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武汉大学张杨波教授出版《熟悉的陌生人》以来，中央财经大学庄家炽老师《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以下简称《追系统的人》）成为又一部深刻揭示快递员工作处境的著作，以局内人的观察视角和切身体验，结合对人物、故事与场景的细腻刻画，深入剖析了数字时代“打工人”的生存状态。在算法主导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追系统的人”。

■《追系统的人》，庄家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然而，与同类型的劳工研究不同，该书并未落入传统的“控制—反抗”框架，而是首先梳理了中国快递行业的发展进程，呈现了加盟商和站点在庞大物流网络中的关键作用。这张网一端连接着发件人，一端连接着收件人，中间由平台公司、分公司、加盟商和站点共同构筑了一个层层分包的运输体系。这不仅是一张自下而上分级攫取利润的利益网，也是一张自上而下传递风险的压力网。在这一体系中，相对脆弱的个体——快递员，最终承担了整个链条上的全部风险。

　　挣最少的钱，却背负最大的风险。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我们不禁要问：快递员为何甘愿如此，不选择离开？作者用“嵌入性雇佣关系”解释了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快递加盟商和站点是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血缘、亲缘、乡缘等传统关系，以及世俗的情面、名声与人情往来，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捆绑，让快递员在遭遇不公时难以决然离去。这种雇佣模式用人情世故取代了法律责任，使得打工人即便工资被压低、被迫无偿加班，仍难以挣脱。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他们的困境并不算独特，甚至在长期存在的非正规就业模式中，这样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那么，当下快递员真正面临的新型生存压力是什么？答案就隐藏在书名的那个“追”字里。

　　在人与系统共生的环境中，系统不断挖掘、扩张人的劳动力极限，使人们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无论如何努力，总是距离系统设定的考核标准“差一点”。对于快递员来说，“追”意味着两个考核标准——时效与服务。前者要求压缩配送时间，后者却需要他们给予客户足够的耐心和容忍。当这两种原本对立的标准同时成为快递员的KPI考核指标时，他们便陷入了一种“既要又要”的困境。平台公司通过这一机制，让快递员被迫在极限状态下运转，不断加快步伐，却永远难以满足系统的要求。这正是平台打工人所面临的全新生存困境。

　　这一机制不再依赖直接的考核手段，而是通过算法建构出一种“理性幻象”。在系统设定的考核与奖惩机制中，个体的努力似乎总能换来回报，平台公司也以看似客观的数据与模型掩盖了权力的不对等。而实际上，快递员的自由接单、灵活工作只是表象，实则是在一个看不见的轨道上，不断“追赶”那个难以达到的目标。

　　但《追系统的人》没有止步于此，它带给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在于：面对系统的步步紧逼，人与系统之间是否还存在一道边界？如果存在，这道边界在哪里？是否仍可守护？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快递员群体的具体处境，更触及数字时代中每一个普通劳动者、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困境。当算法成为组织劳动的主要方式，当平台以“效率”为名主导日常生活的节奏，人是否还有可能在系统的缝隙中保有自主与尊严？

　　在该书的最后章节，作者通过对快递员社群关系的细致考察，为我们勾勒出这道边界的可能存在。尽管快递员身处效率与服务的双重压力之中，被考核制度驱赶着不断奔跑，但真正起到缓冲与调节作用的，却是那些日常生活中微小而真实的社群关系。无论是与客户之间建立的熟人关系，还是与站点、门卫、前台甚至同事之间的默契配合，都构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这种网络无法被标准化，也难以被算法识别，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当系统规则对快递员实施一刀切的惩罚时，站点负责人可能出于对其处境的理解而“网开一面”；快递员也可能通过与客户建立私人联系来绕过系统设置的投诉机制，维护自己的声誉和收入；在繁忙时段，不同快递公司的骑手之间甚至会自发协商价格、分配区域，形成一个“非正式”的同盟。这一切行为看似微小，却共同构成了一种对抗系统逻辑的“隐性抵抗”，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温度得以保留。

　　许多以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分析为主的研究，更多揭示出劳动如何被规训和控制，较少捕捉个体在困境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而《追系统的人》并不满足于揭露不公，更致力于寻找“裂缝”——也就是制度尚未完全覆盖之处，人的主体性、情感、经验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即便在一个高度系统化、数据化、规范化的劳动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充满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情感联系，正是抵御系统异化、捍卫人类劳动主体性的最后一道防线。系统可以压缩时间、规范流程、强化惩罚，它可以将每一个人的劳动转化为数据，将绩效转化为图表。但系统终究无法完全“编程”人的伦理情感，也难以替代人与人之间基于理解、信任、善意与互助的联系。在系统之下，人依然可以通过重建关系来反向塑造系统，使其不再是一个冷酷、封闭、全能的机器，而是一个仍有缝隙、仍可协商的结构。

　　这也提醒我们，在反思技术统治、平台控制的同时，更应将目光投向那些尚未而且无法彻底“系统化”的关系空间。平台治理之下的社会，不是一个全然黑白分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在边界地带充满张力与博弈的空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际协商与情感交换，可能正是AI时代人类捍卫主体性的最后堡垒。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