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被大大地低估

　　所谓“屈骚传统”，乃是指以屈原这个人物为精神内核的、以《离骚》领衔的楚辞文化为内蕴的楚风传统。但这个传统早已超越了地域限制，内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在中国思想和文化传统当中，屈骚及其形成的主流传统的历史地位却一直未被重视。

　　一般在经史子集大传统中，《楚辞》既无法入围儒家经典著作之“经部”，也无法进入先秦百家的“子类”，而只能归于汇聚典籍的“集部”，尽管《离骚》在后世也被比附为《离骚经》。 在过去百余年来，屈骚传统的地位又被大大地低估了，屈骚传统既没有登上哲学思想的台面，又困顿在文学审美的疆域之内，尚未展现其本有的精神维度。

　　实际上，“屈骚传统”作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之一，理应被视为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传统之外的“第四大传统”。李泽厚当年曾独辟蹊径，认定“屈骚美学”乃是儒道禅之外的另一个主流传统。从美学史的阐述角度，他将中国美学的四大主干归纳为儒家、道家、屈骚和禅宗美学。现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屈骚传统并不是美学研究可以局限得了的，理应上升到文明和哲学的高度来重新加以审视：屈骚在中国文化传承与思想演进当中到底扮演了何种历史角色呢？

　　实现了中国式偏重于情的“情理结构”

　　屈骚传统所彰显的是中国人由巫化情、巫始情终的“情本体”传统，从而恰与“离巫拒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传统迥异。 如果说孔门儒家的特质在于“建构情理，释礼归仁”的话，那么，屈骚传统的特质在于“诉诸感性，化巫入情”。

　　屈骚文化的崛起，乃是中国文明的一次独特的审美纯化和情感醇化过程，其对现代的启示，就在于复兴“情理合一”，但在屈原那里却是通过现实的赴死与思想中的矛盾而实现的，矛盾就在于反复在生死之间进行抉择。这就以中国人的独特方式，大概是最早提出了“如何向死”的大问题，而且，其实现的方式乃是极端真实的，而不是通过哲学中的玄思而成的，这也恰是一种中西智慧之别所在。屈原道明了中国化的“此在”本身，屈骚传统仍是处于“一个世界”的，并没有超出世外，他既没有迷失于巫之迷狂，也没有祈求神灵的护佑，而是通过自己的生命选择来给出人生解答。

　　屈骚传统，从巫当中直接化出了情，这才是这种文化得以滋生与流传的独特之处。因为楚人崇巫并无妖邪鬼魅之气，而是以其“人情味”取胜，因其偏爱鬼神之情，并不是让人卑微地拜倒在鬼神脚下，而是“事鬼神而近之”，人以“情”近于鬼神，这就把巫传统给“人情化”了。整个《离骚》可以说都是在巫风当中孕育而生的：“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一方面想听从“灵氛之吉占”，但另一方面内心踌躇而主意难定，一方面对“皇剡剡其扬灵”，另一方面却想获得吉祥的佳话，前者出于巫，后者脱于巫，从而与巫传统形成了若即若离的关联。

　　与此同时，屈骚传统所延续的是“巫本源”，既化巫为情又显情为美。其中，巫传统和情传统皆被转化为“美巫”和“美情”，从而指向一种“美人”与“美政”的结合。屈原同时倡导一种“得中正”的理性，这就是《离骚》所谓“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所解“中正，理之不偏邪者”应最为贴切。但这“中正”却并非儒家中庸的“实用理性”，“得中正”不是“得中庸”，屈原至死都未行走于中庸之道上，也就是未在情理之间走得不偏不倚，而是超出了一般的常理。实际上，屈子这种“中正之道”，实现了一种中国式偏重于情之维的“情理结构”。

　　追本溯源，屈骚传统当中始终存在着三个传统，分别是“巫传统”“情传统”与“美传统”。“巫传统”是为本源，“情传统”是为本体，“美传统”是为本色，其中最本质的规定，乃是情之为本体的传统。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屈骚结构”。那么，屈骚传统当中的巫、情与美传统，到底构成了何种关联呢？首先，从巫入情，巫乃情源，形成了一种“巫情”；其次，由巫成美，以美显巫，形成一种“美巫”；最后，情里有美，美与情合，形成了一种“美情”。

　　总之，所谓屈骚传统，难道不就是“巫传统”“情传统”和“美传统”三者的结合吗？巫传统的特质是“迷狂与通神”，情传统的特质是“激情与想象”，而美传统的特质则是“瑰丽与尚奇”，由此，“屈骚结构”就是“巫”本源、“情”本体和“美”本色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58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