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书信论战是19世纪中期俄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关于它的评价却长期存在偏颇。本文通过解读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和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来把握论争双方的逻辑和思想立场,并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大背景下看待这场论争,试图对这场一个半世纪前的书信论战做出更贴切、更公允的理解。

　　关键词：别林斯基; 果戈理; 俄国批评; 《与友人书信选》; 《致果戈理的信》

　　作者简介：刘文飞，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十九世纪中期，两位俄国文坛杰出人物之间爆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这便是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书信论战。曾被别林斯基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果戈理，其思想在四十年代末趋向温和与保守，他于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了他的这一思想转变。眼见己方阵营中最杰出的作家脱离了街垒，别林斯基无比愤怒，立即撰文予以抨击，先是在1847年第2期的《现代人》杂志上发文讨伐果戈理。数月之后，身在国外的别林斯基在接到果戈理的一封解释加抱怨的信之后，又写下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更为公开、激烈地抨击了果戈理的“变节”行为。作为回应，果戈理又发表了《作者自白》一文，为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辩护。两人之间的这场论争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一事件的解读却不无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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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代的果戈理，深受富有历史感的家乡环境和充满宗教感的家庭氛围的影响，在涅仁中学学习期间就曾自言他的主要追求乃在于“服务国家”[1]，因此，中学毕业后他便来到首都彼得堡，在衙门中任职。彼得堡小公务员的枯燥生活和“服务国家”的宏大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果戈理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并尝试用文学创作来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 

　　183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不久结识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彼得堡文学名流，进入文学界。1831-1832年，果戈理以他那洋溢着浪漫、神秘色彩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轰动文坛。1835年先后出版的两个集子《密尔哥罗德》和《小品集》又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声望。果戈理的小说对象也渐渐地由梦幻、甜蜜的“斯拉夫的古罗马”[2]转向“庸俗人的庸俗”[3]，转向所谓的“彼得堡故事”[4]，其中的《外套》、《鼻子》、《涅瓦大街》等名篇，更是受到了空前的好评。别林斯基依据果戈理的这些作品宣布了俄国文学中一个新的潮流，即“自然派”的诞生。1836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剧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首演，该剧剧本的单行本也同时出版。《钦差大臣》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其作者深受震撼，竟然觉得有些难以承受，于是便在1836年6月出国散心，游历了德、法、意等国，同时继续他1835年秋就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1841年底，果戈理带着《死魂灵》第一部手稿返回俄国，并于次年5月在俄出版该书。这部揭露俄国现实之黑暗的作品，受到了批评界和读者的空前关注，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说道：“《死魂灵》使得整个俄国都震动了。”[5]

　　完成了《死魂灵》后的果戈理，几乎被公认为当时俄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而别林斯基作为当时俄国文坛首屈一指的批评家，自然不会对果戈理的创作熟视无睹。早在自己的批评处女作《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就谈到了果戈理的创作，在后来的几篇年度文学概论中，别林斯基也多次提到果戈理。更为重要的是，别林斯基先后写有数篇专论果戈理创作的批评文章，其中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几部中篇小说》（1835）一文，为别林斯基对果戈理乃至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定下了基调。别林斯基将果戈理的小说创作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写道：

　　果戈理先生中篇小说的突出特征，就在于构思的简洁、人民性、完全的生活真实、独创性以及那总是被深刻的忧伤和苦闷所抑制的喜剧精神。所有这些特色的来源只有一个：果戈理先生是一位诗人一位真实生活的诗人。[6]

　　这些希望是很大的，因为果戈理先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有力的和崇高的天赋。至少是在当今，他是文学的首领，诗人的首领；他站在普希金留下的位置上。[7]

　　果戈理是“真实生活的诗人”，果戈理为“文学的首领，诗人的首领”[8]，别林斯基的这些说法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定论。仅在1842年一年之内，别林斯基就发表了五篇关于《死魂灵》的评论文章，给果戈理的创作以崇高的评价。

　　翻阅一下别林斯基的文集，我们不难发现，果戈理是别林斯基关注最多的作家之一，而能得到别林斯基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作家，除果戈理之外也就只有普希金了。就文字的篇幅而言，别林斯基关于果戈理的评论仅次于关于普希金的评论，但从评论的次数和评论持续的时间上看，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关注则又远胜过对普希金的关注。相比较而言，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关注焦点主要放在“民族性”的问题上，而对果戈理的关注焦点则主要放在“真实性”的问题上。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尤其是普希金的后期创作是评价不足的，而他对果戈理的创作则给予了更为充分的分析，对果戈理创作之于俄国文学的意义也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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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对果戈理评价如此之高的别林斯基，短短的数年之后，竟然会对果戈理给予如此猛烈的痛斥。点燃别林斯基之怒火的导火索，就是果戈理写作并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一书。

　　从甜蜜、浪漫的乌克兰民间生活素描，到幽默、写实的“彼得堡故事”，再到嘲讽、抨击现实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短短的十年间，果戈理已经从一个怀有“服务国家”之志向的小公务员转变成了一个针砭现实的文学大师，这巨大的角色反差，似乎让天性温和、善良的果戈理感到很不适应。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写到，他在《钦差大臣》中“决定把俄国所有坏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并加以嘲笑”。[9]

　　在接下来的《死魂灵》第一部中，他更为充分地显示了其“含泪的笑”的本领，把俄国黑暗而又可笑的现实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无论是《钦差大臣》还是《死魂灵》的第一部，在果戈理自己看来都是充满善意的，即通过“笑”来矫正社会，为他心爱的俄罗斯提供某种帮助。他曾强调《钦差大臣》的主角是“笑”，他在《死魂灵》的封面上特意标出了“长诗”的字样[10]，都是在试图表明自己的这层用意。然而，在《死魂灵》发表之后，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派批评不断地重申《死魂灵》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断地拔高《死魂灵》及其作者对现存秩序所持的敌对立场，这渐渐地让谨小慎微甚至有点瞻前顾后、胆怯畏缩的果戈理感到有些不安了。本来，果戈理的世界观就有着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平等的现象和生活中的种种“庸俗”现象有着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自幼就有的宗教情怀、服务国家的抱负和天生的内敛性格，使得果戈理不愿意人们将他视为文坛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位斗士。因此，发表了《死魂灵》第一部之后的果戈理，很为自己被“误读”而痛苦，因此决定立即动手创作第二部，在第二部中正面地描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以便与第一部形成一个比照，谋得一次矫正。然而，正面的、肯定的文学作品竟如此难写，伟大如果戈理这样的作家居然都难以胜任。《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非常不顺利，迟迟没有脱稿，其间，果戈理还多次焚毁已经写就的篇章。果戈理在写作《死魂灵》第二部的消息早已为人所知，面对读者越来越不耐烦的等待，面对批评家们越来越“上纲上线”的解读，果戈理别无他法，只好把自己的一些书信拿出来，用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来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真实心境，同时解释自己写作上的危机，说明《死魂灵》第二部迟迟不能面世的缘故。

　　大约在1846年的4月，果戈理开始了《与友人书信选》（后面简称为《书信选》）的构思。他在4月21日给雅济科夫的信中谈到过编辑此书的初衷——给那些需要精神帮助的人以答复。[11]《书信选》的编选和写作显然是在1846年的夏秋进行的，《书信选》的素材来源有三个：一是作家自己保留下来的致友人书信的抄件，二是果戈理从友人处索要回来的自己书信的原件，三是果戈理特为此书所写的一些新篇。编写《书信选》时的果戈理，为了治病而身在国外，在7月30日至10月16日之间，他分几次将《书信选》的手稿寄给远在彼得堡的好友普列特尼约夫[12]，由后者负责编辑出版。1847年初，《书信选》在彼得堡出版，但让果戈理感到痛心的是，书刊检查机关对该书动了很大的手脚，有近五分之一的篇章被完全删去，很多地方遭到了随心所欲的修改。直到作家去世之后，在陆续出版的几种果戈理文集和全集中，《书信选》才得以比较完整地面世。

　　包括《前言》在内，《书信选》共由33个篇章构成。《书信选》中，果戈理这样三个方面的思想最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果戈理的宗教意识。果戈理将天主教划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两个部分，并认为东方的正教远胜过西方的宗教，其原因就在于，东方的正教富有深刻的宽容精神和强烈的情感力量。他在《教育》一节中写道：

　　西方的教会只会让人疏远基督……其结果，西方的教会便缩小了自己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无法对生活和世界加以把握。充分、全面的生活观，留在了教会的东半部，看来，教会的东半部被留存下来，就是为了人的最终的、最充分的形成。在教会的东半部里，不仅有敞向人的心灵的广阔天地，而且还为人的理性及各种崇高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余地；教会的东半部蕴含着一条出路，能把人身上的一切都熔铸成同一首献给最高主宰的和谐颂歌。[13]

　　如果说果戈理对俄国教会的直接吹捧让人感到有些牵强的话，那么，他在《书信选》中其他一些地方“间接”体现出的某些宗教意识，则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比如：他主张人们相互之间的宽容和友爱，“在对兄弟的爱中获得对上帝的爱”（《应当热爱俄罗斯》）；他主张善待语言，“应该诚实地对待词语”，因为“它是上帝给人的最崇高的礼物”（《论何为词》）；他认为茹科夫斯基的《奥德赛》译文之所以出色，是因为译者的内心充满了爱、善、虔诚等美好的情感，“这位神性的瞎眼老人看到、听到、预见到了一切，因为他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内在的势力”（《论茹科夫斯基所译<奥德赛>》）。这种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着的宗教意识，是果戈理晚年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其次，是果戈理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果戈理仅仅凭借他在1835年对普希金做出的预言家式的评价（《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就赢得了杰出批评家的地位。普希金发现了果戈理的批评天赋，曾邀请果戈理主持《现代人》杂志批评栏。果戈理写作的一些批评文章，如《论小俄罗斯的歌谣》（1834）、《论1834年和1835年的杂志文学运动》（1836）、《新喜剧上演后的剧场门口》（1842）等，都在俄国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相比较而言，果戈理文艺思想还是在《书信选》中体现得更为集中一些。在果戈理的《书信选》中，有两个观点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对俄国诗歌（文学）民族性的继续强调。在《俄国诗歌的实质和特色究竟何在》一文中，果戈理指出，整整一部俄国诗歌史，就是伟大诗人们在诗歌中表达、再现民族精神的历史，而诗歌的实质，就是在一个严重西化的社会中诗人和诗歌如何帮助本民族的人民认识自我的问题。在果戈理看来，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和诗歌还没有完全从异族文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具有俄国民族特色的诗人们的创作，就越发地具有民族文化的意义了，因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就标志着一个民族精神上的觉醒。二是对艺术中的“崇高精神”的强调。果戈理在《论我们的诗人们的抒情》一文中写道：

　　在我们的诗人们的抒情风格中，有着某种其他民族诗人所不具备的对象，某种近乎圣经的风格，这是一种崇高的抒情状态，它与那些激烈的情绪格格不入，这是理性天地中的坚定腾飞，是精神清醒的最高胜利。

　　他还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精神高尚已经几乎是我们所有作家的本性。”“某种近乎圣经的风格”[14] 、“圣经的回声”[15]、 “精神高尚”[16]，这些概念与其说是果戈理对俄国诗人抒情风格的归纳，不如说是他的艺术理想的一种具体表达。具有圣经般的简洁和严谨、安宁和庄严，表达出心境的虔诚和精神的崇高，这就是晚年果戈理心目中最高的艺术境界。然而，如果说果戈理对艺术中崇高的精神因素的关注是合理的、有启迪意义的，他将上帝作为艺术精神之最高源泉的观念也勉强能赢得人们的赞同，那么，他将对俄罗斯的爱与对沙皇的爱并列，将君主当作尘世的神权来看待，视为最高和谐的统率，并将这种盲目的忠君思想解释为俄国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就颇让人生疑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己的美学和社会观念中，果戈理没有将作为精神理想的宗教性和具体的教会体制区分开来，没有将俄罗斯文化中的国家性传统与现实的统治者及其行为区分开来。结果，果戈理高尚的美学和社会理想便有了堕落为廉价保皇派言词的危险。

　　最后，是果戈理对当时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17]的思想之争所持的态度。从《书信选》中的相关章节来看，置身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之中的果戈理，表面上保持中立，他认为争论是年轻人的事情，聪明人和老年人都不应该沾这个边。在《争论》一文中，他认为争论的双方都各执一词，斯拉夫派只看到整体而未见局部，西方派则相反。“关于我们的欧洲因素和斯拉夫因素的争论……仅仅表明，我们已开始醒来，但尚未完全苏醒。”争论的双方，“全都在谈论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方面，他们无论如何也未能猜透，他们根本没在彼此争论，抬杠。一方离建筑物太近了，因此只能看到建筑物的一个局部；另一方则离建筑物太远，因此能看到整个立面，却看不清各个局部。当然，在斯拉夫派和东方派一边有更多的真理，因为他们毕竟看到了整个立面，因此，他们始终在谈论主要的东西，而非局部”。

　　编写《书信选》时的果戈理，生活在国外，可置身在“欧洲”的果戈理，却对身边的一切颇为反感，而对“东方的”祖国充满眷恋和赞美。在《致一位近视的友人》一信中，他表达了强烈的反西欧情绪：“作为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你至今仍然没有步入自己那可以独自发展的智慧，却让那些异族的粪土填满了你的大脑”；“让我们羞愧的是，直到如今，那些欧洲人还在把他们的伟人指给我们看，可是有时，我们的一些并不伟大的人也要比他们的那些伟人聪明。”在《俄罗斯的恐惧》中，他认为较之于西欧，俄罗斯是充满着救赎希望的：不要为俄国感到惊慌和恐惧，因为“欧洲比俄国还要艰难”，“在欧洲，如今到处都在酝酿这样的混乱，人类的任何一种手段对之都无济于事，一旦这些混乱爆发出来，那么，您如今在俄国所看到的这些惊慌，与它相比就都不足挂齿了。在俄国还有光明在闪耀，还存在着救赎的道路”。

　　从以上的引述不难看出，果戈理《书信选》所体现出的宗教观、美学观和历史观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具有深刻宗教精神的文艺作品才是和谐的，所谓“圣经般的和谐”应该是诗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基督教世界分裂之后，俄罗斯的东方正教日益显现出了它较之于“西方一半”的优越，俄国因其深刻的宗教精神而具有了救赎的希望和拯救世界的使命；俄国文学以“精神的高尚”为特征和理想，而它的出路就在于追求民族性和摆脱西方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宗教精神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俄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反过来，俄国的历史和艺术也都是这一宗教精神的不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