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如何认知记忆”一直是意大利符号学者翁贝托·埃科思考的重要命题，他在小说《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通过虚构逆行性失忆患者伊昂伯（Yambo）找回自己过往生命经验的故事探讨了该命题。小说中，埃科首先借心理医生格拉塔洛罗之口，区分和界定了两种记忆：第一种为“隐性记忆”，指涉包含刷牙、洗脸与写字在内的一系列自动化的肢体反应；第二种为“显性记忆”，即个体主动接收信息并对其进行记录的行为。“显性记忆”又被其分为“知识型记忆”与“自传式记忆”：前者不但是记载于书本上的信息，而且能在公众的阅读、分享和传播中成为某种共识，帮助个体形成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后者则指涉了那些仅仅属于个体的偶然生命经验，是个体建立自我认知的基础。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失去了“自传式记忆”的伊昂伯恰恰是通过在阁楼上重历儿时连续阅读数个日夜的生命经验，成功记起了一部名为《阁楼上的八天》的书籍。该书不仅唤醒了他儿时的阅读和收藏经验，也使他意识到他对阁楼的热爱以及女儿的姓名正是源自此书。可见，“自传式记忆”激活了“知识型记忆”，而“知识型记忆”也反向塑造了“自传式记忆”。

　　两种记忆对个体认知生成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阁楼上的八天》虽然唤醒了伊昂伯的个体生命经验，但是却没有使他把在该书中所读到的故事误认为自身经历的真实事件。换言之，个体哪怕只拥有“知识型记忆”，也不会在借助文本记载恢复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把自己误认为文本所再现的审美对象。个体的“知识型记忆”与“自传式记忆”虽然相互启发，但以相互独立的形式存在。

　　“知识型记忆”既不会干扰个体的自我认知，也不会单向地赋予个体与这个世界有关的纯粹知识，而是启发其在实践和接收新信息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知识革新，从而建构一种动态的认知系统。在《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当主角为了找回“自传式记忆”不得不重新翻阅少时浏览的书籍时，他发现了一部名为《最新版梅兹》的百科全书。在成年的伊昂伯看来，此书中的信息虽算不上完全错误，却也荒诞无比。埃科不但刻画了伊昂伯在阅读此书时的心理活动，而且从符号的诠释和接受角度，借小说人物之口探讨了记忆的认知问题：

　　这本书是不是构成了我的最初的认知？我希望并非如此，在我已经开始阅读一些词条，特别是那些画了线的词条后，我不由得冷笑起来。“柏拉图，哲学家，希腊，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弟子，他的学说以对话的形式表达。收集了大量精美的古代文物。生卒年公元前四二九年到公元前三四七年。波特莱尔，巴黎诗人，在艺术方面，古怪且不自然。”

　　显然，我们还是可以从我们所接受到的糟糕教育中解脱出来的。后来，我的认识随着年岁见长，并且在大学，我阅读了柏拉图的几乎所有的著作。没有人向我确认他曾经拥有一套精美的古物收藏。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呢？如果对他来说，这是更重要的事，其他工作都只是为了挣得口粮，并且允许他的这种奢华的开支呢？ （《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

　　此外，伊昂伯在重读时还发现，许多作为少儿读物的哥特小说充斥着恐怖、黑暗与血腥的内容。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记住的“糟糕”信息会不会使人误入歧途？这是一个困扰公众已久的迷思。然而，在埃科看来，个体所接触到的文本，特别是文学所代表的美学性文本并不是简单明了、只可被接收者从字面理解的单义信息，而是尚待进一步诠释的符号，或者说是一个能够持续产生新信息的“信息源”；个体也并非一台只能对信息进行单义转码的机器，而是生活在动态文化语境中的主体。一旦个体把其所接收到的新知识转化成为可被记忆的符号，无论这些知识正确与否，它们都不会成为一种无法撼动的观念，而会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通过新信息的获得和实践活动被不断修正。因此，哥特小说并没有使伊昂伯成为罪犯；而“柏拉图是一个古物收藏家”这样一条信息，既在伊昂伯持续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得到了修正，又帮助他通过持续置疑相关佐证的可靠性，获得了思辨能力。

　　“百科全书性能力”的生成

　　与普鲁斯特对非线性记忆现象的再现不同，埃科更倾向于借助文学所演绎的假设情景，理性地思考个体如何凭借记忆生成认知和主体性的问题。为此，他想象出了一位患上“逆行性失忆症”的小说人物伊昂伯，并通过他“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揭示了这两种记忆之间看似独立却相互触发、彼此转换的过程。即“知识型记忆”既是个体的知识，也是与个体有关的知识，个体在回忆他的阅读经验时也会触发与这段经验相关的具体情境；“自传式记忆”包含的则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经验，更是有助于个体理解这段生命经验的重要知识。

　　“知识型记忆”与“自传式记忆”之间的每一次转换也将在实践的介入下，丰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埃科把这种在实践与知识的辩证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性认知能力称为“百科全书性能力”。通过伊昂伯对记忆的理解和重新发现过程，埃科也在尝试反驳这样一种认识论误区：如果“知识型记忆”代表的是以词典式分类归属逻辑所组织的理论知识，那么这种“纸张的记忆”将无法指导复杂与具体的现实。但事实却是：主体在运用知识时并非纸上谈兵、按图索骥，而是在动态的文化语境中，凭借“百科全书性能力”，使“知识型记忆”成为文化实践活动发生的场域。在小说中，伊昂伯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回忆起意大利19世纪冒险作家萨加利的奇幻小说，并非仅仅因为儿时的阅读经验，更因为这些“知识型记忆”在社会上引发了诠释、传播与演绎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这些转化成为公共文化性认知的“纸张的记忆”弥散于伊昂伯的生命经验中，以至于无论他阅读过原作与否，都能成为“萨加利”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者。

　　文本符号建构的“现实”与

　　失败的诠释者

　　埃科在小说《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与他从符号学与诠释理论角度探究的文学问题相呼应。如果说任何文化实践都涉及符号的接收与诠释活动，那么文学必然会涉及文本符号的接收者与发送者，即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主体的读者身份及其作者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每一个主体的认知由他的“经验的”部分，即“自传式记忆”与“模范的”部分，也即“知识型记忆”构成，而在该小说中，埃科探讨的正是“经验作者”与“模范读者”何以具备同一性并实现共存转换的问题。

　　事实上，在文化实践中，“经验读者”未必会成为作者，但“经验作者”只要生活在特定文化的知识传统中，则必然是一位“模范读者”。伊昂伯本是其经历的“经验作者”，而个体记忆的丧失反倒把他转换成为其自身生命经验的“模范读者”，因此他必须运用“知识型记忆”重新理解过往人生，并通过建构出一套逻辑自洽的叙事，把自身再次转换为一位能够掌握其记忆与认知的“模范作者”。那么，伊昂伯是否恢复了原初的个体记忆，找回了“真实”的自己？或是从“经验作者”“模范读者”成功转变为叙说“谎言”的“模范作者”？耐人寻味的是，故事的发展没有遵循这样的二元逻辑，埃科最终讲述了一位“成功”的“失败者”的故事。伊昂伯在重历“纸张的记忆”时陷入了意识的混沌状态，他却在混沌中开始发现，那两个曾不断闪现于其脑海中的意象，即“浓雾”与“神秘火焰”原来象征着他在童年时期所遭遇的死亡创伤和永远无法得到的初恋。不过，当伊昂伯认为自己已经找到其记忆的核心时，他却再也无法从濒死的昏迷中醒来。

　　任何寻找过往和历史的行动，不是恢复原初的现实，而是在创造更多的故事；故事一旦被讲述，又必然是被反复修饰的“谎言”；“现实”只能含混地显现于恢复现实的回忆行动与编撰故事的理想实践之间。埃科借《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不仅是为了揭示文学的本质，探索符号表达与接收过程中的个体认知与记忆规律，更是以此为路径再次回归其毕生探索的终极哲学命题，即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阁楼上的八天》唤醒了伊昂伯作为个体的现实经历，及其与该文学文本有关的现实经历；《最新版梅兹》以一项似是而非的信息传递启发了小说主角的辩证思考；被主体“百科全书性能力”转化为文化事实的符号客体的“萨加利”，则是实存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构成部分。

　　如果说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文本的源头，那么，文本也正在通过主体的认知实践重新定义和诠释现实。因为“现实”正是被文本所持续诠释的动态当下和被实践所不断修正的未来，所以，一旦当作为现实的“神秘火焰”和“浓雾”伴随伊昂伯的意识消弭于二者意义被锚定的瞬间时，它们也就成为一个失败的诠释者永远无法抵达的目的地。借由《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埃科既尝试说明文本与现实之间相互转换、彼此启发的关系，却也在结局处暗示了文本通往现实的道路是一段难以企及目的地的漫长旅程，而在此过程中所收获的诗意的觉悟，是一场只属于失败的诠释者的胜利。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