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交织着曾经的优越感以及优越感失落的危机，使得相关政策倾向具有明显的排外性与进攻性。这一思潮与政策倾向也是美国霸权主义思维在科技产业领域的体现。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旨在维护霸权

　　美国政府以“对华脱钩”或“去风险”为名，不断实施并升级其技术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政策，试图维持美国在科技产业、金融与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

　　首先，以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维护美国的产业霸权。冷战结束后，美系资本对外扩张的全球化导致美国过度依赖它主导的金融体系攫取海外利益，使实体产业的相对规模与竞争力下降，并侵蚀国内就业与财政能力。在此形势下，奥巴马政府曾试图实施“再工业化”以提升美国的产业竞争力。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通过升级出口管制与市场封堵等方式对华高科技产业实施遏制，并试图通过财税补贴等方式重建或扩建美国国内的高科技生产基地。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体系也由此形成。拜登政府执政后，亦试图通过实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提升美国对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控制力，并通过强化与盟国的“友岸”合作、扩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等方式，不断实施与升级对华科技产业遏制。

　　其次，以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维护美国的金融霸权。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仅凭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的世界货币。中美在科技产业领域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意味着美国科技产品对美元的信用支撑能力下降，也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难以依靠扩大美债规模与美元发行量来维持国内开支与民众福利。在此形势下，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国科技产业实力来支撑美元霸权。

　　最后，以对华科技遏制作为巩固与提升全球军事霸权的依托。军事技术优势和装备成本植根于民用产业的技术水平与规模。长期以来，军事技术优势是美国实施对外战争与操控他国的制胜基础。但随着科技竞争力与产业规模的相对下降，美国实施对外战争、军事威慑与讹诈、战略侦察与网络监控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其霸权根基受损。因此，在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往往以所谓的“国家安全”或“军民融合”为由，扩大与升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美国利用本国在信息科技等产业领域的底层技术优势，以政治和行政手段对他国的发展实施产业与经济遏制。受此影响，诸多国家的产业自主化与经济安全思维对政策的影响将日益上升，并将着力摆脱对美系技术的过度依赖。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举措正不断激发国内自主创新的动能，并在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过程中降低美国在全球科技产业，特别是底层技术领域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在国内发展缺乏竞争力的“关键”制造能力，亦无法提升它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美国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状况难以适配它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在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不断升级、对华科技遏制强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与产业界的急功近利思维日益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侧重于产业智能化路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要方向。因此，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优势会相对下降，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作为有效工具的时间窗口已一去不复返。

　　中国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有助消解负面冲击

　　科技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将削弱美国霸权，并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能力、国债的信用以及国内福利水平等方面受到负面冲击。因此，在基于市场原则的竞争无法保持和强化科技产业竞争力的态势下，美国将继续实施与强化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在此形势下，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对于降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扎实推进自主创新进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增强中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安全性。特别是中国通过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能力、产业转化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能力，有助于培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而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日益强化的态势下，增强国内科技产业的发展韧性。

　　其次，深化中外企业在中国国内的科技产业合作，将削弱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实施效果。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中国正不断拓展与深化与国际企业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保持本国市场对各国科技企业的开放。由此，通过筑牢中外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合作基础，将不断缓解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制约。

　　最后，稳步拓展中国企业的对外合作空间，提升中外企业在科技产业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削弱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一方面，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扩展与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项目、产业园区建设与运营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拓展中国科技企业海外市场，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度，并可提高共建国家的科技产业发展水平与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以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三方投资，或者以中企对外技术授权等形式拓展合作，保持并扩大中国与部分西方科技企业的利益融合度与产业依存度，将有助于削弱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