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数字媒介对当下文艺批评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改造，被深度媒介化的批评者从网络数据中撷取某些符号来进行文艺批评的方式不仅早已被开发出来，而且还在短时间内成为广受数字媒介用户欢迎的批评手段。对数据库式文艺批评而言，数据和算法几乎是全部意义所在。在数据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展完善的情况之下，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简单拼贴，并迅速影响到文艺批评的整体生态。在数据库思维模式中，数据库不再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关于数据的组织和集合，体量庞大、能够导航、类型多样、使用便捷等特点使其具备了重构人与批评之间关系的能力，也深刻改变了批评主体、批评方式、批评内容和批评目的。
关键词：数据库；数字媒介场域；文艺批评；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媒介时代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与核心议题”（批准号：22FZWB086）、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新媒介文艺发展研究创新团队”（编号：2022RW023）、聊城大学“光岳青年学者创新团队”（项目编号：LCUGYTD2022-06）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在数字媒介成为当下社会主流媒介系统重要构成部分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批评被深度媒介化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在文艺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呈现出机制媒介化、方式媒介化和主体媒介化等表征。基于数字媒介对当下文艺批评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改造，被深度媒介化的批评者从网络数据中撷取某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表情包等——来进行文艺批评的方式不仅早已被开发出来，而且还在短时间内成为广受数字媒介用户欢迎的批评手段。这种带有鲜明数据库属性的批评方式既得益于“电子媒介语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更适于在“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1]中进行广泛应用。因此，对于这一趋势的研究，无疑将为我们理解当下文艺批评的深度媒介化进程以及不断涌现的文艺新现象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研究视角。
一、数据库作为文艺批评的技术基础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对“数据库”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数据库可以被定义为“数据的结构化集合”[2],其本质是对过去小说、电影的传统叙事方式的一种颠覆与对立。无论是层级数据库、网络数据库还是关系数据库，其最终目的都是利用不同的逻辑和模型来对数据进行组织集合，从而为用户提供查找、使用数据的导航手段以及某种理解和审视信息的视角。因此，马诺维奇所理解的数据库具有允许快速存取、排列和重组数百万条记录，包含不同的媒体类型，多重索引特性[3]等特质。需要指出的是，数据库并非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数据组织形式，传统辞典、百科全书、大型类书等都可以被视为数据库在特定时代的表现方式，只是在由互联网、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媒介时代，数据库容易检索、能够导航等特质更便于用户在信息汪洋中提高使用效率、节省时间精力，因此也成为数字媒介时代最重要的实践理念与手段之一。而深入到数字媒介的应用实践之中，则可以获得关于数据库更多的独有的体悟。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每个人对于搜索引擎的日常依赖上，更贯穿于用户面对海量数据时本能的思维路径之中。
在数据库技术以及由此塑造的思维模式的长期驯化下，媒介文化语境和媒介操作理念都在发生重要嬗变，这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文艺批评领域。通常而言，文艺批评是文艺作品接受者在欣赏完作品之后根据自己的审美感受而产生的认知结果。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文艺批评既要有作为真人的接受者对文艺作品进行评判，还要能够在批评话语中体现出接受者的创造性思考，二者共同构成了文艺批评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4]的价值所在。然而在数字媒介时代，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在上述两个方面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不仅出现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非真人参与的文艺批评方式，而且即使是真人进行的文艺批评也极大地减少了创造性思维在其中存在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艺批评新趋势。
首先，数据库及其作用模式和使用理念给予了人工智能进行文艺批评的存在基础和施展空间，由此文艺批评可以被二分为真人批评和人工智能批评，二者共同存在于数字媒介场域中。
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目标上来看，人们创造它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能够自主地学习、行动、设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智能，亦即它是一种能够成功地从事人类任何智力工作的机器智能”[5],这也正是我们近年来在大量文艺作品中所看到的未来设想。但作为一种人造物，人工智能也仍然需要由创造者和使用者来设定技术路径和最终目标，并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来进行工作。即便数据的“喂养”和“驯化”使得人工智能的学习速度和智能程度突飞猛进，算法、硬件、网络等其他要素也始终不可或缺。事实上，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远未达到艺术家所设想的高级形态，因此对其更加准确的理解应是“人工智能能延伸、模拟、扩展人的部分智能，实质就是人工认识。”[6]人工智能在未来还要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甚至需要技术发生重大突破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但这并不妨碍人工智能早已具备开展文艺批评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进行更具创造性的批评仍不可能，但如“九歌”“小冰”等可以创作诗歌的人工智能系统一样进行批评语言的简单组织，当下技术条件足以实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据库式批评并非人工智能批评的代名词，二者存在着交错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所有的人工智能批评必然都是数据库式批评，毕竟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只有人才能发挥的创造力，因此只能利用算法在网络数据库中选择某些字词来拼贴成文艺批评的内容；另一方面，真人批评也可以是数据库式批评，特别是在数字媒介场域中，用户在网络数据库中选择某些网络用语或表情包来进行简单的作品评论，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观点，成为当下广泛使用的文艺批评方式。由此观之，数据库式批评在数字媒介时代已经渗透到文艺批评的各个层面，它既为文艺批评的进行节省了时间和创造性思考，也成为人工智能进行文艺批评的技术源头。
更进一步来看，人工智能从事数据库式批评与进行诗歌写作的原理基本一致。对于中国诗歌，特别是古体诗歌而言，文字组织方式和逻辑理念的不同寻常使得对它的诠释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学识、常识和想象力来共同完成，从而导致诗歌解读常常因人而异，并具有足够的开放性，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在诗歌写作方面的成就要高于其它文体创作的重要原因。借用这一特性，人工智能进行文艺批评的主要方式也是从数据库中选择相近或合适的语言进行堆砌式拼贴，剩下的解读空间则交由读者自行完成。人工智能进行文艺批评的针对性相对缺乏，对于不同作品的批评可能会完全一致，并倾向于语义模糊以尽可能较少明显纰漏，因此实质上丧失了文艺批评的初衷。反观真实受众在当下进行文艺批评，也会借助数字媒介场域所提供的各种数据库来简单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无论是网络流行词汇，如“YYDS”“绝绝子”,还是各种表情包和动态图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观众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并与其他观众达成共鸣，从而以省时省力的方式对文艺作品进行简单批评。可以说，正是有了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的出现，人工智能才能在强调创造力的文艺批评上与真实观众一较高下，这也成为数字媒介时代独有的文艺图景。
其次，数据库技术的介入使得文艺批评在某些方面减少了对人创造性的依赖，其学习成本更低，使用更加简便，且天然带有社交功能，但这种批评在文艺价值和审美价值方面却乏善可陈。
如果说数据库在文艺批评方面展现出非凡能力的话，那么这种能力的获得则主要依赖于用户在数据库中对有效数据的筛选和组合。马诺维奇认为，“数据库(聚合)具有了物质存在，而叙述(组合)开始去物质化。聚合被突出强调，而组合被淡化处理。聚合是真实的，而组合是虚拟的”[7]。换言之，用户对数据库中有效信息进行聚合的能力被凸显出来，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越了信息创造能力，加之数据库用户能够通过导航进行信息筛选，因此极大地减少了个人思维和精力的投入。就当下广泛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来看，观众一边观看文艺作品一边发送弹幕、与朋友聊天时使用网络流行语和表情包来概括自己对文艺作品的感性评价，或者通过引用其他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对话、台词来“替”自己表达批评观点，早已成为数字媒介场域中最常见的文艺批评方式，也便于用户在碎片化时代通过只言片语进行社交互动。
如前所述，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的原理与人工智能作诗类似，因此很难说其批评内容具有多么典型的文艺价值和审美价值。特别是在创造性价值上，数据库式批评的短板尤为明显。不管是在纸质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还是数字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创造性价值都是无可替代的，这其中包括创造性诠释作品信息、分析洞察作品意蕴内涵、准确表达个人审美体验，甚至是在只言片语中沿着草蛇灰线寻找文艺家留下的隐秘信息。但对于数据库式批评来说，“数据库从不可见的幕后走入人类视野，占据了各类封面、屏幕，以及服务器和网站的主要版面，成为了一种可见的文化形式。”[8]因此，数据的组合与聚合也就成为全部批评内容的来源，“新的”批评思想只源于数据聚合方式的差异以及表述手法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对被广泛讨论的经典作品进行批评尚可以从数据库中筛选已经存在的批评信息来进行重新聚合，但对于那些新创作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产生了重大变革的作品而言，数据库式批评则难以迸发出与之匹配的批评新意。况且，数据库式批评呈现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笼统化、模糊化批评内容，这也极大地降低了观众对此所抱有的期待，从而极有可能沦为水军为提高网络热度与好评度而随意发出的充斥于数字媒介场域的垃圾信息。
作为数字媒介时代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批评方式，数据库式批评既成为了人工智能和真实观众这两种文艺批评主体的重要技术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艺批评对于内容创新的倚重。这种文艺批评方式的优缺点都极为明显，这也为数字媒介时代重构批评关系埋下了伏笔。
二、作为拼贴艺术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
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在数字媒介场域中被迅速应用与接受，一方面得益于数字媒介理念与数据库模式的广泛普及，另一方面也应归功于这一批评方式的快捷与简便。特别是后者，极度适应数字媒介时代的用户心理和行为节奏，无论他们是否真正了解文艺作品或是否经受过文艺批评训练，都能够在数字媒介系统所构建的数据库中找寻到合适的信息内容来进行文艺批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文艺批评者的主体范畴。在马诺维奇看来，“数据结构和算法共同构成了计算机世界本体的两个部分。”8事实上，这两个部分都与文艺批评的创造性价值没有显著关联。但对于数据库式文艺批评而言，数据和算法却是全部意义所在。特别是在数据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展完善的情况之下，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简单拼贴，并迅速影响到文艺批评的整体生态环境。
首先，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缺乏独立思考，不仅语言高度同质化，且数据的导航和拼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导致数据库式文艺批评更加倾向于呈现自己的社交价值和娱乐功能，而非对文艺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学理性评价。
在由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中，组成批评内容的符号均来源于数字媒介场域中已经生成的数据，这其中就包括了已有的文艺批评以及与文艺批评毫无关联但却能够通过拼贴组合来实现文艺批评的各类符号。此时，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的主要目的并非实现真正意义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而是被赋予了营造热闹景象、掌控舆论走向等功能，所产生的文艺批评也是按照某种算法逻辑来进行简单拼贴，因此千篇一律的内容极易被受众识破，甚至可能会给文艺作品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在数字媒介场域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各类评分网站上更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艺现象。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定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无法产生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当下，数据的重组作为数字媒介场域中语言论转向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发起对语言任意性原则的挑战，破除以语言等为标志的‘相关主义’思路，而主张对实在进行思辨，迎合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研究方向。”[10]因此，从文艺研究角度来审慎看待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应是我们不迷信亦不忽略它的主要缘由。正如刘方喜所说，“如果只割裂、孤立地关注‘智能’本身，而忽视人的智能的社会性、历史性、人文性等，AI研发者的视野和想象力必然受到很大限制。”[11]
而在由真人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中，符号的选择以及组合逻辑更加随意、也更无规律可循，个人的创造性以及对数据信息选择的偏好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真人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往往发生在社交平台上，尤其是在与他人针对某部文艺作品进行交流、辩论中，受众可能会大量使用网络用语、表情包等符号，来表明自己的即时感受。与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不同，这种文艺批评的产生和发生过程以及数据的选择均由个人来完成，因此属于带有态度与温度的文艺批评内容。韩模永在对由数据库所生成的“新文类”进行考察时认为，“这种数据库结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变革，而且更改了传统文学的诸多特征，携带着‘机器诗意’,生成了新型的数据库美学。”[12]从这一角度来看，对真人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同样能够从文艺价值和审美价值方面进行解读，这也是与人工智能的文艺批评最大的区别。但即便如此，真人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仍然属于数据拼贴，包括多种表情包的逻辑组合、网络流行语搭配表情包、网络流行语的混搭等多种样态。由于这种拼贴数据的主要内涵基本上早就为网络用户所熟知，因此流行语或表情包往往能够较为准确地被他人解读，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亲近感和幽默感，从而在社交方面展现自己的特殊价值。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使用便捷、学习门槛低正是数据拼贴能够被真人受众广泛应用于文艺批评的重要原因。
其次，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强调生产效率、覆盖面以及社交连接度，而非“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13],因此这一批评方式缺乏对文艺作品的人文温度和批判态度，也使得自身的未来发展存在较大隐忧。
传统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发生在文艺作品传播之后，主要目的在于对作品的形式、内容、意蕴以及各种价值维度进行思考，从而营造良性文艺生态，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批评者讨论文艺作品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数字媒介的普及给予了普通人自由言说的机会之后，文艺批评的权力也就不再仅仅掌握在专业批评者手中。英国学者戴维·冈特利特(David Gautlett)在谈到网络用户对电影作品的评价时就认为，尽管这些用户并不能代表所有观众，但“这些观点比那些由电影研究专家们写的单一的、主观的、通常还是晦涩难懂的‘解读’性文字要好。事实上这些样本与多数定量研究中使用的样本一样具有价值(也很奇特),人们所提供的数据就是他们就电影自发地发表的感想，也是他们想要写的话”[14]。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抛开了作为批评主体的人，试图运用算法和数据的结合来完成文艺批评，出现缺乏人文温度和批判态度等问题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一方面，文艺是关乎人的学问，文艺批评自然也要有人文温度。除了要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人性进行批评之外，文艺批评也要时刻展现出人文关怀，从而影响其他受众更深切地感受到文艺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以及自己应当具有的共情心理。在数字媒介场域中，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将受众对文艺作品的解读量化为算法和数据，因此这种数据的拼贴极易出现千篇一律的批评现象，甚至出现常识和伦理错误，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所生产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刘方喜就认为，“人在文艺上的尊严正在被AI冒犯，人产生抵触情绪，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具有‘生物智能’的文艺‘生产主体’目前的总体情绪反应大抵就是如此。”[15]这一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批评实践中受众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内容是人工智能所发出的批评，并对这一类批评产生极其负面的评价，甚至殃及到文艺作品和文艺家本身。
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应当展现出千差万别的批判态度，除了包括不同人群对作品的理解差异以及不同时代对同一作品的解读差别之外，更需要每一位批评者将自己真实的审美体验和批评思想呈现出来。这不仅能够弘扬经典、批判庸俗，还能够帮助未来的文艺创作者调整创作思路，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文艺生态。但是，由于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很难针对某一文艺作品生产出百万量级的在接受心理、文艺素养、遣词造句等方面均不同的批评内容。这一点在在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中最为典型。但即使是真人进行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由于观众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解以及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常用数据符号的表意有限性，因此批评内容往往也大致相同，其他观众难以从相同数据符号的拼贴中体会出批评者思维的细微差别。由此可见，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利用数据的拼贴固然可以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但在人文温度和批判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却似乎难有解决之道。
三、数据库思维重构人与批评之间的关系
李迅在谈到数据库对电影艺术的影响时曾说：“对电影创作者来说，数据库思维不仅仅代表电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准备，而且也体现在电影内容的广度、深度和细节的系统化处理上。”[16]这既肯定了数据库在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数据库在当下文艺领域中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文艺实践的现实状况来看，数字媒介场域中的数据库不同于作为大型辞典和百科全书的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库，对它更准确的认知应是一种理解文艺的全新思维。在这种思维路径中，数据库不再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关于数据的组织和集合，体量庞大、能够导航、类型多样、使用便捷等特点使它具备了重构人与批评之间关系的能力，也深刻改变了批评主体、批评方式、批评内容和批评目的。
首先，数据库式文艺批评是数字媒介文艺批评的众多形态之一，同时也是数字媒介在文艺领域影响越来越深刻的标志，与其他形态文艺批评同时发生并深入融合在日常批评行为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人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数据库思维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诠释信息、洞察分析和表达思想的方式，人由批评内容的生产者变成了内容的选择者和组织者，对于文艺作品的解读和评价越来越依赖数据检索和组合能力。
如果说前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主要是通过创新性思考来为文艺创作者和文艺作品提供反馈以及担当营造良性文艺生态的监督者角色的话，那么数字媒介场域中的数据库式文艺批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批评内容的产生方式，即批评者无需进行创造性思考来完成批评，而是通过对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来实现，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文艺批评用来诠释信息、洞察分析和表达思想的源头发生了变迁。创新性文艺批评是要针对每一个独立批评对象(包括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进行欣赏、阐释、研究、评价，其生产者是每一个作为独立个人的受众，生产的方式也侧重于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以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审美经验来构建属于个性化的批评视角和批评内容。因此，即使是在数字媒介场域中，创新性文艺批评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互动性也总是受到人们的赞扬——“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回到了街谈巷议与咖啡馆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互相交融，瞬时性、互动性与平等性的交流关系，使传统媒体环境下，批评家通过文艺期刊和评论文章建立职业声望的稳定而又持久积累信誉的方式不复存在。”[17]
然而，数据库思维在文艺批评领域的广泛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作为批评内容原创者的本来身份，也让“抄袭”这一问题在此间变得棘手。一般来说，包括文艺作品创作和文艺批评创作等原创性内容在内，我们对于抄袭的判定可以从文字重复率和内容相似度来进行，但数据库式文艺批评本身就是以过往数据为基础进行内容的选择和重组，加上越来越多的数据库使用者“发明”了“融梗”“洗稿”等抄袭手法，因此评判难度大为提升，争议也在不断出现。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传统文艺作品具有较大影响力，因此它的抄袭问题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关注，但分散于数字媒介场域中各个平台上的文艺批评抄袭却难以获得这种待遇，也使得部分抄袭者更加肆无忌惮。2023年1月23日，微博用户“张允晨”原样抄袭了用户“时间之葬”于22日发出的关于《流浪地球2》的评论，遭到了网民的严厉批评。由此可见，借助数据库的导航功能，类似这种原样抄袭很容易就能被庞大的数字媒介用户群体所发现，但是更多处心积虑的“高明”抄袭却难以让普通受众甚至是内容原创者找到充足的证据，最终在一次次网络拉扯和现实官司中不了了之。由近年来的多个案例并结合我们自身的媒介使用经验来看，或许我们应当秉承这样一种态度：“既要尊重和保护单个作者、作品的原创性(如在作品中注明引用、致敬或鸣谢),又要对‘超文本’的共享性抱有更开放的心态”[18],只有这样才能在数据资源的合理运用与反对抄袭之间更好地取得平衡。
其次，数字媒介演化的方向与数字媒介环境的变迁使得数据库思维重塑了人与文艺批评之间的关系：媒介由人与批评之间的居间者变为同时影响人与批评的重要力量，数据库也从批评工具进化成为批评的来源地和引航者。于是，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成为文艺批评数据库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数据库内容的生产者。概言之，媒介技术演化的方向决定了人如何进行文艺批评，而媒介环境的变迁则影响着人如何看待文艺批评。
从媒介技术演化的角度来看，数据库既是成就数字媒介强大力量的底层技术，同时也扮演着对现实进行数据化和网络化的关键角色。按照马诺维奇所提出的“现实→媒体→数据→数据库”[19]这一发展逻辑，现实世界是所有数据的基础来源，但经过了媒体的改造和数据的模仿之后，现实世界与数据库所展现的内容并不一致，后者更类似于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拟像”——“它不再存在于外观的秩序中，而是存在于模拟秩序中”[20],超真实但却并非真实。对于文艺批评而言，数据库思维的作用使得批评者和批评内容与文艺作品之间的关联变得不再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批评者是否欣赏过文艺作品、究竟是在何种情境下进行批评、批评的目的和指向是否明确，甚至批评内容的发出者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些问题都在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中变成了值得研究的话题。换言之，数据操控文艺批评与文艺批评的数据化在同时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是唯一批评主体的现实，也将文艺批评纳入到数据的生产、选择和构建体制之中。数据库与数据库思维的应用固然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逐渐脱离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而存在的文艺批评，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二者之间数千年以来的稳定关系，仍是一个需要在未来才能解答的问题。至少在当下，文艺批评因数据库思维而发生的嬗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而由于媒介环境的变迁，数据库思维又提供了一种看待文艺批评的全新认知路径，一旦走上这条路径，除非发生媒介重大转换，否则文艺批评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如果说人作为文艺批评的生产者这一稳定关系开始变化，那么在数据库作为底层技术的媒介环境中，如何看待文艺批评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追求有温度和有态度文艺批评，是作为批评者的人在数字媒介场域中努力探索的重要方向。当数据库生产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不断提高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以及对算法进行迭代升级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但也不足以弥补因数据库滥用而导致的批评内容缺乏创新、批评方式日渐僵化等缺陷。因此，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运用数据库及其思维模式的同时，批评者也不应轻视、忽略人与批评之间曾经长期存在的复杂且有温度的关系，从而为文艺批评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健康创新的发展之路。从当下数据库的发展态势出发，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条发展之路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将文艺批评的主动权掌握在作为人的批评者手中，数据库则在某些方面起到辅助作用。至于当下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数据库思维，如果能为严肃文艺批评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似乎也并没有将其摒弃的理由。换言之，在数据库以及数据库思维已经成为数字媒介场域中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的情境下，关于回到数据库出现之前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能做的是在数据库无处不在的影响下仍然保持文艺批评的初心，主动肩负起文艺批评的本来使命，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艺批评的根本目的。
2022年，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ChatGPT”,这一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凭借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对话能力在2023年迅速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它在真人对话、语义理解、信息归纳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智能性，甚至能够较为有“创意”地生产文学作品。随着当下越来越多生成式AI被投放到应用层面，文艺与数据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在谈到文艺与媒介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时，谭好哲教授认为，“这一切使得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散发出不同以往的一片新意，切实增强了文论研究与当下文艺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与有效互动。”[21]特别是对数据库式文艺批评而言，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探索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库自互联网出现才被人所关注，对它的了解和应用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未来数据库将如何发展，又如何对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将进一步加深针对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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