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新时代”

韩松刚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雪山大地》《宝水》《本巴》《千里江山图》《回响》五部作品最终获此殊荣。这五部作品，在题材和写法上各不相同，与前几届获奖作品相比，体现出了很多新的特质——新的内容、新的情感、新的修辞等——概而言之，以“新”为标志，中国长篇小说写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呼声很高且广受好评的《千里江山图》，展示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新写法。特别是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相比，孙甘露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之外，将电影镜头作为讲故事的工具，用法国新小说的技巧弥合个人记忆与宏阔的时代场景，以此使碎片化的个人经验与时间深处的历史经验实现了一种有机的融合。在宏大的主题面前，孙甘露用细腻的海派抒情、悬置的故事结构、现代的叙事腔调，将百年来建构的革命历史叙事范式进行了改造和拓展，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新时代视野中的英雄传奇。

　　同样是写英雄，刘亮程的《本巴》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美学样态。与《千里江山图》中被革命、生活、理想缠绕的“英雄”不同，《本巴》中的“英雄”更像是天真、游戏、寓言的化身。《本巴》的这种异质性，使得它在所有获奖作品包括之前历届所有的获奖作品中显得格外不同。《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叙事天马行空，语言恣肆奇崛，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成年人对世界的怀疑，既展示出一种超凡的想象力，又具有一种辽阔的史诗品格。《本巴》是一部具有边地民族文化特质的小说，但它的叙事手法又兼有西方小说的现代气质，让人想到黑塞和卡尔维诺，那种混沌的自然和内在的伤感，隐藏着一种巨大的精神潜能。它看似是以游戏的笔法写过去的英雄事迹，但其实是以散文诗般的情感抵达现实中人的世界。

　　《回响》和《宝水》是两部写当下生活的作品，它们展现的是长篇小说写作的新内容和新情感。不同的是，《回响》是向内写，《宝水》则是向外写。《回响》有两条很明显的叙事主线，一条是以夏冰清的死亡案为主展开，讲述冉咚咚的破案过程；另一条则是冉咚咚在破案过程中发现丈夫的开房记录，并以此为契机展开对自己婚姻和情感的省思。两条线索，破案是表，反思是里。《回响》展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它以一个警察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写出了人的坠落与救赎、爱情与背叛、伦理与道德，各种情感的纠葛既将人击溃，又施以温暖和希望。

　　《宝水》则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写出了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作品以一种散文化、非虚构式的笔法，写“我”从大城市来到宝水村的所见所闻所想。乔叶以一种新的情感，去观察、体悟时代变革之下的乡村风貌的变化、风土人情的变迁、乡间伦理的变异，试图给予我们一种对生活的新启发。那些在“我”眼中所见识到的现代化符码，无一不是时代发展和乡村变革的产物。《宝水》的写作，预示着与传统乡土世界的深情告别，那个在历史和记忆中浮浮沉沉的旧乡土，终究要沉没到时间的深海之中了。

　　与《千里江山图》的革命性、《本巴》的异质性、《回响》和《宝水》的当下性相比，《雪山大地》更倾向于一种历史性意义。《雪山大地》的故事架构也依托于两条线索：一条写作为党的干部的父亲在青海藏族牧区耕耘建设的奋斗历程，另一条写“我”全家人与先后担任公社主任的藏族人相亲相爱，最后成为一家人的情感故事。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于边地的作家，杨志军有着和刘亮程一样的天生的自然感受力，他对藏族地区的极致书写，高密度又富有节制的诗意，极具美感、极为动人。这部作品显然也是对宏大的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但因其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加之以作者富有语言张力的文学化表达，使其不仅具有一种素朴的温情之美，而且有一种坚实庄重的史诗质地。而这或许就是它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由上观之，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是写作内容上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新时代，比如作品更关注当下的时代变化和人民生活、更关心当下的人类情感和内心世界。可能没有哪一届的获奖作品，让我们和当下生活如此贴近。《宝水》和《回响》能够获奖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此，它们在艺术上的探索成效可能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当下。

　　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也是写作形式上发生了重要变革的新时代，比如文体的复合、东西方小说技巧的贯通、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融会，等等。《千里江山图》和《回响》在这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前者，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英雄形象与普通情感、家国抱负与儿女情长，以各种巧妙的小说技法进行了艺术的融合，使得《千里江山图》摆脱了过往革命历史叙事的窠臼，呈现出一种迥异别致的革命叙事的先锋范式。这一写作形式的变化，是否预示着长篇小说写作的当代势态已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更是写作风貌上发生了重要变奏的新时代，比如对于重大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如何在作品中艺术地呈现，长篇小说写作独有的庄重感是否应该给予新的认识，传统的长篇小说叙事模式是否已经过于陈旧而失去了意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今年的五部获奖作品中，《雪山大地》可能是唯一一部具有一定历史感和庄重感的小说，从而有一点力压群雄的意思。而其他四部作品，相较而言，不管是从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或者艺术样态上都呈现出一种略显轻盈的姿态。虽然，在这轻盈之下，也承载着不同的时代重量和人生重力，但和之前的历届茅盾文学奖相比，这届获奖作品已然大不相同。

　　归根结底，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是一个语言和修辞发生了质变的新时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文学的内容、形式、风貌的变化，最终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不管是《千里江山图》中关于“革命”的简练、干脆、流利的修辞，还是《本巴》中关于英雄史诗的本真、诗意、游戏的修辞，抑或《宝水》《回响》中关于新的生活的当下性修辞，以及《雪山大地》中汉语和藏语交叉表意的本土化修辞，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语言的新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准确地形容这一语言形态，但毫无疑问，通过长篇小说这一具有国家文学意味、标识着作家写作全面成熟的文体，尤其是通过写作和阅读长篇小说，我们正以新的体验感受这一新的语言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雪山大地》的道德律与情感共同体

赵坤

杨志军 资料图片

　　文学是神奇的，你写的是自己独有的生活、独特的感受、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却有那么多人认同你，鼓励你，推动你，扶持你，愿意伴你一同前行。所以萦绕内心的情愫里，又多了一种感恩和敬意，感恩生活，感恩养育，感恩土地，感恩时代，感恩读者，同时还要感恩编者，感恩评委，感恩所有给我的文学伸出援手、给予厚爱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将一无所成。

　　恩格斯曾盛赞德国民间小说的文化功能，可以“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怆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在现代小说普遍流行的质疑、批判与大面积的解构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后，恩格斯所强调的情感美学动力显然是稀缺的。正是从这重意义上看，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对于生活的信心与美感的建构，无异于激活了文学古老的诗教传统，恢复了小说的道德律与情感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功能。

　　小说从我的父亲深入藏区工作写起，将沁多草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牧民生活史、边疆发展史，以及汉藏共建家园的心灵史与情感史，在极具特色的边塞风貌和藏地语用中施以全景式展现，涉及雪域高原的生产建设、教育医疗、商业转型与自然生态等人类社会变迁中的各层组织。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长时段历史，作家并没有将其处理成概念空泛的类型叙事，而是以具体而微的牧民生活细节推动叙事、展开表意，结构出边疆及边疆人半个世纪的改革风貌。

　　小说中的父母是草原的初代建设者，他们以外来者的身份认识、了解和建设藏区。外来者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差异化的视野，能够感受牧民的观念、情感和心理，也能理解雪域高原的精神信仰与文化积习。这是改变藏区落后面貌的基础，也是改革中贯彻始终的观念难题。甚至可以说，雪山大地里的父辈们建学校、办医院，一路修路建城，是与藏地文化观念和藏族同胞的心理建设共同完成的。

　　比如，县长希望父亲能够换掉沁多公社的头人角巴，从改变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开始，彻底更新旧时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建设方式。但彼时已然深谙藏地生活逻辑的父亲，知道角巴在草原人民心中的影响力，“牧人对不服气的人理都不理，到时候牲畜交不上，奶子交不上，皮张交不上，你怎么办？骑着马去催？连人影子都找不到，草原这么大，等你好不容易见了人，牲畜上山啦，奶子吃掉啦，皮张做成袍子啦”。短暂思考后，父亲还是决定依循藏区人民的心理逻辑，完成藏区的改革。

　　事实上，父亲的决定是对的。雪山大地的人有着严格的道德律，他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依循于此。这里广袤的冰川草原不仅给牧民提供物质滋养，也是抚慰他们心灵和情感的精神信仰。赛毛看到父亲去追赶欺负桑杰的人，知道拦不住，便唱起了祈福歌，祈求雪山大地的庇佑；少年才让的聋哑症让母亲忧心，因为雪山大地听不到才让的声音，就无法带给他神的福泽。雪山大地构成了藏地牧民的道德律令，让他们怀抱至真至诚的心灵供奉自然，敬畏天地。这也是外来的改革者与之共情的心理逻辑。即便身份、价值或立场存在不同，但对信仰的尊重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构成了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情感的共同体结构里，是作者四十年真切的生命体验，有来自父兄的历史经验，也有个人的成长记忆。

　　在作家杨志军的作品谱系中，《雪山大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擅长的现实主义写法。尤其在现实主义不断分层后，杨志军能够丰富现实主义的涵义，自觉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当代小说作真诚与良善的全面式建构，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回答了当代小说是否还有建构美好能力的疑问。

　　米兰·昆德拉说，自巴尔扎克始，我们存在的“世界”具有历史性特点，人物的生活处在一个充满了日期的时光空间内。那些奋斗了半个世纪的父兄一辈，留下的不只是改善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正如“远去的不一定是必然会消失的，我们能看得见，无论有多远，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得见”，半个世纪的情感共同体，模糊了身份上的外来者和本地人，每一个站在雪山大地的子孙，都沐浴在雪域高原的天光里，受到雪山大地的祈福和庇佑。那些将青春奉献给这里的建设者们，他们值得树碑立传。这便是《雪山大地》的人文主义立场。

　　小说对自然与生命的关切，对先辈们宝贵的精神遗产的珍视，对实地生活与未来的期待，既充满了历史自豪感，也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在人、自然与社会历史大势的复杂关系中，作者杨志军也在不断地思辨，与那些选择批判与解构的作家相比，他最终选择了相信。这与我们所熟知的杨志军老师纯良的秉性是一脉相通的。显然，从小说敞开式的结尾可以看出，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杨志军，他站在雪山大地之巅，决定以温柔敦厚之心，向世间万物喊出那句“扎西德勒”的时刻，与其再去质疑人类是否还有通往美好的愿望与能力，不如说他决定在行动及“行动的中止处”去亲自实践。这样充满“一次性生存”的文学写作，无疑既沟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脉，也打开了新时代的文学画卷。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副教授）

《本巴》：再造山河的天真史诗

陈培浩

刘亮程 资料图片

　　文学对土地的回馈一如《江格尔》史诗中让“人人活在25岁青春”，土地上的一往无前和生老病死，被文学挽留和保存，那些只活过一世的人们，在文学中永久地活着。文学以虚构之力，护爱着这个世界的真实。

　　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具有自身的传统、宗旨和审美倾向，体现在艺术上则是对具有宏大史诗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推崇。第十一届获奖作品中，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茅奖的审美结构和趣味倾向。作品雄浑大气，雪域高原风光栩栩如生，汉藏人民互助情深血浓，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荡气回肠、感人至深。乔叶的《宝水》以细腻清丽的笔触，书写山西宝水村的季节流转、晨昏相继和变迁新生，正面表现新时代以来的山乡巨变，既是新乡土文学的代表，也是抒情现实主义的当代延续。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借用谍战小说外壳，赓续红色革命信仰，创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表现形式。小说对上海地理空间的考索颇严，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考证颇深，“千里江山图”则覆盖了从历史到当代的多重语义空间。《千里江山图》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创造性融合、现实主义当代化的重要范例。东西的《回响》是当代都市题材作品，以侦探小说形式表现当代人的心灵异变和灵魂风暴，时代气息浓厚，具有远超一般类型文学的艺术品质和精神深度，对当代文学心理现实主义做出了有力探索。上述四部作品，虽不都是荡气回肠的史诗性风格，但无疑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刘亮程的《本巴》置身其中，颇显独特。这种独特性既来自于题材，也来自于审美风格。《本巴》是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巴》不是对蒙古族史诗的简单仿写、改写或重写，它从《江格尔》出发，艺术上却是全新的、创造性的。《本巴》获得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意味着这项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既有稳定性、延续性，又有延展性和可能性。事实上，一项文学奖的权威性与活力正来自于稳定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巴》对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启示，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而崭新的审美质素。刘亮程将《本巴》称为童话式的时间史诗，评论界将之称为“天真的史诗和巨人的童话”。这部作品创造了一种极具难度、也颇具启发性的轻盈语言。开篇《童年》一节，读者就会读到：谋士策吉“每日站在班布来宫殿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姗姗来迟的美人阿盖的手；而摔跤手萨布尔“在二十三岁时突然想起了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这里体现的并非一般的童话性，而是一种举重若轻、将时间空间化的创造性思维，一种有难度、有启示、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轻盈。人们很容易想起吴承恩《西游记》、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等古今中外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不过，《本巴》的难度在于，它像风一样叙述，却并不在既往文学想象力的延长线上。以中国传统史诗为依托，在时间中创造空间和故事，它提供了新的语言和文学想象力。

　　第二，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巴》正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当代文化兼容并蓄、辩证统一，新时代之新，就在于引传统之源头活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江格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无疑是宝贵的传统文学宝藏。然而，很多重写史诗的实践，只是在情节上对史诗进行重述。这属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范畴，却仍不是对优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变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质素。“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同时又是充满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本巴》既不是对古老史诗的复制，也不是中外奇幻文学的回声。它的实质是化重为轻、与古为新。它的轻盈凝聚着民族文化的重量，它的天真沉淀着万古时间的沧桑，它的游戏和梦幻有赖于再造山河的创造力。

　　第三，为茅盾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注入了新的元素，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也由此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极大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出于对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仰望和追求，大量作家从最新的获奖作品中研究、揣摩茅奖的审美结构、趣味和倾向，并从中提取经验甚至提炼配方。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评选茅盾文学奖，不仅事关如何选出过去四年符合茅奖宗旨、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同时也事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及可能性的理解和想象。《本巴》这样轻盈、具有童话性、诗性和思辨性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肯定，意味着本届评委会对长篇小说探索和艺术多样性的嘉许，也意味着对中国当代文学可能性的期待。《本巴》的获奖，无疑给致力于艺术探索的作家巨大的鼓舞。茅盾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总体稳定，具有连续性，但绝非固定甚至封闭，它也在寻找与激变的现实经验和艺术探索对接的契机。然而，在茅盾文学奖的视野中谈艺术探索，必须秉持辩证的眼光。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是这个奖项非常突出的要求。换言之，在各种艺术探索中，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品，必然会受到更多重视。

　　刘亮程这样一个出生并长期生活于新疆的汉族作家，通过《本巴》这样一部现代汉语小说完成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既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本巴》的实质在于：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和精神融合的结晶；它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范例；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多样性探索的代表性成果。《本巴》获得茅盾文学奖，既拓宽了这个奖项的审美结构，又对当代文学的未来构成了多重启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