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风险”（de-risking）一词原为商业决策中有关“风险管理”的一项术语，指的是在商业环境中企业评估风险状况后自主降低风险和尽可能避免造成财物损失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密切关注经评估认定风险水平较高客户的业务情况，选择停止或限制向它们提供商品或服务，与其断绝业务往来或者对其施加特殊条款要求，以便躲避或减少因受牵连而造成的损失。传统上，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不重视这一概念，经济学教科书里虽然认为存在风险偏好问题，决策者可以分为风险“拥抱型”、风险“厌恶型”和风险“持中型”等不同类型，但均认为是否采用“去风险”措施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依据自身判断作出的理性选择。国际金融界曾将“去风险”特指为“金融机构的越位管辖”。美国财政部就有专门报告认为，“去风险”是金融机构害怕遭受政府反恐和反洗钱政策的制裁而无差别终止或限制商业关系的行为，认为这属于金融机构因厌恶风险而采取的主动防御行为，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对市场干预过多和执法力度加强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被“泛政治化”的“去风险”

　　但是，近年来，这一原本属于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自主决策的词汇却突然在欧美政治领域跨界“蹿红”。2023年，“去风险”一词被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作为欧盟应对中国的策略，之后不久又成为当年七国集团（G7）峰会的对华政策关键词及地缘政治年度“热词”。“去风险”里的“去”字，既有表示趋势性“降低”的动作含义，也有结果导向的将风险“消除”的意味。冯德莱恩等欧洲政治人物提出以“去风险”替代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提出的对华经济“脱钩”（de-coupling）论，是取“降低”这一趋势的含义，在程度上弱于在高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彻底脱钩断链的“仇华”言论。美国政府在欧盟提出这一概念后，也将其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提法，其中既有联合盟友的战略考虑，也是它不得不认可事实上无法切断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现实之举。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并不能改变欧美政界将“去风险”这个商业术语改造成政治术语的歪曲性谬误。他们对“风险”的重新定义使得“去风险”这个经济术语已经被极大地“泛政治化”了。在其塑造的语境下，国际贸易和投资不再是各方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效用共同提升的互惠互利渠道与工具，而是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特定领域的进口产品较大比例来自单一国家时，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就会变成因“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风险”。这时政府就要“提醒”企业，甚至逼迫企业减少进口，或是要求它们采用多元化策略“分散风险”。在经济金融界，“去风险”一词原本指的是规避具有确定性的违反法律的风险。但是，现在企业却需要为正常经济全球化分工合作殚精竭虑，甚至为政治人物的臆测联想付出高昂成本，在重建生产线或调整全球生产布局上大费周章、浪费钱财。这样的“去风险”明显是违反产业链供应链构造逻辑、降低生产效率的反市场经济行为，并非企业依据自身判断作出的自主理性选择。

　　“去风险”剑指中国

　　尽管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均声称“去风险”意在提高欧美自身的“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但他们毫不讳言中国是其主要的针对和防范对象。冯德莱恩在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之前曾明确表示，欧盟在战略原材料方面严重依赖少数第三国，“98%的稀土来自中国，93%的镁来自中国，97%的锂来自中国”。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引发欧美政客的集体焦虑，欧美媒体经常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大量向西方提供口罩、呼吸机和医药用品的事例“提醒”西方民众和企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更有西方政客反复将冲突前欧洲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同其对中国市场和工业及生活制成品的依赖进行毫无依据的类比，恐吓欧洲民众未来可能在欧中关系上陷入类似欧俄关系的“断链”状态。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均在强调“经济安全”，自上而下地向其国际化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在华经营风险意识，向政府转让相关信息，与政府加强协调，做好对华“去风险”工作。不过，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西方商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在商言商，对其各自政府联合发出的有关“经济安全”的“号召”并不“感冒”，没有意愿向其政府通报自己的商业秘密。相反，近来扩大在华投资的企业不减反增。尽管确实有部分外资从中国流向越南和墨西哥等地，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一些其他税收领域的实际考虑因素所致。这些外资企业在部分外迁后依然与中国市场保持紧密联系，中国企业依然是其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

　　欧美一些智库人士在为其政府政策辩护时称，中国的“双循环”政策也是一种“去风险”战略，这很明显是一种误读。面对美国推行的“小院高墙”和高科技封锁政策，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强调内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建立和维持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同时也持续致力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的权威，是将国内和国际两类经济循环辩证地进行结合，并非排斥和抵制外来投资和国际贸易，反而希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这种积极乐观、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政策举措，与对经济合作持悲观和消极态度的“去风险”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带有明显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色彩，既不符合资源全球配置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践踏和破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