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在海外的经典研习者，常常能明显感受到中外多重视角下潜藏着对中国经典传统的不同论述角度，而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各学科场域又有明显的方法壁垒之别，且倾向于在各自话语同温层中精细化论述。在新近出版的《“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下文简称《“作”者》）一书中，比较文学学者郭西安向我们展示了——比较诗学以立足世界、交融多元视角为特征，能够承担起沟通各方资源，形成对话性论述的特殊任务；进而，在多元学术资源间建设中观对话的议题，是比较诗学在全球经典研究场域中重访中国经典进行再言说的有效方案。抓住“孔子作《春秋》”这一重要的经学命题，《“作”者》打破学科界域，以高度具有说服力的思辨性展开了新论：其聚焦《春秋》“三传”诠释机制问题，以福柯—利科针对“主体”与“话语”互动关系的论述为理论资源，关注历史场景中各话语主体如何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重构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通过作者、经传、经史和经术四个核心议题，将汉代《春秋》学转化至话语形构和命题重估的中观问题层面，提供了不少富有理据而又别出心裁的论析，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新研在国际学术场域中进行交流的丰富可能。

　　经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温度迥异，这本身就折射出了经典研究的学术文化和研究者取向的重要差异。经学是前现代中国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共享的知识系谱。在中国经学研究的相关领域，研究者在求取文本意义和论述经学问题的基础上来认知经学的注疏传统，依此路径，有理由认为：历代传注正是经学文本内藏诠释潜力的外显，注疏之学对理解经学本身意义重大。

　　然而，这种以经学传注及其背后所系诠释主体为重点，从而力图全面呈现经学诠释传统特征的研究方式，在西方汉学场域却声量衰微。究其原因，正如郭西安曾在《变位与参鉴：“经”的当代英译及其跨语际协商》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当西方汉学将“经”对译为“经典（classic）”时，这体现了西学语境对“经”的降格，经被视作一般的古代经典，这种情况下，围绕经与经学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切中肌理的领会。另一方面，汉学界的研究往往依赖自身文化传统的前理解视域，如犹太教、基督教的释经传统，古希腊史诗经典的诠释传统，等等，这些领域的学术方法与路径为汉学家们带来方法与理念上的极大影响。

　　正是在这种经典研究体系参照互补的启示下，郭西安提出，应采用“正典”或“正典化”（Canonization）的视角来论析中国的经学问题：“正典化”一词精准描摹出中国经学传统中，以孔子或周公为威权中心汇集起来的稀缺文本群及其庞大的诠释体系，也映射出意识形态生产中圣人话语与王权经义体系构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正是“经”之为中国正典的深刻内涵。同时，这种正典化的过程也包容了“圣典”所承载的神圣性意蕴和“经典”所具有的开放性功能。

　　《“作”者》一书向我们展示，参照互补的视域可以建构不同学术语言交流的中介层，建构多方交流的桥梁与平台，而多种话语资源也借助这一中介层得以发挥效用，这是建立在扎实文献与多元视角交融上的会通与启智。

　　对中观层面话题的觉知源自比较视域的刺激，而海外汉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语汇往往具备建立比较视域的潜质。例如，当汉学界关注中国经典的口头与书写维度，对其构成潜在影响的是古典学与基督教研究中析分口头与表演形态的学术趋向，与《春秋》诠释中的传播媒介及经传分别问题相通；而汉学界论争“史”应翻译为“historian（史家）”还是“scribe（抄工）”，则折射出两希历史传统影响下析分“个体探究”和“官方档案”的不同定位，这又与《春秋》诠释中经史分延的问题富有对话意义。

　　这些前置性的参照系潜藏在异文化场域下难以察觉的多元学术语境中，分散在高度离散的各种具体研究内部。凭借广博而深厚的理论素养，《“作”者》高度凝练地铺设了这些可以对话的解读视域，继而展开自成一格的论说。在充分尊重自身文本文化语境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转化为可与国际学界对话的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交流和话语创新意义，正如郭西安曾指出：说到底，我们古典的思想文化传统也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讨论中来回答，中国传统资源可能对世界经典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经验、理念和理论。

　　《“作”者》一书向我们展示，比较性的研究绝非就跨文明的类同现象进行简单对比，而是在高度理论素养支撑的比较诗学视域下，对异质性话语在特定问题框架中进行有效综合，也围绕《春秋》之“作”这一核心线索，就多元经典文明的诠释路径与可能对话进行有机化合。

　　学者自身理论素养支持下的比较视域是推动中观平台搭建的关键因素。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作”者》一书具有高度的理论思辨性，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其引入西方理论时十分重视调试打磨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适切尺度，往往先对理论资源予以“软化”处理，在合理的范域结合中国经史文本及其具体语境进行精准而深入的论述。

　　比较诗学的棱镜还能通过并置各方理论话语来克服各自的局限。在“绪论”部分，我们清楚地看到其所综合与化合的理论视域：首先阐明引入诠释学的视角来分析《春秋》学的合理性；继而，说明何以选取最具综合性和最适于分析语言与文本的利科诠释学为其主导视域；与此同时，福柯的理论亦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启迪，这是因为全书试图“在明晰融贯化的《春秋》经学体系阐述和驳杂经验性的《春秋》学史描述这两种路径之外，进行一种汉代《春秋》学话语形构的探讨”，用以论析《春秋》诠释实践在话语机制层面的运作。

　　《“作”者》一书体现了严谨和深邃的学理讨论，展示了一种在全球经典研究的学术语境下探访中国经学传统的新路径。熟悉钱锺书“映发打通”风格的读者，或许可以理解这种学术实践的匠心、苦心与用心：以谦虚、审慎和宏通的态度，在不同的视域碰撞中重新思考我们深邃厚重的文化传统，立足当下、面向世界，重新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问题。在重访历史剧场的过程中，学者既是真相的真诚考索者，也是故事的重新讲述者。我们并不拥有全知全能的视野，也并非徒然追求对历史现场的复原，通过精心调试的理论透镜，凝集中观层面多重异质话语的同构问题，从而产生棱镜般的多面折射，既使得包括汉学界与更广博的其他古典文明研究群体成为中国经学传统的可能受众，也在多元经典文明和理论资源的映照下，让传统经学显现出自身的话语特性和理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