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家之大事，也是国之大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婚嫁友好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础性内容，但最近几年，高价彩礼现象层出不穷，与婚嫁友好背道而驰，严重影响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在婚姻推迟和不婚现象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婚嫁对生育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婚嫁作为人口全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一环。高价彩礼是当前我国婚嫁领域的突出问题，对生育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叠加效应。一方面，高价彩礼大幅增加了青年人口的子女预期养育成本，直接抑制了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在我国传统家庭文化中，高价彩礼很大部分由男方父母支付，是男方家庭养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价彩礼这一预期成本会使得青年夫妻降低生育意愿、减少生育数量。另一方面，高价彩礼会造成婚嫁阻抑，间接影响生育。高价彩礼推高了婚嫁成本，导致部分青年人口结婚意愿下降、主动不婚，或受支付能力的限制而推迟婚姻、结不起婚。在我国，结婚成为生育的前提是普遍观念，因高价彩礼产生的婚嫁阻抑对生育的间接负面影响毋庸置疑。显然，高价彩礼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对高价彩礼进行治理是减轻家庭婚嫁负担的可靠方法，是降低家庭养育成本的重要抓手，故而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价彩礼问题。2021—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提出要对高价彩礼进行专项治理、综合治理。目前，高价彩礼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家庭的彩礼支出负担有所减轻。但总体而言，治理成效尚不显著，高价彩礼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亟待对高价彩礼的治理方略进行优化。

　　第一，厘清高价彩礼界定，转变思路，多维聚力。治理的第一要务是对高价彩礼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目前有些地方将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五六万元左右）视为高价彩礼，居民对此标准的接受度不高，事实上当前大部分青年人口的结婚彩礼都超过这一金额。高价彩礼的界定需要改变局限于单一指标的思维定式，综合考虑当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彩礼嫁妆比、彩礼流向、居民彩礼意愿等客观和主观指标，避免将合理范围内的彩礼认定为高价彩礼。同时，由于高价彩礼会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治理主体容易忽略合理彩礼对婚姻和生育的正向功能。导引合理彩礼流向新婚夫妻，作为新婚小家庭的启动资金，或用于应对将来的生育、养育、教育之需，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青年人口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总之，面对当前高价彩礼屡见不鲜的状况，需要转变治理思路，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创新治理方式，多维聚力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二，探明高价彩礼实践形式，分类治理，突出重点。作为婚俗仪式，男方家庭给付彩礼之后，女方家庭就会提供嫁妆，彩礼和嫁妆形影不离。因此在治理高价彩礼时，不能仅聚焦彩礼这一单向维度，而需从彩礼和嫁妆双向维度展开。调研发现，我国高价彩礼的实践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依据彩礼和嫁妆的高低以及男方家庭的主观感受，可将其划分为赤字型高价彩礼（高彩礼—低嫁妆或零嫁妆）、均衡型高价彩礼（高彩礼—“等量”高嫁妆）、增益型高价彩礼（高彩礼—更高嫁妆）。从礼金流向看，赤字型高价彩礼主要流向女方父母，女方父母是其保管者和使用者；均衡型和增益型高价彩礼主要流向新婚小家庭，新婚夫妻是受益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高价彩礼实践形式各具特点，对婚姻、生育、家庭和社会带来差异化的影响，这就要求对高价彩礼进行治理时不搞“一刀切”，而是分类治理，精准施策。比较而言，赤字型高价彩礼对青年人口婚姻和生育的负面影响最大，其带来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使得部分青年人口婚龄推迟、婚姻失稳甚至因支付不起高价彩礼而被动“光棍”，生育意愿下降、生育时间推迟、生育数量减少。而均衡型和增益型高价彩礼则主要用于资助新婚小家庭，对婚姻和生育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因此，赤字型高价彩礼应是治理的重点。分类治理、突出重点的治理策略可以达到高价彩礼治理效能提升和婚育友好环境营造的双重目标，这将有助于稳定和增强青年人口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充分释放青年人口的生育潜力。

　　第三，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同向发力。高价彩礼治理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体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共同破解高价彩礼治理难题。高价彩礼治理涉及农业农村、组织、宣传、民政、妇联、乡村振兴等多部门职责，政府应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目标协同、政策协同、治理协同的良好治理局面。村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是高价彩礼治理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力量，需要横向协同，上下联动，切实将中央治理高价彩礼工作落到实处。企业、家庭和个人也需积极参与其中，找准发力点，抓住落脚点，与其他治理主体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共同推动高价彩礼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走心。企业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如协同参与高价彩礼治理政策和文明婚嫁新风的宣传，研发推出有纪念价值、质优价廉、能够传递爱与尊重的个性化产品作为高价彩礼的替代性选择，婚介机构合法合规专业化经营、不怂恿抬高彩礼。家庭是高价彩礼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亲代可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方式，使子代深刻理解爱情与婚姻的真谛，引导子代树立正确的彩礼观念。亲代践行合理彩礼并将其用于资助新婚小家庭发展、支持生育养育，培养互助精神，形成良好家风，助力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青年人口要树立自主、自立、自强的信念，践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主动抵制高价彩礼陋俗，做文明婚嫁新风的宣传者、推动者、实践者，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高价彩礼对农村人口婚育行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23BRK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