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的发展流变，与现代期刊的传播倡导密切相关。 自1901年蔡元培将“美育”概念引入现代中国后，《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综合教育期刊就对其大力推介和探讨，着眼于“情感教育”，侧重其社会功能成为当时美育思潮的突出特征。五四运动之后，以两种《美育》期刊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期刊勃发繁荣，刊发了大量专业艺术类文章，推动了美育的实践转向，“艺术教育”基本成为美育的代名词。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建立，与美育相关的文章散见于《中学生》《文学杂志》等各类型期刊上，对前期思想做了综合深化，“人生的艺术化”成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理论命题。

　　关键词：现代期刊；现代美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人生的艺术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ZDA110）

　　作者简介：陆晓芳，1980年生，《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文学博士。

 

　　20世纪上半叶，出版业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期刊的创办、编辑和发行逐步呈现繁荣景象。作为思想言说的一种重要载体，期刊记录了时代思潮的演变轨迹，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发展流变，就与现代期刊的传播倡导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经历了从情感教育到艺术教育，再到人生艺术化的发展历程，仔细观察其与期刊的互动历史，我们能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在现代美育思想的传播中，20世纪初《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综合教育期刊着力宣扬推介；二三十年代随着艺术教育的兴起，以两种《美育》期刊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期刊成为宣传主力军；3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建立，除上述期刊之外，《中学生》《文学杂志》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其他类型期刊也宣传美育，对前期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综合深化。本文拟在这一脉络基础上，全面审视中国现代期刊与现代美育发展的互动关系，借古鉴今，以期为中国新时代美育与期刊的共同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1901年5月，中国最早的综合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在上海创刊，为半月刊，至1908年1月停刊，从未间断，共出版166号（期）。创办者及前期主编为罗振玉，自69号始改由王国维主编。

　　教育包含美育，这是王国维在编辑《教育世界》时特别重视强调的。为此，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在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1］。王国维早年曾对德国古典美学做过专门研究，席勒、康德等哲人将人之精神世界分为理智、意志与情感三个方面，并以求真、求善、求美作为对应的理念，科学、道德以及审美得以划分各自领域。王国维将其应用到教育领域上，强调只有智育、德育和美育三者完备的教育才能够在精神上培育完全的人，他着重指出：“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王国维指出，审美是无利害的、纯粹的精神状态，有迥异于理智和意志的作用；同时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又能促进情感完善，为理智与意志的发展助力。此论简明扼要，从美的本质角度揭示了审美活动的特征以及美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

　　为了使西方现代美育思想融入中国语境，王国维还试图将其与中国传统美育加以联系。他匿名发表了《孔子之美育主义》该文发表时未署名，据佛雏先生考订，为王国维所作。参见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先是引用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关于美的理论，更详尽地解释了美的无利害之特质，转而以这种理论来观照孔子以来的中国美育传统之变迁。他声称：“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2］文中引《论语》中谈诗、论乐的语句，说明孔子在诗歌和音乐等艺术门类上修养颇深；又称“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2］，引孔子与弟子言志独赞曾点的典故，说明孔子对自然之美亦有所领略并重视审美教育。然而，由孔子开创的中国美育却在后代迂儒“玩物丧志”的诋毁中逐渐衰退，导致现代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匮乏。王国维由此感慨：“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2］概而言之，为了推动美育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王国维可谓用心良苦：他不仅多次撰文阐述美育之价值、功用，而且考据圣人孔子言行以证明美育在中国古已有之。作为现代教育期刊的编辑者和教育家，王国维在中国现代美育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王国维之所以提倡美育，是因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3］23政治黑暗、教育落后，是晚清社会的典型特征，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许多国民的精神状态也陷入痛苦和空虚之中，以吸食鸦片作为麻痹自我的方式。很显然，这种自我麻痹是病态的、颓废的，说明人的情感世界出现了问题。“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3］24凡人皆有欲望，皆求快乐，于是嗜好由此产生，但嗜好有优劣之分，鸦片可以麻醉人的精神，使人获得暂时的快感，却无益于身心健康，唯有文艺的审美享受才能提升精神的境界，完善人格的养成。王国维在这里谈文艺、谈美育，就是将文艺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替代品，替代以鸦片为象征的一切低俗、有毒的趣味和嗜好，这既于国民自身素质提高有益，对政治的修明、社会的改良更是一剂良药。他说：“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3］24在这里，王国维将宗教与“美术”相并列，又对它们适用的不同社会形态和功效进行了区别。所谓“美术”，实则就是美育。他把美育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中来谈论，说明在他心中，美育肩负着改良社会、改造国民的时代使命。

　　1909年2月创刊、1948年12月停刊的《教育杂志》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其主编为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逵。陆费逵是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他在1912年1月10日的《教育杂志》上刊出《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民国普通学制议》等文，直接向时为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自己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受到后者及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不久，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作回应，文中提出“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4］，将美育作为世界观培养的重要方式，并且初步将美育与宗教加以联系，为他后来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奠定了基础。陆费逵与蔡元培本为好友，二人的思想观念也颇为相近。蔡元培倡导美育，《教育杂志》亦大加宣扬，刊发了不少重量级文章，如余箴的《美育论》刊于1913年6月第5卷第6号，蔡元培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刊于1921年1、2月第13卷第1、2号，李石岑的《美育之原理》刊于1922年1月第14卷第1号，蔡元培的《美育实施的方法》和既澄的《小学校中之美育》刊于1922年6月第14卷第6号，黄公觉的《嘉木氏之美育论》刊于1922年9月第14卷第9号，吕瀓的《艺术和美育》刊于1922年10月第14卷第10号，等等。另外，陆费逵创办的另一份教育期刊《中华教育界》也同样刊载了不少有关美育的文章。尽管陆费逵本人并非美育家，但是作为几种教育期刊的主编，他为中国美育的本土化初创提供了重要宣传阵地。

　　蔡元培因回应陆费逵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而引发深入思考，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他此后陆续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题目极为相似而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的演说和论文，可见他对这一学说的重视与坚持。但因忙于各种社会事务，他始终未著书加以系统论述，散篇文章难以尽其意，但我们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一二。

　　首先，从“以美育代宗教”说自身的内在理路上来看，蔡元培认为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可以代替宗教在此方面的功能。蔡元培与王国维等人一样，在美育问题上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把人的精神世界分为知识、意志、感情三个领域，但他同时认为“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5］，肯定了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宗教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逐渐发达，自然知识和道德原则都可以由人类自己掌握，因此知识、意志都无需外求于宗教，但是感情一途尚未能脱离宗教而独立，其原因在于宗教对感情有“激刺”的作用。然而，宗教所“激刺”的情感易有排异现象，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只有美育在情感教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众人皆可以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欣赏而获得超脱功利的情感满足，而不会相互攻讦、彼此排斥。蔡元培将这种情感教育方式称为“陶养”，认为“鉴激刺情感之弊，而专尚陶养情感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5］。

　　其次，从“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的历史背景来看，蔡元培倡此学说有其现实观照和政治意图。蔡元培早年即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其一生以民主共和为念，怀抱教育救国之宗旨，锐意求新，与保守派格格不入。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实质上是蔡元培配合新文化运动主潮，反对保守派旧思想、旧观念的一项举措。他言道：“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5］其中所指“组织孔教”者，是以康有为等为首的保皇党，他们虽然已经处在共和时代却仍然想着清廷复辟，满脑子还是封建忠君的旧思想。组织孔教，即是模仿基督教的形式，意图将儒学宗教化、神圣化，达到钳制国民思想与情感的目的。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动向，自然为蔡元培所深恶痛绝。他批评宗教，实质上也是批判保守派借孔教之名蛊惑人心、为其复辟倒退的野心来张目；他提倡美育，实质上是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遥相呼应，一起为推动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而摇旗呐喊。由此观之，“以美育代宗教”说绝非坐而论道，而是紧扣时代脉搏，言有所发，意有所指。时隔多年，蔡元培更为简明扼要地重申：“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6］由此可见，与其说蔡元培在意的是美育与宗教之争，不如说他在意的是自由与强制、进步与保守、普及与有界之争。

　　中国第一本以《美育》为题的期刊诞生于1920年4月，主编为吴梦非。作为“中华美育会”的会刊，它集结了众多艺术工作者参与撰稿、编辑，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史上第一本以艺术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期刊。称其为艺术教育期刊而不直称美育期刊，原因有两点：第一，《美育》期刊的编辑与作者虽然大多为学校教师，但尚不具有蔡元培、陆费逵等教育家的资历，他们更为显著的身份特征是各种艺术门类的专业人士，如吴梦非是音乐家，欧阳予倩是戏剧家，丰子恺是漫画家，等等。这种身份特征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美育问题理解的视角，即他们往往并不着意于美育的哲学观念，而是关注从具体的艺术表现方式着手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教育理念。在创刊号发表的《本志宣言》中，编辑者们就明确了这一思路，声称“本志是我国美育界同志公开的言论机关。亦就是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各人都能够得到美的享乐之一种利器”［7］，明确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第二，从《美育》期刊发表的文章来看，绝大多数与艺术直接相关，除介绍艺术知识和探讨艺术理论之外，有近乎一半的文章涉及图画、音乐、手工等具体艺术门类，讨论的内容则是关于较为细致的教学实践及革新问题。尽管有零星几篇与美育理论贴近的文章，如第1期吴梦非的《美育是什么？》、吕瀓的《说美意识的性质》等，可视为对前期美育思想的深化，但从内容比重上看仍以艺术教育为主导。《美育》期刊共出版了7期，在20年代初期接续了综合教育期刊在美育领域的影响，标志着美育转向了具体的艺术教育实践。

　　1928年1月，李金发主编的另一本以《美育》为题的期刊创办，以不定期的方式发行了4期（1928年12月第2期、1929年10月第3期、1937年1月第4期）。与吴梦非主编的《美育》不同，李金发主编的《美育》参与编辑者极少，几乎由他一人撰写、翻译和编选；但二者相似的是，都以艺术教育为主题。或因时代的发展，也或因李金发本人所涉猎的艺术门类较为繁杂，这本《美育》在“艺术”这一框架下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不仅译介了大量的欧美艺术评论文章，刊载小说和诗歌，还刊登了大量关于雕刻、绘画、建筑、舞蹈、电影等的图画、照片，显示了其多样性和灵活性。

　　以上述两种《美育》期刊为标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艺术教育期刊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刘晨在考察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期刊发展的时间线索时，将1919—1926年划分为“新兴勃发期”，将1927—1936年划分为“增长繁荣期”，大致与吴梦非主编《美育》创刊到李金发主编《美育》停刊的时间节点相符，可资参考。参见刘晨：《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期刊与艺术教育发展》，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4页。推动现代美育步入艺术教育阶段。除两种《美育》期刊之外，蓬勃发展的各类艺术专业期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美育的具体化、实践化，如《音乐杂志》1920年6月第1卷第4号上发表的杨昭恕的《论音乐感人之理》，就从音乐何以感人的角度谈论美育问题。这一阶段与前期的“情感教育”既有关联，也有流变，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首先，从艺术为人生到为艺术而艺术。1919年成立的“中华美育会”实为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由众多艺术工作者自发组织形成，故而他们所推动的艺术教育运动也自觉地追随新文化运动的脚步，以期融入时代大潮。在吴梦非主编的《美育》发刊词《本志宣言》中，编者说：

　　我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思想”，所以对于“艺术”的观念，也非常的薄弱。现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所以这个“艺术”问题，亦慢慢儿有人来研究他，并且也有人来解决他了。我们美育界的同志，就想趁这个时机，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7］。

　　这段宣言不仅清楚地表达了《美育》创刊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呼应关系，而且把建设“新人生观”、救济“烦闷的青年”当作目标，这简直与《新青年》的主旨一般无二，特别是如末句所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因子也被融入其中。《美育》1920年6月第3期刊载的周玲荪《新文化运动和美育》一文，更直接承续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号召，开篇即提出：“从去年五四学潮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一天了，各种新出版物也一天多一天了。这确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件极可喜可贺的事。不过兄弟以为大家既在提创新文化运动，那么对于美育一方面，最好亦要提创提创。”［8］

　　如果说吴梦非主编的《美育》因诞生于五四时期而在宗旨上与新文化运动主动合流，在视线上由较为抽象的情感教育转移到更为具体的艺术教育上，那么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就迥异于前了。此本《美育》刊行之时正值北伐成功而抗战尚未全面爆发，社会局势相对稳定，对艺术教育的发展较为有利；同时作为主编的李金发早年留学法国，在欧洲艺术之都学习雕塑并涉足象征主义诗歌，至1925年回国，未曾亲身参与新文化运动。受上述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李金发对20世纪初期启蒙教育家的思想观念不以为然，所以尽管他颇受蔡元培的照拂与提携，但是在美育观念上却与之大异其趣。在《美育》创刊号《编辑后的话》中，他宣称：“这个杂志，吾绝不敢希望在吾国文化上，有什么影响；亦不敢望美育将来会代替宗教。但若读者读了，能觉到人生尚到处是美，尚有一息可以留恋，而来同我们共同研究，则是欣幸的。”［9］即明确不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而指向纯粹之美。创刊号首篇署名“华林”的文章又进而提出：“艺术是不顾虑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10］即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以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艺术。由于深受欧美艺术的熏陶，李金发对中国守旧的、缺乏艺术审美能力的社会现状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常常在中国最高级之社交与生活中，亦可发现可怕的丑恶，虽西洋最平庸之人，亦不会做到的。这是因为民族太少审美性的缘故。这个社会，若不‘美育’之，是罕有文明可言的。”［11］措辞虽然过激，但也能见其倡导美育、改良社会的初心。

　　其次，从“以美育代宗教”到以美育合宗教。虽然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20世纪前期影响甚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对艺术的影响无论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深刻的，在古代中国，佛教之于艺术的影响更是无可比拟的。就如蔡元培在指责宗教之偏狭性方面，也主要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例，暗指保守派以孔子比附基督，但是谈及佛教，也称其“圆通，非他教所能及”［5］。佛教旨在解脱人生苦厄，宣扬众生平等，并无强烈的排他性，且不干涉世俗事务，恰与超脱的、无利害的美育相近。唐宋以降，源自印度的佛教逐渐中国化，形成了以禅宗为主的流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品格和追求，形成了以意境为重要美学特征的传统，体现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之中。在20世纪中西艺术观念、艺术手法及审美体验的相互碰撞中，这种带有禅宗意味的本土艺术传统并未像技术和制度那样发生剧变，而是呈现出中西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样貌。因此，这一时期兼有艺术家身份的美育工作者，往往更为关心艺术与宗教相合之处，丰子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丰子恺是吴梦非的同学，也是其主编《美育》的创办人和编辑者之一，在文学、美术、音乐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早年受教于李叔同（弘一法师），不仅接受了初步的音乐与绘画教育，而且同老师一样皈依佛门。他在谈及李叔同何以出家时，提出了“人生三层楼”的观点：“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12］可见他把宗教看作高于文艺的精神追求。从他个人经历来看，虽推重李叔同排除一切时间虚幻而专注灵魂探索的宗教徒生活方式，但自身还徘徊在第二层楼上，只是力求艺术与宗教相契合的精神境界。受这种人生境界观的影响，丰子恺特别重视童心、童趣，认为儿童的心理是纯真而未被成人世界利害关系所浸染的，也就最接近于纯粹的灵魂生活境界。于是，如何让儿童保持这种纯真的天性，而不因长大成人遭受压抑，就成为其艺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艺术的作用就是为人生提供慰藉和享乐的方法，使人们从天性受压抑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这样就可以艺术地生活。

　　三、期刊载体的多样化与“人生的艺术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美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皆已涉及探讨，因此自30年代末期始美育思潮展现出一种综合深化的趋势。从期刊角度来看，美育思想的传播载体更加多样化，相关文章散见于各种类型的期刊之中，其中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尤为突出。

　　朱光潜留学欧洲期间，为开明书店的《一般》杂志撰写书信体文章，内容是对青年所面临的人生境况做一番指导，由于文笔流畅、风格亲切自然，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后来这些书信结集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其中不乏有关美育之作，其人生艺术化思想在此时初步形成。1932年，朱光潜又出版了《谈美》一书，称之为“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在《谈美》中，朱光潜系统地阐述了人生艺术化思想，而《谈美》中的一些著名篇章都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第26期）、《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第27期）等；此外，《中学生》杂志还发表了朱光潜的《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为嘉定子恺画展作》（第66期）、《给青年朋友们谈文艺的甘苦》（第56期）、《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第61期）等。通过《中学生》杂志的传播，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35年，朱光潜回国后任职北大，并与当时“京派”文人如周作人、沈从文、俞平伯等交往密切。1937年5月，由朱光潜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办，成为当时广受欢迎、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期刊。这与朱光潜所倡导和坚持的兼容并蓄编辑原则紧密相关，他在稿件选择上反对宗派主义，只求质量上乘，杂志虽由“京派”文人发起，但是绝不因此自设藩篱、排斥异己，如左翼作家萧军的长篇小说也能够在杂志上发表，并且受到朱光潜的好评和推介。编辑工作虽然不能直接反映朱光潜的美育思想，但是能折射出他思考问题的态度：对单一的、专制的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对多样性、自由的事物与样态极为推崇。在《文学杂志》上，朱光潜发表了《诗的难与易》（第2卷第1期）、《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第2卷第2期）、《生命》（第2卷第3期）等文章，进一步拓展了其人生艺术化思想的理论深度。

　　在美育问题上，朱光潜继承且综合了前两代美育家的思想观念，他既把美育视为情感教育，这与他留学欧洲并专门研究过席勒、康德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家的经历有关，对知、意、情和真、善、美等精神领域问题的把握更为系统；同时他又把美育视为艺术教育，认为艺术作品是美在客体事物中最集中的体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是培养人们审美意识、升华心灵境界的最佳途径。综合情感与艺术，以“审美”的方式连接主体和客体，这与他后来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统一”说一脉相承。

　　在情感教育方面，朱光潜认为，“教育的功用就在顺应人类求知、想好、爱美的天性，使一个人在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和的发展，以达到完美的生活”［13］143。朱光潜曾对自己的人生做过规划，一是从事学术研究，二是进行教育活动，所以他的美育思想是在对教育整体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把“求知、想好、爱美”三者作为人的天性，而教育就是要“尽性”，全面满足人性发展的自然需求，所以在美育之外，他既重视德育，也重视智育，同时也重视体育。朱光潜的这种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与早期教育家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把美育视为教育的重要方面。朱光潜强调美育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民国教育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了，虽然蔡元培等人大力提倡，但美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不高。他分析后认为，美育作为审美的需求并不像体育、智育那样能够直接带来身体和物质的福祉，也不如德育可以通过道德规范协调人际关系，美感的培育需要超脱实用目的和利害关系，所以才被功利性观念主导的教育所排挤。但是如果要使人的天性全面发展，美育是不可忽视的，它与德智体的教育应当处在平等地位。同时，朱光潜还特别看重美育和德育的关系，认为美育能够激发人的道德感，有利于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在他看来，儒家“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工夫”［13］145-146。如此一来，朱光潜就呼应了早期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将西方现代美育观移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意图，而且论说得更为圆通合理。

　　虽然从20年代开始，人生艺术化思想便开始涌动显现，但正式提出这一理论命题的，是朱光潜。三四十年代，朱光潜先后在《中学生》《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讨论艺术与人生关系问题的文章，再加上《谈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人生艺术化思想在美育领域蔓延开来，这是朱光潜对中国现代美育的重大贡献之一。

　　具体而言，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从对“演戏”与“看戏”这两种人生态度的讨论入手的。在他看来，“演戏”与“看戏”是人生的两种基本方式，“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地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因为有这个分别，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14］。

　　从这一论断出发，朱光潜首先分析“看戏”的态度：“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他们本来的面目。所谓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这副望远镜，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这是文艺的观世法，这也是我所学得的观世法。”［15］在朱光潜看来，“看戏”本身强调的是一种无功利的“观照”态度，从“我”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用一种更为纯粹和超越的态度观照人生，“我不敢说它对于旁人怎样，这种超世观世的态度对于我却是一种救星。它帮助我忘去许多痛苦，容耐许多人所不能容耐的人和事，并且给过我许多生命力，使我勤勤恳恳地做人”［15］。正是从这种“文艺的观世法”出发，朱光潜对艺术的意义进行了界定，强调艺术的本真价值就在于确立这种超然“观世”态度：“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16］

　　如果说“看戏”是用一种无功利的态度来观照人生的话，那么“演戏”则是用无功利的超然态度投身人间。朱光潜写道：“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著，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著什么？我说，生活就是为著生活，别无其他目的。”［17］在这里，朱光潜强调的是“无目的”的生活，认为人应顺应自然所赋予的本性，像草木虫鱼一样品味生活的本真滋味。从这个方面说，“演戏”与“看戏”一样，都是强调用一种超然无功利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从中品味情趣与滋味，这是人生艺术化精神的关键。进一步来说，这种情趣与滋味，其本质是一种充满旺盛活力的生命精神，对于生命的眷恋与回归，才是人生艺术化的内核。朱光潜曾这样描述生命：“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虽老是抱着那么陈腐的‘母题’转，而每一顷刻中的故事却是新鲜的，自有意义的。这一顷刻中有了新鲜有意义的故事，这一顷刻中我们心满意足了，这一顷刻的生命便不能算是空虚。”［18］生命本身的流转就是人生意义的源泉，“看戏”与“演戏”之所以能带来无尽的人生情趣，就是由于人在“看”或“演”的过程中观照或体悟到了运转的生命本身，在这一顷刻之间人找到了栖息的原初家园。这是朱光潜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核心精神意涵。

　　谭好哲先生指出，“中国现代美育在其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确立下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性理论框架，并且在这一框架内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19］。作为知名美学家，朱光潜在美育问题上有着比前辈编辑更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他统合初期教育家情感教育为人生的理念和之后艺术家艺术教育重艺术的精神，转化为其人生艺术化思想。由于朱光潜的理论贡献，“‘人生艺术化’就成为中国现代美育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命题”［19］。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将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开始在中西文化融汇中进行本土化初创，二三十年代转向偏重实践的艺术教育，3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成立进入综合深化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自之核心命题，即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人生艺术化。同时，各阶段皆有其突出代表人物，也与期刊载体形成了呼应互动关系。不过，虽然有个大致的时间分期，但是我们更关注历史映照下的逻辑线索，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强求其一一对应。因为从美育家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只在某个时段发声，而是持续深化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蔡元培和他的“以艺术代宗教”说；从期刊角度来看，虽然有些期刊的兴衰颇与各自时代美育思潮相合，但很多期刊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现代美育发展进程，如《教育杂志》。因此，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流变并非简单的替代更迭，新思想蓬勃而兴汇入了20世纪上半叶美育思想的大潮中，它带来的新视角、新思路以及新生力量如同浪花一般涌出潮头，推动了美育发展的生生不息。

　　百年沧桑忆峥嵘，回望战火纷飞、百端待举的现代中国，几代美育家、编辑家们求新求变，倡导、构想、探索中国现代美育的发展之途，为今日之美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检视过往，瞩目当代，先驱者的志业尚未真正完成，发展新时代中国美育、培养国民健全之人格，仍需我辈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1903年第56号。

　　［2］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1904年第69号。

　　［3］王国维：《去毒篇》，《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4］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0号。

　　［5］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号。

　　［6］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现代学生》1930年第1卷第3期。

　　［7］《本志宣言》，《美育》（吴梦非主编）1920年第1期。

　　［8］周玲荪：《新文化运动和美育》，《美育》（吴梦非主编）1920年第3期。

　　［9］李金发：《编辑后的话》，《美育》（李金发主编）1928年第1期。

　　［10］华林：《烈火——生命的燃烧》，《美育》（李金发主编）1928年第1期。

　　［11］李金发：《中国宝贝》，《美育》（李金发主编）1928年第1期。

　　［12］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在厦门佛学会讲》，《京沪周刊》1948年第2卷第49期。

　　［13］《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4］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

　　［15］朱光潜：《给青年朋友们谈文艺的甘苦》，《中学生》1935年第56期。

　　［16］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学生》1936年第61期。

　　［17］朱光潜：《谈人生与我》，《一般》1928年第4卷第3期。

　　［18］朱光潜：《生命》，《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3期。

　　［19］谭好哲：《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的内在转型》，《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