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人文作为支撑人类发展的两种积极力量，对于人的生活世界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技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水平不平衡，尤其是近代以来技术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后，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对技术的误解、误用甚至恶用，所以需要对技术从历时性维度加以人文审视，揭示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深层逻辑。

　　季羡林曾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从“事实”上看人生不完满，二是从“价值”上看人生希望完满。显然，“事实”是针对人生“现在的现实”来讲的，而“价值”是针对人生“未来的希望”而言的。人恰恰是因为有人文立场、人文情怀，才不愿意被动接受“现在的不完满”这一“事实”，从而有了“争取”并“希望”“未来完满”的“价值”追求。而技术也恰是在“事实”与“价值”的张力关系中成为让人生摆脱“现在的不完满”，进而争取“未来完满”的有效、实用的工具。技术具有合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本性，这构成了关于技术的人文审视的切入点和切入标准。

　　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技术的工具本性颇为明显。人类最早的技术以石器打磨、弓箭制作、种植养殖为代表，尽管显得有些简陋而粗糙，但相对来讲，也算得上是初民们摆脱当时的“不完满”进而争取未来的“完满”的有效、实用的工具，基本匹配了当时人类原始、朴素的生活。最早的技术就是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有合于人之目的的单纯工具这样的本性。即便当时有对工具本性的误用甚至恶用，也不足以对人类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与伤害，故而既不需要也没必要对其进行人文审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对技术根本就提不出“该不该”的疑问，也不会产生任何心理上的抱怨和情感上的责难。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处于原始、低级的“两安”状态。那时的技术具有单一性，“能”做的就是“该”做的，“该”做的也就是“能”做的，“能”与“该”是统一的。

　　在近代，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大机器技术所具有的工具本性突出表现为“能”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有了对技术的正当使用，人的生存走出了阴霾，人的生活迎来了曙光，技术展现出鲜明的积极性。西方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依靠技术要素来“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财富创造和总量增值。不过，近代以实用为指向的大机器技术，不只充当合于人之目的的单纯的工具角色，也常常成为人用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帮凶”。人类本想在技术的“帮助”下实现自我的向外延伸，但由于对技术的误解而异化为自然的征服者。有了技术的“撑腰”，人类开始以居高临下俯视自然甚至蔑视自然，进而以征服者的姿态介入自然，渐渐成了自然之“王”。自然本来的状态随之被打破，成为人在理论上要认知的对象、在行为上要开采的资源。从此，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对抗性，而技术就被人当成了对抗自然最管用的工具。从此，技术不再具有单一性，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自然领域变得紧张起来。17世纪中叶以来，以培根、笛卡尔、牛顿等为代表的机械论自然观学者确信，技术似乎只有以自然为敌，才能证成自己的荣耀；技术似乎只有保持对自然的仇恨，才能呈现自己的亮光。随着技术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规训着人类的生活，技术也在不经意间成为统治人类生活的“帮凶”，技术与人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社会领域也蔓延开来。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大机器技术改变了人的时间节奏和社会分工，既“管控”生产又“支配”劳动，实际上成为超越自然人力的新型统治形式。大机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让人成了“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庸，丧失了自由，至多是“有意识的肢体”。近代技术本身的机器性以及人对机器性的误用甚至恶用使得技术告别了单一性，自动地站在了人的对立面，具有了双重性。

　　关于技术的双重性，借用马克思的文本语言，我们可以以疑问句的口吻来呈现。疑问句一：为什么“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疑问句二：为什么“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疑问句三：为什么“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疑问句四：为什么“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疑问句五：为什么“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疑问句六：为什么“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疑问句七：为什么“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可以说，这七个疑问句彻彻底底地问出了技术的双重性，也问出了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失衡与迷失。

　　如今，人类正在迈入人工智能时代。相比于大机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一个新的维度带来了实质性跃升，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影响。只不过，与大机器技术呈现的双重性不同，智能技术呈现的是双面性。如果说，“双重性”指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那么，“双面性”则指作为技术“消极性”的一面同样代表了技术之为技术的本真性，与技术“积极性”的一面共同构成了技术的“一体双面”，两面是平等的，既无主次、高下之别，也无好坏、优劣之分。根本上讲，双面性说的是技术内部隐含着一种无法回避又不可逃匿的自反性。自反性在最早的技术中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最早的技术很脆弱，自反性往往隐而不现，处于潜伏状态。即便在近代大机器生产时代，自反性也只是在技术的双重性中有较少的表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自反性有了完整的表现——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有“摆脱”人的不完满“这一面”，同时就会有“暴露”人的新的不完满的“另一面”；只要有赢得人的“未来”的“这一面”，同时就会呈现让人失去“未来”的“另一面”。人工智能时代虽然为人所创造，却有可能是“目中无人”的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工具性上表现得越是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越能高效完成人的各类任务，人在相应领域就越显得完全多余、可有可无、不被需要。这正如赫拉利所认为的，人工智能“大发展”会导致99%的人成为无用阶级，而剩余1%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将成为人类进化的新物种。

　　显然，双面性隐含了某种技术悖论，代表了某种深刻且内在的自我否定，需要加以人文审视。对照人工智能技术来看，“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说法可能已不合时宜。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技术的漏洞和破绽当作技术的“消极性”，并与技术的“积极性”对立起来。假设天底下不存在无漏洞、无破绽的万能技术，那么有漏洞、有破绽就不能被认定是技术的“消极性”。事实上，恰恰是技术的“漏洞”和“破绽”构成了技术发展的内在根据，催生了技术的自我发展，而不是“自我毁灭”“自我归零”。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双面性”表明，人创造了神奇的人工智能，神奇的人工智能构成了对人的“反身控制”“反向规训”。这即说，人创造了一个用来控制和规训自身的人工智能。值得庆幸也特别让人深思的是，人工智能的反身控制、反向规训是“创造性的反制”“承认性的规训”，如同人生的成长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和实现，技术的“双面性”表明，技术也是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发展的。从技术的单一性到技术的双重性，从技术的双重性到技术的双面性，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人文向度。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面性，人文审视的关键在于揭示技术自身的自反性以及在自反性中暗含的人生隐喻并在这种隐喻中找回本真的自我，从而进入新的自我否定。如果说人是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创造的，那么人工智能就是人生的技术镜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