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深意》中,谢有顺以“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为名,辑录了近年他在各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二十五篇批评文章,展示了他对当下文学现场、当代作家、当代作品与当代批评的敏锐观察与精准判断。从对先锋小说的多面研究到对身体修辞、叙事伦理等的深入挖掘,从“文学的常道”到“文学的变道”、从“密室”到“旷野”、从“小说中的心事”到“散文中的心事”“诗歌中的心事”,数十年来,谢有顺的声音始终在当代文学批评现场萦绕。更重要的是,谢有顺的声音既受到学术界、批评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作家们的充分尊重与信任,同时还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日常生活中,谢有顺的声音是温和的,音调并不高,起伏也不甚明显,少见慷慨激昂。无论是在课堂讲台,还是在演讲、会议现场,抑或是在饮茶闲聊时,他更多是在娓娓道来。具体而言,谢有顺在给学生、作家、公众读者讲文学、写作的时候,言语自然,旁征博引但绝不是“学术行话”与“学术套话”的堆砌,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在春风化雨间将其对文学的种种认知阐释得生动而形象。这一特点同样显现在其评论文章当中,比如,谢有顺的批评文章在可读性上独树一帜。他能够化用各种理论与概念对作家、作品进行个性化阐释,而不是被概念与理论所“奴役”,成为其“附庸”。在谢有顺的批评实践中,理论是与他的生命与思想相互激发、相互碰撞之后的理论,概念同样如是。也就是说,他在以自身的经验、学识、情感去触碰作家、作品。
谢有顺温和之声的背后,矗立着的是他对当代文学的专业判断,是一个又一个清晰且果敢的观点与洞见。阐释和表达构成文学批评的肌理,观点与判断则是文学批评的内核。谢有顺倡导“立心的批评”,认为批评之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三者合一,则文学批评也成一特殊的学问——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这几方面皆备,才堪称有学问的批评,立心的批评。”注重文学细节,重视情理逻辑,讲究实证精神,这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换言之,在谢有顺个性化的“辞章”背后,是他始终在坚持的“义理”与“实证”。在《文学的深意》中,我们看到,他的观点总是从具体的文本与现象出发,从众多的细节之处入手进行实证,进而进入一个更宏大、更广博的空间,一个文学的、生命的、心灵的世界,最终指向文学与生命的“常道”与“大道”。他从李洱的《应物兄》出发,延伸至对“思想在当下与历史中的处境”这一难题的阐释;他论述张者《桃李》中消费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堕落,探讨“灵光消逝时代”的知识、精神与写作;他在阿来的创作中,不仅看到阿来对文学表达疆域的拓宽,更看到阿来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进而深入探究当代文学世俗性常有而超越性不足的困境……凡此种种,都可见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善于从个体出发,从细微处入手,层层深入,不断辩驳,最终完成对文学与时代、生命、精神、思想等宏大命题的个人阐述。
当然,谢有顺的声音并不总是温和的。他是敢于发声之人,而且是敢于发出“尖锐之声”的人。在当下,谢有顺密切关注文学现场,不断发出自己的“尖锐之声”。近几年,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地方化”成为热潮,谢有顺数次撰文分析文学写作中的南北问题,谈论“新南方写作”,认为“哪怕是不成熟、不严谨的命名,一旦被广泛认可和讨论之后,也会显示出它自有的敏锐性和合理性,或许,对一种写作新质的发现和张扬,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批评先觉……写作之道,不仅要超越功利,也要超越南北,拘泥于地方,或抑彼扬己,都会失了文学应有的广阔视野”。在《文学的深意》一书中,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的还有谢有顺在《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勇气》一文中对文学研究中“时间迷信”的批驳,对现场发声的呼吁与倡导:“假若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来回顾、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不可能认为这几十年的文学写作都是过渡性的、没价值的吧?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时间也诞生过好作家、好作品,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作品是哪些?好作家、好作品不可能都等百年之后再来确认,今天在现场中的人就要有辨认和肯定的眼光,就要有第一时间大胆判断的勇气。”这样的质问是令人警醒的。当代文学批评更需要勇气,更考验一个批评家的艺术眼光与阐释能力。敢于判断,勇于肯定,这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闪亮品质。当谢有顺掷地有声地提出“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勇气”时,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文学批评背后有充满生命力的“人”的形象,有“批评主体”的独特风采与责任担当,而不是毫无情感的机械分析与技术解剖——事实上,他向来主张批评应当避免冰冷的技术解剖,应当回归心灵与心灵的相互碰撞与激发,从而彰显人性的温度与生命的蓬勃力量。
谢有顺的声音集中在当代文学,但绝不仅仅止于当代文学——他从文学出发,谈论的更多是文学与世界、生命、人性、灵魂、精神、思想等的互证与互通。这是谢有顺批评之声的珍贵所在,也是其批评之声的分量所在。因而,他的声音值得更多的人倾听。
(作者系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