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是一个有待拓展与深化的重要学术领域。以19世纪为例，西方文学思潮的生成、发展与流变呈国际性范式，正是这种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出现与传播，使得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比较意识被激活，比较文学应运而生。自然科学是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生成与演变的重要因素；科学与文学思潮之关系的研究，是西方文学思潮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浪漫派在主张“反科学”的同时，又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艺术灵感，浪漫主义也像现实主义一样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结出的重要文学果实。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文学思潮的研究，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思潮研究本身就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作者简介：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关键词：西方文学思潮 跨文化 跨学科 自然科学 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22YSXK03ZD)；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15ZDB086)。

　　文学思潮研究的特点与意义

　　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演进相比，西方文学史的展开明显呈“思潮”“运动”的形态，具有“革新”“革命”的特征。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文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文学思潮和运动在交替或交叉中奔腾向前，牵引并勾勒出了西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与轮廓。可以说，文学思潮是西方文学发展的一条红线，把握住了它，就等于把握住了西方文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体风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确信，虽然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类宽泛的描述性术语含义多样，但它们却是有价值且不可或缺的。把作家、作品、主题或体裁描述为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就是运用一个有效的参照标准并由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和讨论。”①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在西方学界，文学思潮研究历来是文学史研究的主战场，其研究成果亦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与之相比，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亟待拓展与深化。笔者以为，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离不开跨文化与跨学科两个维度，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本身也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所谓“文学思潮”(Literary Trends)，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②文学思潮研究是“史”和“论”的结合，同时又与作家、作品的研究密切相关；“史”的梳理与论证以作家作品为基础和个案，“论”的展开与提炼以作家作品为依据和归宿。因此，文学思潮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工程。“基础性”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坐标，赋予文学史的研究以系统的目标指向和整体的纲领统摄；“理论性”意味着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有可能将关于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研究在理论概括与抽象提炼后，上升到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层面；“宏观性”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虽然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但又不拘泥于作家作品，而是从“源”与“流”的角度梳理文学史演变与发展的渊源关系、流变方式及路径、影响，使文学史研究具有宏阔的视野；“综合性”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是关于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使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成为可能。与个案化的作家、作品研究相比，以“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与“综合性”见长的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成为西方文学史研究的中枢地带，这也决定了它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中的难度和重要性，以及在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我国，“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早已归入沉寂，当然也颇有收获，但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中的“瓶颈”，却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本土各种集体“编撰”出来的西方文学史著作或外国文学史教材，大多呈现为作家列传和作品介绍，对文学历史的展开，既缺乏生动真实的描述，又缺乏有说服力的深度阐释；同时，这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的常见做法是用偏于狭隘的文学史观推演出的观念去简单地论定作家、作品。此等情形为何长期、普遍存在，我们可以用文学(史)研究中文学思潮研究这一综合性层面的缺席来解释，而这也或许正是重写西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长期难以获得突破的“瓶颈”所在。在当下过于浮躁的时代文化氛围和学术氛围中，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切实有效地进行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乃是一个矗立在学人面前的既带有总体性又带有突破性的重大学术工程，它的推进与实施，对提升国内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水平，推进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呢?

　　文学思潮研究与跨文化比较

　　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它要求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间，“跨文化”是前提，“比较”是基本手段与方法。反之，比较文学之跨文化研究必然具有超文化、超民族的国际意识。就文学研究的视野、理念和方法论而言，任何形态和国别的文学研究，都离不开跨文化比较的宏观透视和大视野参照，由此可辨析、阐发异质文化背景下文学的差异性、同一性和人类文学之可通约性。对此，笔者曾经有过专题论述：

　　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对话、交流与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学与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③

　　从西方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一种文学思潮产生后通常都会蔓延至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其国际性和世界性特征十分明显。19世纪，欧洲世界性、国际化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催生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大文学思潮，并且促其流行、蔓延至欧美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随着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发展，西方与东方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文学思潮也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进程。就此而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及19世纪末西方的其他文学思潮，其“世界文学”属性与特征是显著的，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流变，称得上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范式。因此，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在方法与理念上必然是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正是19世纪欧洲国际性、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出现与传播，唤醒了文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审视的自觉，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意识由此凸显，“比较文学”(以后发展为新学科)也应运而生。可以说，西方文学思潮与生俱来是一种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因此，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需要比较文学的方法与理念；换言之，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必然同时隶属于西方文学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的范畴。

　　较早对欧洲19世纪文学思潮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著名的丹麦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他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虽然没有出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之类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后人概括出来的)，但是，就其以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为研究主体这一客观事实而论，他的这种研究既属于文学史研究，也属于文学思潮研究。就此而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对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国际化”“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开拓性、总结性研究，这部巨著既是特定时期的断代“欧洲文学史”著作，也是“欧洲文学思潮发展史”著作。不仅如此，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又是一种“比较文学”的代表性著作——因为该著作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文学史现象及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勃兰兑斯在该著作中以纵横恣肆的笔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学主潮予以对照研究，分析同一文学思潮在不同国家呈现的不同风格与特点，同时也归纳提炼出共同特征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与理念。勃兰兑斯没有在书中提到“比较文学”这个学术术语，但在全书一开头的“引言”中却反复提到了方法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他说，19世纪欧洲文学中存在着“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要对它们做深入的了解，“只有对欧洲文学作一番比较研究”。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打算同时对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中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加以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个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的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和太远的东西都看不真切。”⑤在勃兰兑斯的“比较研究”中，既包括了其本国(丹麦)之外的不同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包括了它们与丹麦文学本身之间的比较。按照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概念来看，这属于跨国别、跨民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所以认定这种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是顺理成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勃兰兑斯是最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较早的比较文学研究典籍之一。

　　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角度看，勃兰兑斯的这种研究有什么优长之处呢?在此，笔者联想到了日本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该著可以说是日本乃至亚洲最早系统研究西方文学思潮的著作。厨川白村自称，他写作该著的原因是要突破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⑥他说，“讲到西洋文艺研究，则其第一步，当先说明近世一切文艺所要求的历史的发展。即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其源系来自何处，到了今日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现代文艺的主潮当加以怎样的历史解释。关于这一点，我想竭力的加以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说明”。⑦正是出于这种追根溯源、系统思维的研究理念，他认为，过去的“许多的文学史和美术史”研究，“徒将著名的作品及作家，依着年代的顺序，罗列叙述”，“单说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⑧即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厨川白村的这种理念正好与勃兰兑斯不谋而合。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既有个别国家、个别作家作品的局部研究，更有作家群体和多国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从个别上升到群体与一般、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显示了研究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对此，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前言”中有一段生动而精辟的表述：

　　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从美学上考虑，它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需把作者和创作环境当作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而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本书却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像“果”反映了“因”一样……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⑨

　　勃兰兑斯在上述文字中，把文学史比作“一张网”，把一部作品比作从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只有放到“一张网”中——特定阶段的文学史网络、文学思潮历史境遇以及互相影响的文学“集团”中——做比照研究，才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家或作品之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质、创新性贡献和历史地位等。在这部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中，勃兰兑斯从整体的、局部的和联系的理念出发，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作家、作品和国别的文学现象，视作特定历史阶段之时代精神的局部，并把它们放在文学思潮发展的国际性网络中予以比较分析与研究，从而揭示其共性与个性。比如，他把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把它们看做是构成大戏的六个场景”，“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⑩第一个场景是卢梭启发下的法国流亡文学；第二个场景是德国天主教性质的浪漫派；第三个场景是法国王政复辟后拉马丁和雨果等作家；第四个场景是英国的拜伦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们；第五个场景是七月革命前不久的法国浪漫派，主要是马奈、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等；第六个场景是青年德意志的作家海涅、波内尔，以及同时代的部分法国作家。勃兰兑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团体的浪漫派作家和作品在时代、精神、历史、空间等诸多方面的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文学集团(场景)的盛衰流变和个性特征。

　　后来，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于1948年写的《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则是从更广泛的范围研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涉及的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匈牙利等，这是一种更自觉的比较文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文学思潮。意大利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的《浪漫的痛苦》(1933)则从性爱引起的痛苦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欧洲不同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H.H.Remak)的论文《西欧浪漫主义的定义和范围》，较为详细地比较了西欧不同国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以及浪漫主义观念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异同。美国的文学理论家R.韦勒克(René Wellek)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考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的流变，其研究理念也属于比较文学。他指出：“浪漫主义怎样首先在德国形成思潮，施莱格尔兄弟怎样首先提出浪漫主义是进步的、有机的、可塑的概念，以与保守的、机械的、平面的古典主义相区别，浪漫主义的概念如何传入英、法诸国，而后形成一个全欧性的运动。”(11)这是在比较分析中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国际性传播及其本质特征。韦勒克对现实主义的研究也是这样，他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中，就从“现实主义”名词术语的考证分析拓展到现实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跨国别发展，其间辨析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各自特征和异同，等等。(12)这种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其所达到的理论的和历史的高度通常是仅限于国别的作家作品研究所难以企及的，并且也避免了厨川白村所说的那种“单说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的弊端。

　　可以说，深度而全面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离不开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而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又必然离不开比较文学的理念与方法，所以，跨文化比较则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文学思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

　　除了跨民族、跨文化研究之外，跨学科研究也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对文学进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又一本质特征，是比较文学在另一个维度上的“跨”。在当下本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是一个热门话题，特别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其热度尤甚。“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因为世界文学的研究除了理清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还应该与世界美术史、音乐史乃至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等进行比较，从而概括出世界文学史发展的独特规律和风格特征。”(13)在西方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以特定时期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土壤和背景，或者说文学思潮是特定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表征，而社会—文化思潮又必然是特定时期的科学、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必然不只是就文学论文学的那种“内部”研究，而是“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潮“内部”的演变及其本原性特质的形成，虽有赖于文学自身传统的赓续与演变，却也是文学“外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外部”因素的作用常常是文学思潮产生和更迭的关键因素，并决定着一种文学思潮之本原性特质的生成。所以，既然文学思潮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文学思潮的研究必然离不开文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维度审视，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思潮研究自然也属于跨学科维度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此，笔者仍以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与自然科学之关系为例予以论析。

　　19世纪可称为“科学的世纪”。此时，自然科学空前巨大的成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科学的理念与方法也越出了科学自身的领域，在人的理论思想与行为的各个不同领域被广为模仿与运用，这在欧洲社会成为一种普遍流行和渗透的精神文化现象。科学精神不仅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也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说：“随着我们的文化本身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也可能变得更加具有理性和更加接近科学……在许多领域，艺术家从科学，特别是从形式的材料和技术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14)从科学影响文学的顺向(而非逆向)逻辑去看，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时代结出的重要果实之一。“现实主义借助科学实证的观察、实验方法，改造了传统‘摹仿说’，使文学‘写实’从先验性抽象思辨走向了经验性、实证性分析，从而更新了文学的观念、叙述方式和文本的样式，进而从一种层面上促成了西方文学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的现代性转型，具有‘先锋性’特质与意义。”(15)从自然科学作用于文学的角度去考察，我们不仅可以深度发掘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因，还可以深度阐释其本原性特质和现代性转型之缘由，从而大大推进现实主义学术话语的更新与重构。不过，当我们考察自然科学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时，结论似乎产生了逆转。因为，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以往我国学界通常认为它是反理性、反科学的，与科学知识的进步背道而驰，而且事实上，英、法、德三国的浪漫主义主要代表人物都有过阻碍科学发展的“罪证”。然而，这并不等于浪漫主义者对科学的整体性否定，也不等于自然科学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实际上，当时浪漫主义所反对的是启蒙科学观中的“普遍理性”误区。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显然过分高估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潜力，且其进步性也并非直线前行。人的理性固然有限，且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理性无法保证“进步的观念适用于所有的文化领域”，“科学与文化由诸多异质的和复杂的领域组成，科学或文化整体上的进步趋势，不代表着每个科学研究领域或文化领域都是进步的”。(16)浪漫主义意识到，尽管不同科学领域可以互相合作，但不能以物理学或者数学逻辑为标准原则，而应该用“美的理念”来引导。百科全书式的学科融合虽然在方法上可取，可是从本体论上来说，物质或者说自然并非被动的实体，而是有生力量，无法由不变的物理学准则来统一解释。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都坚决反对把理性局限在科学典范之上。荷尔德林指出，“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真与善只有在美之中才能结成姊妹”。(17)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浪漫主义着重关注的问题，要克服启蒙科学观中的客观主义教条，就要深入挖掘科学研究中具有创造性的爱和欲望。即便是启蒙时代的科学家，有很大一部分“探究自然，就是为了找出更多理由来热爱自然”。(18)科学研究应该跳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桎梏，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思考，建立人与自然的统一整体。因此，在对唯理主义之理性的否定中，浪漫主义喊出了反启蒙理性、反科学的口号。但是，在科学与文学的深度关联之处，浪漫主义却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和现实主义一样，与自然科学也有一种顺向的逻辑关联。由此我们找到了对浪漫主义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并不等同于理性与艺术的关系。虽然科学背后的理性逻辑与艺术背后的感性情绪是背向而驰的，但作为理性绽放的科学之花却并不全然与作为感性绽放的艺术之花势不两立。1800年，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写道：“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19)艺术之于科学的根本作用在于——艺术的自由精神、无限想象及其对现实的颠覆指向，永远都在感召滋养着科学永恒的怀疑—创新精神；而科学则以不断释出的传媒技术革命助成艺术形态与文类的革新，尤其以生物科学的进展不断达成对生命本质的新的理解，从而在客观上不断推动作为“人学”的艺术之重构。“科学研究的才能和艺术造型的才能，仿佛是两种水火不容的东西。乍看上去，他们在本质上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而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的凡人才享有这两方面的才能。”(20)现代文化领域分立着两大知识者部落，其一为“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大多是鼓吹天才与个人创造力的梦想家，其二是“没有灵魂”的科学主义者——高标理性、否定个性的技术崇拜者以及科学原教旨主义者。(21)这就是人们通常对浪漫主义和科学之关系的最普遍的理解，一谈到浪漫主义，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将它与科学对立起来。

　　浪漫主义超越了启蒙时期的理念，批判了当时的“科学崇拜”热潮，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浪漫主义的纲领是纯粹的“反科学”。虽然浪漫派中不乏中世纪的向往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要回到启蒙运动之前的思想体系，“大多数浪漫主义者与其启蒙学派前辈一样，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22)事实上，浪漫派并未简单地否定人类的科学进展，其艺术创作也广泛吸收了那些能够帮助文学家拓进人性表现的新的科学理念，比如浪漫派与机械文明协同创造了这个时代的一类新人——“机械的浪漫主义者”。(23)约翰·特里西指出：“浪漫主义理想启发并塑造了机械科学与机械工业，而科学的新发现与技术的新发明也对生物有机论与文艺观回报甚丰。”(24)

　　在浪漫主义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理论的革命性突破，新的自然观、新的认知理论等不断更新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自然以及整个世界的理解。特里西将浪漫主义时代之“浪漫的机械”与前浪漫主义的“古典机械”做了对比：“浪漫的机械”灵活多变，充满活力，巧妙地将生命元素与无机物编织在了一起，其出现的背景乃是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这种观点视大自然为不断生长、精妙互动的共生系统。人类意识的提升，思想、感觉和意图的迭变亦在其间起了关键作用。“浪漫主义科学观”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潮流，而1950年代以后古典科学观复重占上风。但就在这短短数十年内，“浪漫主义科学观”或“机械的浪漫主义”(25)在生理学、物理学、进化论、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催发推动却成就卓著。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生物学对人与世界的揭示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常常限于谈论生物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决定性影响，却忽略其与浪漫主义的密切关联，这使得生物学这座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与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之间的过渡桥梁被硬生生地折断了。事实上，包含生物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系统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为建构浪漫主义赖以繁荣的整个精神氛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逻辑框架。

　　18世纪末期，奥地利的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提出颅相学理论，认为肉体和心灵是一体的，相互连通的大脑与心灵的存在状况与颅骨的大小、形状甚至隆起的部分息息相关。“经由最新的科学发现，他们确认了处在自然界及灵魂深处的直觉其实是一根有生命的纽带，并因此能够在某种更高深心理机能的作用下理解自然透出的话语。”(26)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科学对人类心脑系统的探索，启发了浪漫主义人性观的形成。启蒙运动推崇人的“无差别理性”，认为人“从理论上来讲都有能力将各种碎片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凡是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将了解世界的真相……”启蒙主义理性认为人类只能被动地反映自然客观规律，人类作为宇宙的旁观者，仅仅是体现机械自然定律的“机器”。(27)

　　作为生物科学的先锋，19世纪的神经科学本身彰显了丰富的“浪漫”色彩，而浪漫主义文学又与当时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交织在了一起。柯勒律治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主将，对医学的兴趣也是众所周知，他与戈德温之间的通信，提出“词语即事物”的论点，也由此引发了一个久经认知神经科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否能归于大脑的神经元活动，头脑是否能被视作一架计算工具，而思考是否等同于处理一系列抽象的符号表达?”(28)当时，法国的皮埃尔-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和英国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等科学家在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还刷新了人们对心智的认识，震惊了哲学和神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界。这些科学家称大脑为“思想的器官”，倾向于认为大脑就是人类的心智所在。人类的意识与心灵，必须根据脑科学所揭示的物质基础才能给出恰当的解释。在大脑物质的活力的保证下，人类的心智积极构造自然与文化的形象。人类的心灵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官能，感受、情绪与想象力等非理性要素在心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类心灵的存在，不能完全脱离身体的存在，因此，心灵深深地扎根于身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它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显明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29)这种观点与以往洛克等人的心灵被动性主张相左，并且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持。科学领域的惊人发现促使大脑和生物学视野下的心智研究更上一级台阶。1791年，伽尔瓦尼(Luigi Galvani)宣称自己证明了“生物电”的存在，使得神经电流传输理论深入人心；约翰·赫歇尔(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和J.G.施普尔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等人的研究推动了解剖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神经结构，最终这些成果被赫兹里特所吸收，成为他的艺术批评理论的一部分，甚至启发了济慈创作传世名篇《心灵颂》(“Ode to Psyche”，1819)。至此，脑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也正式得以建立。

　　浪漫主义者对人类心理—心灵的新发现，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甚为充分。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等人对生理学、化学、电磁学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使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反对机械论的心灵观，倡导浪漫主义之“积极心智观”。在威廉·布莱克看来，艾萨克·牛顿几乎就是一名“罪犯”——因为其科学和数学正是腐蚀人类灵魂，撕裂整个世界的祸根。正因如此，布莱克本人的诗歌与绘画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永不止息的努力——弥合儿童与成人、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地狱、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其《纯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前者用稚真朴素的诗句描述了一种美好和平的自然状态，与后者充满幻灭色彩的主旨构成了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对比。而在《天堂和地狱的婚姻》(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3)中，布莱克不仅在形式上尝试着将文字和版画结合在一起，而且在题旨上将天堂看成与地狱相融合而非对立的部分；因此，便有了虎与马、狮子与羔羊、儿童与成人、天真与世故等的交合，这也正是后来波德莱尔所谓基于“彼此类似”而“相互表达”所构成的象征。而济慈的名句“(牛顿光学)将天空的彩虹拆解”则道出了英国浪漫派对作为理性衍生物的科学的态度。大多数英国浪漫主义者认为：较之理性，自然流露的强烈情感或直觉更能把握事物本质；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启蒙运动对自然科学的过度崇拜与对科学技术的一味滥用，声称这会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然而，以《为诗辩护》著称的雪莱，也曾挺身为科学辩护：英雄与虔信时代早已远逝，而今唯科学技术引导社会进步；科学能改进民生福祉。他曾诗意地描述过月相变化、月震现象、地球和月球因引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而相持、粒子围绕彼此千万次旋转而产生各种波长的辐射等自然现象。在抒情诗《云》(The Cloud，1820)中，他对云、雨、雷电、海洋与天空等自然现象与过程的刻画极富科学精神；在《西风颂》中，对海底树林在洋流变化之前自行萎缩现象的描绘，也颇符合科学原理。此外，《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对新兴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亦多有提及，而《麦伯女王》则探讨了自然科学发现以及人的自我认知，包括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1473)、霍尔巴赫(Horbac)的“自然体系”和卡巴尼斯的“人的物质精神同一说”等。“诗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所谓宗教，这种对灵界神物只有一知半解的东西，多少接近于美和真。”(30)这是一个纲领性的论断，实际上指向一个古老的目标，即人与神(或泛神)的结合——借以建立一个涵盖一切、无所不包的统一体。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张扬“反科学”的同时，又在科学中汲取了艺术灵感。在科学影响文学的顺向逻辑上，浪漫主义也像现实主义一样，同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自然科学和浪漫主义之关系的跨学科考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与文学之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同样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而从更宏观的视野上看，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不仅有助于作为二级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建设，也有助于推进西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外国文学、文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注释：

　　①Donald Pizer,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1.

　　②关于“文学思潮”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③蒋承勇：《走向融合与融通——跨文化比较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外国语》2019年第1期。

　　④⑤⑨⑩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第1页，第2页，第3页。

　　⑥⑦⑧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樊从子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第3页，第2页。

　　(11)(12)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第214-250页。

　　(13)高旭东：《跨学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4)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493页。

　　(15)蒋承勇：《科学与文学理念之现代性转型——现实主义“写实”特质成因考论》，《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16)(27)(29)郝苑：《科学与浪漫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3期。

　　(17)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1-282页。

　　(18)B.Kuhn,Autobiography and Natural Science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Rousseau,Goethe,Thoreau,Surrey:Ashgate,2009,p.56.

　　(19)威廉·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页。

　　(20)瓦肯罗德：《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谷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页。

　　(21)(23)(24)(25)John Tresch,The Romantic Machine:Utop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Napole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1,p.4,p.1,p.4.

　　(22)(26)Michael Ferber,Romantic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89,p.92.

　　(28)A.Richardson,British Romanticism and the Science of the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47.

　　(30)雪莱：《为诗辩护》，缪灵珠译，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