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代表世界近1/4面积（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约2/3人口（14.4亿人）的29个亚非国家340名代表齐聚一堂，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半个多世纪以来，万隆精神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亚非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也为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树立了典范。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美贸易冲突频仍。在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万隆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商务模式、绿色能源等领域均取得长足进步，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实践深度和广度。“全球南方”遵循的以非战、慎独、平等、共创为特点的发展型外交，正在为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合作方面焕发出其独特的新活力。

　　首先，发展型外交致力于优化国际规则、拉近南北鸿沟。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建议成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和国际金融公司，推动亚非国家建立合资企业。此后的不结盟运动（NAM）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的诉求，推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下属机构的改革和发展，确立了联合国多边外交谈判机制。197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设立TCDC特设局，并在4年后达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使南南与三方技术与人才合作成为融通南北的重要桥梁。与此一脉相承，2006年以来，中印尼等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多次进行特别提款权（SDR）和股权份额结构改革，不断增加“全球南方”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使全球融资治理体系向“南北共治”的方向演进。同样，在贸易领域，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建交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建立并拓展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通过创新南南合作模式，“全球南方”正在推动更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

　　其次，发展型外交立足本国产业结构优势、追求多样现代性。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通过压制殖民地农业和原材料产业化的方式，在海外间接建设殖民国需要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与此不同，“南方式现代化”秉持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注重与伙伴国共享可持续生计知识体系。针对“全球南方”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茶叶、花生、咖啡等至少20类），《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建议通过多双边安排，稳定初级商品价格和需求，提升生产和出口方面的南方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及南南合作奠定了机制基础。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再到南方国家市场，不断争取国际海空运输、贸易普遍优惠制等领域的权力，破除国际贸易“中心—边缘”结构。南方国家对农业的普遍重视使其倾向于对内自主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因地制宜甄别本国比较优势，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升级目标，并为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失业人员提供救助和就业。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思路下，南南合作讲求经验的平行分享，在为南方国家提供交通、物流、电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同时，注重传授方法、开源共享、授人以渔，以减少伙伴国对援助的依赖性。

　　最后，发展型外交从人的角度入手，协力创新共育英才。南南人才合作最初以援外医疗队、农业援助专家等形式出现。万隆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期间，确立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人口增速加快，青年失业问题严重。70多年来，仅中国一国就为180多个国家累计培养40多万名100多个专业的人才，充分诠释了南南合作的可持续人才理念。2016年，中国成为在非对外投资项目下创造就业最多的国家。此外，教育主体也参与进来。孔子学院、鲁班工坊、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职业教育）通过培训为非洲输送人才。2009年，教育部启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和“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高校开展的“小技术 大丰收”“小豆子 大营养”“科技小院”等“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有效帮助非洲小农掌握技术、提升价值。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全球南方”砥砺前行，以发掘多元现代化和本土主体性的正向示范效应，带动“他者化”地缘竞争关系向“共创式”平等互利关系转向。万隆精神的思想丰碑，犹如一座巍峨的灯塔，在发展型外交实践的时代洪流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它不仅属于亚非和全球南方，也属于全世界。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