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所留下的汉文文献不仅记录了当地的自然地理风光与民俗风情，还深刻反映了科尔沁蒙古文人对于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等问题的深切思考，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史料，对正确认识与理解清代政治、军事、文化等的独特性也别具意义，亦可探寻明清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脉络。

　　据统计，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有梦麟、惠龄、松筠、长龄、僧格林沁、那苏图、博迪苏七人，所留存的汉文文献有诗歌、奏章、公文、地图、年谱等。例如，梦麟有《梦喜堂诗》《大谷山堂集》《嵩云集》《行余堂诗》《红梨斋集》；松筠有《绥服纪略图诗》《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松筠新疆奏稿》《钦定新疆识略》等；惠龄无诗集存世，袁枚《随园诗话》收录其诗七首，有地图《长阳凉山全图》《宜都灌湾脑全图》，另有《奏片》收部分奏折；长龄有《懋亭自定年谱》《内阁考核绩》《钦定兵部续纂处分则例》《钦定中枢政考续纂》《长文襄公题奏全稿》《长文襄公新疆奏稿》等传世；僧格林沁有《咸丰年僧格林沁等合奏各省发匪口供实录原稿》《僧亲王剿捻奏稿》《僧王奏稿》等；那苏图有《藤花书屋集词牌三十韵》《桥山盛记》；博迪苏有《朔漠纪程》。

　　清代科尔沁蒙古汉文文献是清代蒙古族汉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者身份来说，科尔沁蒙古文人皆出身蒙古勋贵阶层，与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关系密切，奏章、公文是他们与统治者直接对话的实证，通过这些文献能够了解国家机器的运行轨迹。从文类上看，科尔沁蒙古文人留存的文献种类丰富，因常被派往他地任职，科尔沁蒙古文人留存下了大量诗歌、公文、舆图等，种类丰富，是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在政策实施、文化活动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科尔沁蒙古东界扎赉特蒙古、西界扎鲁特蒙古、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索伦，因与女真地理毗邻而成为最早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战和关系的蒙古部落，是“荷国恩独厚”的外藩首部。清政府针对外藩蒙古实施的满蒙联姻政策、藩部朝觐制度等政策，深刻影响着科尔沁蒙古文人的汉文创作。

　　生活在光宣时期的那苏图在《宫词》中云：“椒戚新承温诏降，御前颁赐上元灯”，“宜春帖子墨华新，御笔书来赐近臣”。皇帝筵宴年班是朝觐仪制的重要内容，《大清会典》中记载：“凡外藩之至者，有燕衎……年班来京，于除夕燕一次。设于保和殿。元宵燕一次设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除夕前、元旦后、元宵前后，加燕数次，或设于中正殿，或设于紫光阁，或设于圆明园山高水长。皆由院预期奏请。五旗王府各令设燕一次。蒙古王以下，副章京、长史以上，并准入燕。”那苏图作为亲历者，以诗歌记录蒙古王公年班到京后参加皇家宴会等情形，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

　　汉文写诗早已成为蒙古王公间交往的潮流，并常以此进行交游唱和。那苏图挚友喀喇沁蒙古王公旺都特那木济勒在《藤花书屋集词牌三十韵》序言中，也提到那苏图在清廷受到的礼遇：“频邀上赏，赏宫花，谱就元音；欢庆归朝，朝天子，歌谐雅奏。”光绪皇帝曾于秋季频频下旨，命那苏图入宫赏花，科尔沁蒙古王公与清廷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于京师，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加之大一统思想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共有的知识体系，这在科尔沁蒙古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及诗学思想方面均有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科尔沁蒙古文人，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和高度的接纳，与名流文士多有往来。

　　梦麟与沈德潜、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等江南文人士子间有频繁诗歌唱酬，形成了一个诗学文化圈。梦麟诗集中收录的《独坐列岫亭怀吴企晋》《马伏波铜鼓歌为吴企晋作》《送用晦之官留部》《古诗四章喜王琴德过》《古诗二首示王祖熙、张策时、赵损之兼寄曹来殷》《赵文敏天山射猎图为曹来殷作》等诗歌皆为与汉族士子交游唱和之作。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选惠龄诗《过哈密》《过潼关》《果子沟》《静坐》《秋宵》《题画》《过华峰题壁》七首。袁枚云，惠龄“早岁工诗，后立功青海、伊犁及天山南北，凡古之月氏、鄯善，足迹殆遍。以故以所见所闻，彰诸吟咏，宜其沉雄古健，足可上凌七子，下接黄门矣”。惠龄亦称赞袁枚“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阵横扫千军强”，可见二人关系深厚。

　　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视为自身思想的来源，从根本上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从小学习汉文，内心坚定地践行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善用理智去仔细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人民的苦乐，这使得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汉文诗歌中有一条类似于“诗史”的主线贯穿其中。

　　梦麟“乐府宗汉人，五古宗三谢，七古宗杜韩”，其诗题材广泛，多反映民生疾苦，抒写个人情怀及政治抱负，描写山水风光及军旅行役等。乾嘉以降，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具有强烈的儒家正统思想色彩，认为诗歌的政教功能先于审美功能。而推重诗的赋义、耽于直陈其事则是松筠诗歌的显著特点之一。恰如其在《〈静宜室诗集〉序》中云：“诗之为道，原本性情，亦根底学问，非涉猎剽窃，仅事浮华而已。”他认为，好的诗歌应是真实情感和深厚学问的完美结合，而非简单的模仿或辞藻堆砌。科尔沁蒙古文人在与其他文人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借鉴、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诗学理念，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气度。

　　清代科尔沁蒙古文人汉文文献不仅展现了各民族之间深刻的文化互动与融合，还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清朝多民族政治制度、军事管理、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变迁以及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窗口。清政府派遣大量八旗官员和蒙古王公前往边疆地区，旨在通过直接管理与监督，强化对边陲的治理力度。因此，科尔沁蒙古文人得以行走四方，以诗笔记录国土风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例如，松筠通过诗歌表达着对时政民生的关心与忧虑，在《西招纪行诗》中提出“安边惟自治，莫使民时误。凛然常恪守，西招气自固”的安边主张。又在《桑萨》中提到：“安民斯保障，黜赋仅几希”，认为“保障边地，全资百姓，黜赋无几，获利无穷”。松筠为官期间所作《绥服纪略图诗》中的“万邦久协和”，体现了大国思想，通过“绥服习国书，北海画疆陲”，能够看到松筠对国家疆域的维护。可见，当时科尔沁蒙古文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国家理念，无论身处何地，都时刻谨记维护国家疆域之责。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