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艺？文艺何如？文艺何为？成为难以回避的时代之问。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这是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造成的，但同时又历史和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首先是关于文艺的界定问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艺？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成了大问题。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文学进行了如下描述：“哲学家可能会说，‘文学’和‘杂草’不是本体论（ontological）意义上的词，而是功能（functional）意义上的词：它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事物的确定存在。它们告诉我们一篇作品或一棵蓟草在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它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区别，它的行为方式，它可能被用于其上的种种目的，以及簇集在它周围的人类实践，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纯粹是一种形式性的、空的定义，即便我们主张，文学是以非实用性的态度看待语言，我们也仍然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因为，诸如玩笑等类其他语言行为也是如此。”同样，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认为“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不是文学；就像回答“什么是杂草”一样，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不是杂草。在他看来，现代理论已经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种学科，而且“非文学”中同样充满了“文学性”，那么“文学是什么”就不再成为文学的中心问题了。这种诡辩式的偷换概念和非此即彼早在维特根斯坦及其弟子韦茨那儿已经初露端倪，到了世纪之交开始在我国文坛大行其道。

　　同理，对于艺术的界定也是如此。既然连基本的界定都不可能了，那么关于意义和功用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浮萍效应。问题源远流长，其肇始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轴心时代”，譬如美或文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或者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这是美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西方，相对唯心的一脉从柏拉图开始，而相对唯物的一脉以亚里士多德为源头。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且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有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之分。前者的滥觞到德国经典哲学而形成大河。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强调：“为了判别某一对象是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鉴赏判断因此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至于审美的规定根据，我们认为它只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别的。”同时，他坚信美是非功利的。

　　与康德并峙的黑格尔拿“绝对精神”或“理想”来言说美学和文艺时，其唯心主义倾向也就昭然若揭了。当然，他的辩证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而唯心论加辩证法大抵也是黑格尔褒老子、贬孔子的重要缘由。之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还从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原则出发，批判了启蒙理性，提出了恢复感性（直觉）的合法性，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便人类获得精神解放，即由审美自由进入政治自由。他说：“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接受规条。可是，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尊崇它。”席勒所批判的唯理主义和功利思想在资本主义和拜物教的推动下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越来越成为文艺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或许也是西方某些文人将物质主义与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的缘由之一，何况在西方语言中它们是同一个词（materialism）。歌德在评说席勒时提到席勒因醉心于抽象的理念而使他的作品受到了伤害：“对哲学的倾向损害了他的诗，因为这种倾向使他把理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

　　再后来，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以至于一些基本常识都受到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怀疑和攻讦。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内部研究”（韦勒克语）风行至今。唯文本论思潮横扫学苑，绝对的主观性取代了相对的客观性。是时候让变数适当回归常数了。而后者恰恰是常识的基础，反之亦然。

　　一、回答时代之问必须重视学科体系建设，而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是梳理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文学学科而言，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是钱币的两面。中华民族固有悠久的历史，向来善于学习和借鉴，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而且始终以“和”为怀。早在两千年前，我国人民就与中亚和西亚各国开始了文化交流，也即广义的“一带一路”之始。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佛教的传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佛典的翻译素以严谨著称，它的巨大成就在文化交流史上堪称典范（数量可观的佛典因之在我国得到保存，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印度本国却已散佚）。然而，倘使随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进入我国的某些外国文学元素可以暂且忽略不计，那么我国文学学科大抵仅有百年历史，而且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或谓二者相辅相成，是一对孪生姐妹。用鲁迅的话说，我国文学固然历史悠久，却古来无史。而文学史恰恰是文学作为学科的基础。为此，五四运动以降，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新文学旗手，一大批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参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写作，反之亦然。其中有胡适、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张闻天、夏丏尊、陈望道、李劼人、王鲁彦、李霁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沈从文、穆旦、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钱锺书、杨绛、周扬、傅雷、卞之琳、李健吾，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

　　同时，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进退中绳、有理有据地评析中外文学理论，既需要历史的维度，也需要现实的观照。其中，“洋为中用”思想便是由冯至先生较早提出，在毛泽东的“二为”方针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者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一天，将依然闪耀真理的光芒。

　　二、回答时代之问必须重视学术体系建设，而学术史研究恰能为我们提供科学、辩证的方法。学术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方法。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方法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

　　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四十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重启和重视学术史研究方法，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避免和杜绝低水平重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三）阻断现代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被韦勒克们鄙弃的“外部研究”。

　　三、回答时代之问必须重视话语体系建设，而原理的重构无疑是话语之弧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于近四十年对西方文学理论来者不拒的攫取，从而自过去的僵化封闭和因噎废食演变为了不加辨析和消化不良，以至于言必称西方、为洋人马首是瞻的现象屡见不鲜，跟风追风之作层出不穷。要彻底改变这种情状显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无疑至关重要，有可能在我国文坛引起一场大讨论、大交锋。而这正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难点问题：如何尽可能地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对当下流行的文学原理及有关重要概念和方法进行公允的评骘，在“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基点。

　　只有在“三大体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准上，文艺研究才可能契合并助推文艺创作向好、世道人心向善；才可能助推并辅佐文艺在为人民、为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攀登真善美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