用，而且还对大众的审美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文化思潮。文艺批评要发挥引领批评价值的作用，文艺批评家要打破流量“迷信”，“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自觉承担起将民众从流俗的和市场的偶像中拯救出来的责任。

　　大众≠人民

　　“流量批评”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就是认为流量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人民的价值、人民的选择。这里有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是“流量主体”以及网络大众是否能够代表人民？二是“流量”是否能够代表批评的公共性？

　　首先，将“流量主体”等同于人民就等于把“人民”的概念抽象化、批评主体虚无化。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人民”的概念内涵随着政治和时代的变化所指有所不同，有时指“劳动人民”“平民”“民众”，有时与“大众”“草根”等概念混为一谈，以至于不少人将“以人民为中心”等同于“以大众为中心”“以流量为中心”。“大众”概念来自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传统的大众（mass）概念是相对于精英（elite）而言的，是指孤立而从众的、均质而原子式的社会个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剔除了“大众”“平民”概念的抽象阶级性和普遍人性论，确立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人民”指的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并不等于“网络大众”“流量主体”，“人民”是具体的、历史的，指向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普遍性的群体，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价值性；而“流量主体”指向的是消解主体性、同质性、原子化的个体，以消费方式作为个人品位和阶层归属的象征。对每一个低头浏览手机或者在电脑前搜索信息的批评主体而言，其存在的意义仅仅只是一个移动智媒的终端、一个数字符号，这就使得“人民主体性”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貌似合理前提下的伪命题。

　　其次，媚俗是流量的密码。“流量主体”参与文艺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思考的深入、话题的丰富性，只是为了表达参与的意愿、个体的兴趣乃至引起他人的关注等。在文艺批评过程中，网络把很多价值观相近的“量子”联结在一起，彼此分享对公共事件或者文艺现象的观感，在一个小圈子里形成舆论氛围，产生批评共情，进而形成一个以文艺作品为中心的“忧郁的栖息者”群体。然而，“忧郁的栖息者”是以消解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连接为代价的，那些以“解构”历史、“重读”经典、哗众取宠的文艺批评，反而更容易获得点击和评论。这样的小圈子、小群体也很容易沦为一个个“信息茧房”，故步自封，形成错误的价值观，文艺批评中的人性、正义、伦理等公共性会被逐渐消解。

　　文艺批评的根本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文艺批评众声喧哗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坚守人民主体性的立场，警惕“流量批评”背后的资本逻辑，充分利用大数据的资源优势，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驶”算法、防止人民退化为被动的网络受众，进而在塑造人民的生活品位和道德情感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