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全球史的理解可以使用“流动”“网络”“连接”“比较”等方法，但若继续追问“流动带来了什么”“联系发生了又会怎样”“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之类的问题时，就会引发一系列思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欣欣向荣的全球史研究是否过于乐观、平淡和缺乏批判性了？全球史的存在是否仅仅是为了欢呼庆祝“全球化胜利的当下”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呢？如果“仅此而已”，那么似乎全球史不应该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和期待。如果“不仅如此”，那么全球史到底是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它为什么又变成了现在这种平淡肤浅的模样，以后又会走向何方？

　　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阿德尔曼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在的全球史是什么？》的专栏文章，尝试为我们解答上述疑问。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开始逐渐成为世界主流政治体制。作为其存在和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民族国家政府迫切需要各自独特的历史，因此国族史也随之崛起，并成为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关于民族国家及其固有国境线的想象开始被质疑和挑战，全球史研究也在20世纪末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果说全球史的初衷是对民族主义及其国族史批判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它却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用来为（有利于他们的）全球化辩护和背书的工具。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著作，宣扬人类历史上的流动、互动和联系及其所带来的正面和积极的结果。至于“什么样的权力主宰了这些流动”“谁在这些流动中获利了”“谁又是这些联系的受害者”这些问题，谈得很少。

　　当下，我们所热衷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层面的宏大叙事，它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倡导的无国界与零关税，但对偏远山村、边缘群体、非人类物种以及他们在这种精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视而不见。这可能正是为什么当下的全球史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平淡和缺乏批判性的原因所在。以阿德尔曼的文章为标志，近年来的全球史研究对精英视角和宏大叙事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并开始越来越关注非西方的边缘群体在流动交互中的经历和主观能动性。

　　人群或个体的跨境流动向来是全球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的这些研究过多关注于政治、文化、经济精英的流动和影响。在“边缘转向”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史研究开始重视基层群体跨境流动及其意义和影响。具体而言，近年来出现了众多有关农民、难民、奴隶以及囚徒这些边缘群体的优秀全球史研究成果。牛津大学的窦图隆通过对19世纪日本普通农民在大洋洲阿拉弗拉海（位于新几内亚岛与澳洲北海岸之间）商业捕捞活动的研究，指出近现代日本的“文明开化”是与这些农民在阿拉弗拉海建立的跨文化网络息息相关的。在这个研究中，日本的现代化不再仅仅是日本精英与西方相遇的结果，也是那些原本被认为不愿意参与跨国流动的日本农民在大洋洲与当地的土著、欧洲人以及热带海洋物种相遇的结果。

　　近年来，由战争、内乱和气候灾害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难民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全球史学者也开始试图超越一般的移民研究，进而探讨“难民”作为一个全球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学者简森对19世纪20年代发生在加勒比海的一次难民法律诉讼案件的考察，实践了这一全球难民史的倡议。在简森的研究中，三名来自海地的黑人试图以难民身份进入牙买加（当时为英国殖民地），但遭到了英殖民当局的拒绝和遣返。这三名海地人随后在伦敦提起了诉讼，并最终赢得了移居的权利。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彰显了底层群体的主体性，还围绕着如何在近代世界定义“难民”、“难民”有何种权利，以及国家在面对“难民”时如何调试自身主权等重大议题展开了讨论。

　　在难民群体中，儿童难民又是极为特殊的一类：一方面，儿童难民是最需要得到救助和保护的群体；另一方面，儿童由于缺乏为自身发声的渠道，其主体性很难得到重视。澳洲天主教大学学者达莫西在2022年出版的《跨国世界中的儿童难民与澳大利亚人道主义，1919—1975》一书中，详细描述了20世纪由于西班牙内战、德国排犹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原因来到澳大利亚的儿童难民。她发现只有将澳洲的儿童难民安置措施与人道主义运动的跨国网络，以及20世纪西方的种族主义政治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明白儿童难民在澳大利亚的安置是一个复杂且非线性的过程。此外，达莫西提到了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儿童难民救助工作中长期被遗忘的贡献。

　　女性的跨国流动及其对跨国网络构建的影响也是当下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亚利桑那大学学者瑞瑟通过对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局有关亚丁港的档案解读发现，19世纪居住在印度洋地区的女性是印度洋贸易网络和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推动者。瑞瑟认为近现代印度洋的跨国流动研究默认这个地区的女性受到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制约无法自由流动，并形成了一种该地区的女性不流动的迷思。瑞瑟用具体案例对这种“非流动的迷思”做了修正，并号召更多学者思考近现代世界跨国流动中女性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

　　近现代世界的奴隶贸易并非仅仅发生在大西洋，印度洋地区也存在规模庞大的奴隶贸易。荷兰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研究人员罗萨姆通过对荷属东印度公司档案的挖掘向我们展示了17—18世纪印度洋地区奴隶贸易的形式，以及奴隶价格的变迁。通过将其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价格变迁进行比较，作者发现大西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奴隶价格在这段时间内都呈现了上涨趋势。这种比较研究清晰地展示了近现代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商品化是如何同步发生的。除了奴隶之外，流放犯也是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帝国扩张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兰卡斯特大学学者安德森于2022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流放犯：一部全球史》的专著，将流放犯、现代惩罚和管治制度以及帝国扩张放在全球史视角下加以考察。

　　上述有关难民、女性、奴隶和流放犯等边缘群体的跨境流动研究构成了近年来全球史“边缘转向”的主体。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跨境流动不仅加速了文化融合、资本扩张和技术进步，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关系和环境恶化，那么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历史根源也不会被“全球化”的耀眼光环所遮蔽。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