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始终面临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中国文化和学术深受外来影响，学者对本国文化失去主体性、文论失去自主性的忧虑和回应。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善，但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对打破文论发展困局、建构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1996年，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认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召开，相关论题引发广泛关注，此后学术界开启了长达近30年的讨论。即便现在热度有所下降，但“失语症”“现代转换”依然频繁被使用，成为文论研究继续展开的一种前提和语境。

　　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失语症”本质上是以西方文论为标准来衡量、评判中国文论的产物，其背后是文化不自信、文论不独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则隐含了两个判断：一是古今文论断裂，二者截然分开；二是古代文论在当代已经僵化过时。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中华文明几千年未曾中断，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李白《古风》）。文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叶燮《原诗》提出：“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他还形象地以植物生长来比喻诗歌发展，“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蘗；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古代文论有些内容成为历史，这是事实，但还有些内容贯穿古今。现代文论无法凭空产生，它和古代文论天然一体，相续相通。“前水复后水”，但前水非后水；枝叶相连，但枝叶不同。古代文论就是古代文论，如何可能进行现代转换？

　　因此，古代文论对于当代而言，要做的可能不是“现代转换”，而是正视它作为现代文论的根源，追根溯源，原始要终，尊重其“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规律，挖掘其贯通古今、有生命力的部分，将其运用于今天的理论阐释与批评之中，产生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二

　　文化“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促进古代文论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即区别对待不同情况，以它为根源而非转换的对象，发挥应用的作用。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由此可见，创造性转化针对的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是“转化”，使其在形状和性质上发生变化，创造性是突出变化依据的思维或实践活动的创新特性；创新性发展，针对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是“发展”，即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过程，创新性是强调运用新思维、新方法实现更高的目标。创造性转化面对精芜并存的中华传统文化，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加以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对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中国文化和文论史上都有大量的例子。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理念的发展，就是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唐代颜师古将其阐发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代方东树提出“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对文化发展、文艺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像钱锺书对“诗可以怨”“诗分唐宋”等的论述大概都属于创造性转化。文论中创新性发展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宋代叶适评《庄子》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别集》卷六）郭绍虞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谈艺者师其神”，使内容更加完备，这体现的正是当代学者对古代文论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相续相通的关系。

　　三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两创”提供理论保障和道路指引，反之，“两创”作为具体实践路径，也有助于“两个结合”的深度融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来说，“两个结合”就是立足当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联系起来，将理论与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解答新问题，阐释新现象，“谨守阙疑，触处求解”，推动文论的创新和发展。

　　坚持“两个结合”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解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际情况，对古今文论有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现代学科体系划分得很细，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分属不同学科，同时掌握古今文论有较大难度，所以现代关于古代文论的论述某种程度上是高度简化了的，主要集中在“诗言志”“文以载道”“诗教”、中和、意境、意象、文气等最突出的方面，而这些仅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具有阐释价值的内容，像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袁宏道、袁枚倡导的“性灵”，还有“淡”“奇”“怪”“远”“圆”等范畴，在现代文论中仍发挥着作用。

　　其次，要以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为基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是文论展开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总结和理论提炼，新的观点、方法、术语不断出现。对于作家的创作动机，《诗经·魏风·园有桃》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之句，屈原《九章·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慨，司马迁提出“发愤说”；此后不同时代都有所发展：钟嵘有“托诗以怨”，刘勰有“蚌病成珠”，韩愈称“不平则鸣”，欧阳修认为“穷而后工”，李贽慨叹“不愤不作”，蒲松龄则发展为“孤愤”说。这些说法前后相续，不绝如缕，构成古代创作动机理论的一条发展脉络。现在文论创新难，与脱离现象和作品、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风有直接关系。

　　最后，要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中推进文论发展。当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语言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对于文论也有开阔视野、提供理论方法等参考价值。中外文论相互碰撞、融合，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代德国学者格诺特·波默认为，气氛是“含有特定情绪的空间”，以身体、在场、空间三个维度来构建气氛美学。中国古代文论没有“气氛”一词，但对环境中情感氛围的营造和感知有大量论述，与之近似的范畴是“气象”“气韵”。对“气氛”和“气象”“气韵”进行比较，对于各自研究都是一种推进和拓展。

　　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完整严密的体系和逻辑，注重直观和经验，强调情志的抒发和表现，论述模糊多义，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些都是它的特点，绝非缺点。我们应坚持“两个结合”，以古代文论为根基和资源，依据新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当代文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