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学，我们总是更容易想到小说、诗歌、戏剧等需要高超虚构能力的创作。但实际上，一种以记叙自己真实经历和见闻为特色的文学形式也颇受读者欢迎，这就是回忆录。

　　在西方，回忆录有相当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回忆录”这一提法，不过也有追摹往事的书写传统。20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日益复杂的身份意识、发达活跃的文化市场共同造就了回忆录创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井喷式迸发，诸如“现在已是文学回忆录的时代”之类的声音不时在我们耳边响起。然而，在长期以“纯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批评传统中，回忆录常常仅被当作具有史料价值的文本，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仍待进一步探讨和辨析。

　　记录和记忆

　　回忆录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回忆”和“记录”。因此，这一文体天然承载着记录和保存记忆的功能。在史学传统发达的中国，撰写回忆录尤其意味着写作者对所处时代的特别责任，其所述事件的重大、准确与否常常成为判断回忆录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但记忆并非史家专属，它与文学同样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具有“诗”的维度。

　　一方面，记忆或回忆作为人类的基本心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行为。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渐渐对记忆的创造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记忆所面对的是我们纷繁复杂、未经整理的经验世界。为了有效地存储和提取记忆，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对自身的经验内容进行筛选和编辑。这里交织着想象的重构、意义的赋予、语言的规约以及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早期的传记理论家，如安德烈·莫洛亚等，因为认识到记忆很难完全如实地还原过去，便提出作为记忆叙事的自传往往是不可靠的。许多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其实，记忆叙事追求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命之真”，而非简单的事实真相，所谓的“不可靠”正是主体之自由和创造力的体现。

　　另一方面，回忆本身也有审美价值。它本质上是“今日之我”对“旧日之我”的回望，其美感来自这两个不同时空所拉开的审美距离以及人类对时间流逝的真切体验。进入我们回忆范围、被我们复述的生命经验，常常伴随着一种沧桑和怅惘的情味，既给我们带来亲近的感觉，又给我们一种无法真正靠近的伤感。这尤其体现在作家对童年、故乡、青春、初恋等主题的追忆中。比如，纳博科夫曾在《说吧，记忆》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我再度看见了我在维拉上课的房间，墙纸上的蓝色玫瑰，开着的窗子。皮沙发上方的椭圆镜子里满是窗子反射出来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发上贪婪地读着一本破旧的书。渗透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种安全、安乐和夏季的温暖的感觉。那个鲜活的现实变成了今天的幽灵。”他描绘的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情境，所涉及的也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当他将这些记忆的碎片、瞬间的感受、光影的意象与一种怀念、失落的情感糅合在一起时，便创造出了一个如真似幻、永恒不朽的记忆空间，让一份日常的存在拥有了独特的诗意。

　　自我和他人

　　无论在概念使用还是创作实践中，我们都常常将回忆录和自传相混淆，其实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回忆录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个性化色彩，个性化程度最高的“自我回忆录”等同于自传；区别则在于回忆录的作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分子，他有一种见证者的意识，力图在写作中打通私人与公共的空间、融汇个体与集体的记忆。

　　因此，回忆录突出地体现了文学介入社会生活的功能。从个体层面来说，回忆录的创作既涉及个人社会形象的塑造，也涉及公共话语权的争夺；从集体角度而言，回忆录的撰写也有利于构建和强化集体认同。比如，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涌现出大量由妇女、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群体撰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怀旧”，而是通过分享他们的特殊经历，为所属的群体发声。这使得回忆录成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重要力量，直接有效地介入社会和大众生活。当然，这也意味着回忆录容易沦为权力话语的争夺场，对它的阅读应持有审慎和批判的态度。

　　同时，回忆录游走于自我和社会、他人之间的特点，也让它在建立作者与读者的共情关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回忆录往往能以朴实无华的讲述方式，唤起人们类似的时代记忆和生命感受，从而实现与读者的直接交流，让彼此的情感同频共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传递、同情共感，正是文学艺术最朴素的真谛。所以，关于不幸童年、战争阴影以及暴力、贫穷、疾病、丧亲等创伤性主题的写作和出版正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现代人那些最隐秘的情感、那些无法释怀的伤痛，往往通过回忆录的形式袒露在大众面前，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安详辞世》和菲利普·罗斯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两部书的作者此前早就以小说创作闻名，但他们在遭遇亲人离世这样的重大生活事件时，还是选择了彻底的非虚构形式，来与读者分享这一份私密的痛苦。这两部书中并没有什么高超精妙的文学技巧，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悲伤惶惑以及对母女、父子亲情的复杂感怀却足以让读者动容。文学在这里回到了简单的倾诉与陪伴的关系中：作家通过文字来纾解伤痛，而读者则在他人的文字里感受与自己相似又不同的生命体验。

　　艺术和生活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美学一直有“为诗辩护”的传统。在摹仿论盛行的时代，亚里士多德信奉的“诗比历史更真实”，将文学的或然、必然置于历史的已然、偶然之上。浪漫主义之后，艺术自律的观念深入人心，文学的范围被缩小到创造性和想象性的作品，这种“纯文学”的观念至今仍有广泛影响。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重新审视“词”与“物”的关系，语词变成了“能指的游戏”而不再履行指向现实的承诺。在此背景下，回忆录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受欢迎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回忆录让我们重视生活的偶然性。小说、戏剧等虚构文类的创作，虽然也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更需要对杂乱无章的生活素材进行想象性重构，这种重构要求在种种偶然中见出一种必然，而对不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材料予以剔除，其叙事往往是线性、完整、有逻辑的。但回忆录的价值之一，正在于通过文字来保存、恢复已不存在的生命时刻，而这些时刻可以是特殊的、孤立的。回忆录创作虽然也包含着对原始的记忆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二次创作过程，却并不一定要从中提炼出普遍性的规律，更不排斥对偶然的、无法提炼出明确意义的生活事件的呈现，其叙事可以是非线性、碎片化、自相矛盾的，以灵活、弹性的方式容纳丰富而复杂的经验世界。

　　回忆录也让我们认识到现实生活本身的美学力量，这也是回忆录和其他非虚构文学的共通之处。其实，很多作家在创作之初并没有区分虚构和非虚构的方法意识，他们只是想为自己深深体验过的现实生活寻找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这样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我一开始并没有好好琢磨文学之美是由什么造就的。事实上，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我就力求言说现实。这一目的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对言说现实的方式的看法。我并没有质疑小说和虚构，我最初的作品就是见证。”（《“我写作不求‘再现现实’，而要追寻现实”：安妮·埃尔诺访谈录》）

　　埃尔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作家，但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共鸣，很大一部分也得益于她对现实力量的执着追求。而撰写了整整四部个人回忆录的波伏瓦则讲得更加彻底：“艺术作品就像一幢别墅的花园里的一个雕塑，枯燥乏味……我的自传并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我激情、失望、激荡的生活。”（《事物的力量（一）》）当然，艺术与生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真正的艺术需要取道生活。在这个时代，读者们渴望通过回忆录来扩展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在他人的生命轨迹中寻找共鸣。回忆录满足了人们对真实的渴望，也为文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