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理论真的过去，或者该过去了吗？理论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只要有文艺创作就会有理论的不断诞生，因此，只有理论的过时，没有不产生理论的时代。

　　自说自话的小说批评

　　西方人在说到理论的终结时，我们很多人也会跟着“起哄”，殊不知，这正是到了我们总结和建构理论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对过去100多年的文学艺术实践做全面总结，更应该对当下和今后的艺术创作提出理论指导，而不是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伊格尔顿理论的两个重要话语背景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研究传统不正应该是我们文学艺术批评相关理论的基础吗？

　　其实，各民族间的文化发展大体都是相似的，小说批评也不例外。殷企平等人在《英国小说批评史》中，把英国小说批评分为萌芽时期、成熟时期、繁荣时期和反思创新时期，这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小说批评也曾经历从规模化、理论化到功利化和科学化的四个阶段，并先后出现了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到清中叶、戊戌变法前后和20世纪初期的四次勃兴。

　　说到英国小说批评家及其理论贡献，我们的外国文学学者特别是外国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倒背如流、如数家珍，从笛福、理查逊讲到菲尔丁，从小说的道德功能到詹姆斯、王尔德的理论贡献，从攀登美学阶梯的福斯特讲到福特、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再到劳伦斯和鲍温分别提出的“小说三要素”，从李维斯的反理论和克莫德的终极关怀，到默多克、威廉斯，再到布雷德伯利的小说诗学和洛奇的小说理论。

　　说到当代美国小说批评理论，我们一下子能想到很多，布恩的修辞性小说美学、普林斯与查特曼的结构主义叙述理论，希利斯·米勒的现象学批评与解构主义小说理论、肖沃尔特的女性主义小说理论、盖茨与贝克的黑人美学及其小说理论、詹明信与赛义德的文化研究和小说理论建构。

　　对我国的小说批评，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学者对其中的代表人物了若指掌，可以娓娓道来，从明代的李贽、焦闳、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凌蒙初等一大批人，数到金圣叹、毛宗岗、“天花藏主人”、张竹坡、脂砚斋、冯远村等，以及金丰、刘廷玑、蔡元放、“闲斋老人”、王希廉、哈斯宝等人，一口气能说出几十人。至于批评形式，则能从序跋、笔记等，一口气说到回评、凡例、读法、眉批、弁言、题辞、论赞、杂说、例言，等等。

　　平心而论，我们的外国小说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却知之甚少，反之，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对外国小说理论也是少有问津。我们迫切需要精通中外双语乃至多语文学文化、能够跨越中外小说沟壑的学者。打通中外，纵观古今，突破窠臼，挣脱藩篱，促进小说繁荣发展，实现小说多样性，这应该是小说批评当下和未来的责任。

　　心同此理的小说批评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把西方的《小说技巧》《小说面面观》《小说结构》三本书合成一本书，遂成了《小说美学经典三种》这本影响至今的小说美学译著。译者之一方土人先生在“译本”前言中说，三位作者“都是从西方小说发展史出发，就俄、法、英、美、德等国影响较大的一些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对小说艺术加以比较有系统的分析，也都是试图对小说艺术的特殊规律作出小说美学理论的初步概括”（珀·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这话说得非常精准，但同时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学者的关注重心和审美阈限。

　　珀·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实际上是为亨利·詹姆斯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他的《小说艺术》（The Art of Fiction）这篇著名论文所做的评论或注释。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公认的西方小说美学的奠基之作，提出了著名的“扁形”人物与“浑圆”人物之说，尽管他提出的“历史在发展，而艺术却岿然不动”的假设很快就遭到了像伍尔夫这样的名家的质疑。《小说结构》的作者埃德温·缪尔则重在探讨小说的各种样式及其规律，如把小说分为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以及纪实小说等。这三本书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问世，标志着西方小说美学的首次崛起。

　　西方小说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的压倒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影响之深远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小说批评历程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我国通俗小说批评，到明代中叶掀起了小说批评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初期至清中叶的小说批评，出现了不少小说批评大家。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典型化理论，虽然还没有出现“典型”一词，但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后人所说的典型化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写实理论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理论的特色，成为通俗小说批评第二次勃兴的显著标志。（参见朱振武、孙逊《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四次勃兴》）

　　这些小说批评活动发生在三五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中国，但我们无意做孰先孰后的比较，而是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活动，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可以相互沟通的，是可以互补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钱锺书的十六字说得好：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特别是小说美学研究同样是这个道理，本来就是一个应该互学互鉴的多样性共同体。但这些年来，有的学者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小说研究上筑起了一堵堵高墙。研究中国小说的，不研究外国小说；研究中国小说批评的，不研究外国小说批评；研究古代的，不研究现当代；反之亦然。当然，有些人有时想翻越这一堵堵高墙，这需要跨界、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能力。

　　可以说，实现区域与国别的跨越、民族与文化的跨越、语种与类型的跨越，构建文学研究共同体，实现各民族间的文明互鉴，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真正目的。

　　呼唤中国学派的小说批评

　　在物质生活已经相对充盈的当下，人们越发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深处的抚慰，需要在生活中实现对他人的认知和与他人的共鸣，需要找到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皈依，而小说恰恰能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当下的人们更需要阅读，更需要小说，更需要小说美学，否则，往近了说，《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也不可能畅销20年，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往远了说，四大名著和世界文学中的那么多经典也不可能穿越时空，曹雪芹和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也不可能跨洋过海，进入世界各地的寻常百姓家，成为无数人的难忘记忆。

　　正如前面所说，同许多西方经典文艺理论一样，《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也都是出自西人之手，描述西人创作经验和读者反应。这同时也暴露出其不足之处，即缺少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缺少东方经验和比较视域。这个短板正是今天的中国小说研究者们所应补充的，北京大学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让我们概览了中国小说美学的演变与中国小说美学大师们的细腻精微。学术界和文坛还需要更多有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又熟稔中外文学文化的专家学者在小说美学领域开疆拓土。

　　可以说，世界文学应该包括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不能没有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非洲的文学，也不能没有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的文学。的确，没有外国文学或者翻译文学，中国的现代特别是当代文学就绝不是现在这种表现形态或方式，但不等于说中国文学这些年来只是单向接受，对世界文学没有贡献。文化需要多样性，文明互鉴需要文学，也需要中国文学，我们呼唤中国学派，呼唤中国学者的责任和担当。当下，我们需要打破中外藩篱、实现古今融通、进行跨域结合，摆脱西方理论桎梏，实现话语自觉和理论自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批评和小说美学。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