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工具，直接以双边贸易逆差规模为计算基础，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扭转逆差。然而，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全球产业分工、美元霸权及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矛盾的产物，单纯依靠关税手段忽视了结构性根源，无法有效解决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中美双方承诺在期限内实施关税调整，并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证明了上述认识。

　　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及影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推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订，带动全球贸易自由化。1945—1971年，美国商品出口虽大幅增长，但进口增速更快，导致贸易顺差逐步收窄，并于1971年首次出现13.03亿美元逆差。1991—2016年，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推动美国生产大规模外包，逆差迅速扩大，尽管服务顺差同步增长，但难以弥补整体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差短期收窄，后随经济复苏再度回升。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发动对华“贸易战”并广泛加征关税，意图缩减逆差，然而政策成效有限，逆差反而扩大。

　　总体来看，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是全球化分工、国内经济结构矛盾与美元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特征。首先，全球产业分工重构导致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制造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主动外包低附加值产业，专注高端环节，制造能力随之削弱，进口依赖上升。其次，美国国内“低储蓄—高消费”结构性矛盾加剧逆差。美国家庭储蓄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8%降至2022年的2.3%，消费依赖信贷扩张，2024年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达11.29%。为弥补储蓄缺口，美国依赖资本流入支撑经常账户赤字。最后，美元霸权赋予美国独特的赤字融资机制。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促使顺差国将美元回流至美债市场，形成“商品—美元—美债”循环，使美国得以通过低利率维持赤字。特里芬悖论揭示了美元供给与币值稳定的内在矛盾，美国必须持续扩大逆差以提供全球流动性。这种矛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为显著，新兴市场为对冲汇率风险被迫增持美元资产。

　　在长期贸易逆差背景下，美国确实获得了诸多利益。第一，贸易逆差显著降低了居民生活成本。第二，贸易逆差成为美国吸纳全球资本的重要渠道。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使贸易顺差国将美元回流至美国，购买国债或投资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支撑经济扩张。第三，贸易逆差促使美国聚焦于高附加值环节，通过“微笑曲线”攫取全球利润。然而，贸易逆差也带来了深层结构性问题。首先，长期依赖进口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造成“锈带”地区衰退、产业链断裂与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其次，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互为因果，加剧宏观经济失衡。持续依赖外部资金使美国面临融资风险，尤其在主要债权国减持美债、转向黄金和其他货币储备的趋势下更显突出。最后，贸易逆差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制造业衰退导致传统工人失业，中产阶级萎缩，引发阶层撕裂和政治极化。总体来看，美国贸易逆差虽通过廉价商品和资本流入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期看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社会分化，其结构性成本已超过收益，反映出全球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转型的挑战。

　　对等关税消除逆差不可行

　　对等关税无法消除美国贸易逆差，因其违背要素禀赋规律、难以动摇美元霸权、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并易引发贸易报复，最终加剧经济不确定性而非解决结构性问题。

　　第一，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各国的贸易优势源于资源禀赋差异。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备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更具竞争力。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等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忽视了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产业链断裂等现实因素。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也使得美国大量企业依赖中国中间品，关税反而抬高企业成本，削弱竞争力。

　　第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使美国能够持续维持贸易逆差而不受国际收支制约。即便减少进口，资本回流机制依然会维持逆差结构。同时，贸易伙伴可通过汇率调节抵消关税影响，例如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期间，人民币适度贬值削弱了关税效果，使美方逆差未见显著改善。因此，只要美元主导地位不变，关税手段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贸易不平衡，反而易引发全球金融波动。

　　第三，现代贸易依赖于跨国分工，美国在多个关键产业高度依赖中国中间品供应。关税抬高进口成本，不仅冲击本土企业生产，还损害全球产业链配置效率。例如，美国半导体产业因对华加税面临零部件短缺与成本上升的难题，导致竞争力下降。同时，跨国公司可选择将产能转移至第三国，而非回流美国，进一步削弱政策效果。

　　第四，单边措施引发对等报复，贸易摩擦加剧国际风险。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引发中国等国反制，将重创美农业和制造业，且违背WTO多边规则，遭遇多国法律挑战。因此，对等关税无法有效压缩逆差，反而加剧不确定性，阻碍全球经贸合作。由此可见，对等关税在全球价值链和美元体系约束下难以奏效。

　　对等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对等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贸成本上升、出口减少和全球产业链转移。尽管如此，得益于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强，政策整体影响相对有限。第一，直接影响方面，“对等关税”政策直接增加了我国对美出口的成本。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已逐步收窄，尽管关税升级会对对美出口造成压力，但我国的国产替代能力较强，部分市场需求有望被内需填补。第二，间接影响方面，“对等关税”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及产业链转移。部分低壁垒行业可能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或拉美等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同时，我国国内产业升级与转型也将加速。第三，从影响程度来看，得益于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强，政策整体影响相对有限。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随着产业链的进一步优化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应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经济自主性与国际竞争力，确保在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第一，深化国内大循环与全球供应链韧性建设。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既要进一步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又要以新兴业态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在供应链方面，重点攻克“卡脖子”技术、推动高技术领域自主化的同时，加快构建多元化国际供应链网络，提升抗风险能力。第二，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升级路径。应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稳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机制，提高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效率。同时，通过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回流与集聚。第三，推动多边机制改革与区域经贸合作拓展。中国应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同时，应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东盟、欧盟等合作，降低关税、对接规则，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