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关乎人类前途福祉的学科，近年来，和平学和未来学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度持续攀升。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扬·奥伯格（Jan Oberg）是一位长期扎根于相关领域的学者。近日，围绕和平研究、全球治理、中国发展、人类未来等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奥伯格。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部分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沉渣泛起，世界需要在团结合作与分裂对抗、互利共赢与零和博弈、共同安全与动荡不安之间作出抉择。“今天的行动决定人类的明天”，奥伯格在访谈中如此表达对人类未来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塑造力和感召力的国家，70余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熠熠生辉，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在风险加大且难以达成国际共识的今天，这一原则应当被继续传承和弘扬。

　　人类未来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于和平学和未来学有着怎样的理解与认知？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未来面临多重危机与考验，对此您是否认同？能否请您结合自身的研究心得体会，谈一谈对这一议题的思考和见解？

　　扬·奥伯格：我长期致力于和平学和未来学研究。过去，我参与了许多有关“未来研究”的学术项目。其中部分项目由现代和平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我的导师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发起。这里顺便提一句，作为国际和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加尔通的理论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加尔通提倡的积极和公正的和平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善待他人、众生平等理念相契合。他与妻子一起将多次访问中国的见闻和思考汇集为著作《向中国人学习》。

　　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常常发表、出版关于未来的报告或著作。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应该讨论与未来有关的问题，并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最佳路径。然而，这些报告和著作却没有真正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无力改变现实。也许是因为如今的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每天都在和自己作斗争，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研究未来，对未来进行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或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设想有关未来的创造性情景。应当说，越是被过去取得的荣耀和今日面临的竞争占据心思，就越没有精力去思考四五十年后的世界将何去何从。

　　如今，全人类的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例如气候危机、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等。人类应立即开始改变，不要把精力都用在军事事务上。军国主义、核武器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前途，也不属于所有人的共同未来。在我看来，这些思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它们妨碍坚持以谨慎为导向的政治原则，使得决策很容易变成草率的、考虑不周的下意识反应，如此决策的后果又会反作用于整个社会及人民。分析决策者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在未来将带来何种反应，并确保其决策产生长远积极影响，这始终是必要的。如果决策者只依靠情感主义、心理投射、直觉之类的事物作出决策，那么高质量的思考就会消失。

　　“是时候开始一场新的全球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状态的民主形式应当允许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参与，这将极大化解国际冲突与纷争，从而维护世界和平。请谈谈这一点。

　　扬·奥伯格：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世界能够回归到最本源、最美好的状态，能够以一种理想状态的民主形式，让每位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决策和社会治理。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下，在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的绝大多数决策中，应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的公民参与，并兼顾少数群体的利益。民主绝不能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或专利。

　　这种理想状态下的民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在这种对话场景中，每一方的声明都以一个探索性的问题结束。例如，“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刚才的发言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我这么讲，是否传达出了你的原意？”

　　如果人们能够坚持这一美好的原则，那么世界上的暴力就会少得多。可惜的是，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军国主义思想依然盛行，甚至愈演愈烈，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与武力也就是一种强迫别人的方式有关。以对话为基础的民主是通往和平的必由之路，这一点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论述所传达出的理念相一致。

　　1945年6月26日，庄严隆重的《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8名中国代表先后庄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成为当时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是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杰出贡献的直接见证，也承载着中国人民对捍卫和平的庄严承诺。

　　鉴于国际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今天的中国和其他同样向往和平的国家将不得不发展一种新的全球参与方式，即新的全球治理范式。因此，现在是时候开始一场新的全球对话，讨论如何在未来的新世界中作出真正符合全球民意的决定。

　　中国政府给予民众充分的幸福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民意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幸福感。不少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居于全球高位。对此您如何评价？

　　扬·奥伯格：我一直深信，人类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和基本的生活权利，也包括追求和平生活的权利（这甚至是其最崇高的境界之一），希望明天的工作、生活依然能够一切井然有序、照常进行，不会受到大环境，例如国际冲突或纷争的干扰。

　　迄今为止，中国取得了许多国家未曾取得的成就，做成了许多国家未曾做成的事情。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满足了庞大人口的基本需求，为国际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中国政府进一步致力于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给予民众充分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所做出的努力获得本国民众的一致认可，同西方国家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西方国家愿意虚心学习中国制度、借鉴中国经验，并具备如中国般强大的战略勇气与改革意愿，西方社会繁荣景象将不是空谈——他们本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悲的是，西方世界总是将人权“武器化”，总是优先考虑少数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而在实现普通民众的经济权利方面却做得很少。同样可悲的是，如今的西方社会一方面正在通过一系列举措压制言论自由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却在自我标榜“媒体自由”，这引发了大规模社会抗议。

　　如今，中国被视为未来多极世界中人权与和平的捍卫者。与傲慢的西方不同，中国善于不断进行建设性自我批评、复盘与反思——“我们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中国人也总是给人以谦虚有礼的印象，这构成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折衷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您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吸引力的特质是什么？

　　扬·奥伯格：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折衷思想是极具吸引力的文化因子，值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去研究，并从中汲取智慧的养分。中国以其阴阳兼备的逻辑体系，将东西方元素混合、吸收，从中借鉴有益成分并为己所用。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深深根植于两者兼而有之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看来，由不同元素组成的事物能够以一种兼容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相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倾向于非此即彼，不同事物之间有尖锐的分歧，且这些分歧往往不可调和。

　　中国人善于从其他文化中学习并汲取灵感。在保留自身价值观、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国始终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对待外来文化。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这使得中国能够深切理解其他同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民族和国家。出于相似的发展境遇，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眼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合作伙伴。一直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曾经的患难之交、今日的真挚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经常引用印度政治家甘地的非暴力哲学观点来阐释和平的概念。您曾经说过，在西方世界，即在占全球人口总数大约11%的人中，和平被认为是过时的。请谈谈这一点。

　　扬·奥伯格：对和平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减少各种暴力，但这在西方似乎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平”已经成为一个禁忌词，在学术研究、政治辩论和媒体中几乎听不到这个词了。

　　在甘地看来，暴力只会带来更多暴力，而非暴力可以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与同理心。非暴力作为道德选择的基础，体现在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上。因此，他认为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去处理、化解冲突，并以此促成集体行动，争取更多团结的力量。他深信，暴力只会带来伤害与痛苦，而非暴力可以促进和平、公正与和谐的实现。甘地的非暴力理念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印度古老的传统文化。他将古老的智慧转化为行动力量，告诉世人：真正的力量，源自内心的坚韧与道德的坚守，而非外在的暴力与冲突。

　　同时，甘地十分强调履行“义务”在一个人社会责任中的重要性。在其著作《印度自治》中，甘地明确提出，所有值得争取和保存的权利都源于很好地履行义务。人们应当先履行义务，然后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在他看来，生活中的权利只有在尽到公民的义务之后才能获得。

　　1983年以来，我多次访问中国。通过与不同的中国人交流，我得到的印象是，与当今多数西方人相比，他们更有责任感，这里的责任包括对自己的责任、对彼此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整个社会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其就职典礼上说出的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这句话鼓舞人心，一度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肯尼迪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公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国家间的紧密联系，每个人的行为和选择都可能对国家产生影响。假若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多年来，整个西方世界的责任观念被侵蚀了，变得愈加淡薄。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尤为明显。请注意，我说这话时是带着悲伤语调的。今天美国内政外交面临的重重危机与隐患，让很多人不得不正视这一令人痛心的现实问题。

　　在此，我也不禁发问：消费主义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将带来什么？丹麦哲学家、诗人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曾言，很长时间以来，少数人拥有太多，而其他人拥有太少。无论我们是否相信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或者其他一些关于人类如何向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和文明程度迈进的观点，我们都应该记住，人类通过从外部购买东西来满足物质需求是必要的，但真正的、更高层次的满足是非物质的、精神层面的、更接近智慧的，应当出自人类内心的创造性宝库。

　　英国文学巨匠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句名言广为流传：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很多人担心，西方资本主义的最终结局将是用市场价格来衡量一切，即消费主义至上。中国深知，为了实现民众的福祉，需要避免类似的状况，这将是通往未来的现代化旅途中的一大艰巨任务。中国也深知，和平不仅关乎物质，更关乎心灵。

　　中国式现代化成绩斐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成绩成为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哪些举措令您最有感触？

　　扬·奥伯格：的确，几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可谓成绩斐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铁和其他交通工具。今天，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新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如5G网络、卫星通信、传感器和智能电网）、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如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无人机）在中国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快速的现代化步伐都会对传统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在不干扰当前现代性的前提下，中国正在努力修复并保护老城区、古建筑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出台了相关政策，尽力使一些富有特色和韵味的历史文化街区得以保留，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我也注意到，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福建考察时指出，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

　　这里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中国对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余年来，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了深入挖掘。同时，大运河北京段焕然一新，保留了众多历史风貌，扬州段则持续推进沿岸生态改善与提升。这些举措让古老的大运河沿岸焕发出新的生机。

　　应珍惜地球母亲的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崛起令其深感不安。为此，这些西方大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措施。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有关中国的不实报道与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对此您有何看法？

　　扬·奥伯格：在今天的一些西方国家，军事—工业—媒体—学术综合体构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随处可见。在这些集团内部，彼此之间的利益契合点受到的重视超过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人类的安全，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他们愿意为武器买单。如一些西方有识之士所预料的那样，通常情况下，威胁不会立刻显现或迫在眉睫，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几年后将陷入严重的麻烦。

　　我曾经发表了一份长达132页的长篇报告《烟幕背后》，分析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性措施及其必须停止的原因。报告中我提到，如今，西方媒体已经形成了“指责产业”，在西方主流媒体上难以看到对中国的积极报道，对华报道存在偏颇且失真的现象，而这正是西方媒体持续操纵舆论的结果。同时，我在报告中揭示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美国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5亿美元，用于训练西方媒体和记者，专门撰写有关中国的不实报道。一个政府付费让自己的媒体制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自由的终结，也是公众思考的终结。

　　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这一概念往往涉及以下假设：如果我们以其他方式投资，这笔资金能带来什么？如果美国每年在军备花费上能够减少2500亿美元，而将这笔资金用于更有意义的国家发展与建设，能换回什么、能解决多少其他问题、能给美国民众带来什么好处？

　　这些假设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只是假设而已。从长远来看，要改变国家财政支出方向，是一个不容易作出的决定。然而，只有当人们开始思考正在失去什么，才会开始思考未来，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光明。事实是，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更不能改变现在，但我们可以决定让未来变得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致力于和平学和未来学研究。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人要面对过去和现在，面对厄运和沮丧。所以，让我引用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话来做个总结：“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最好让自己保持洁净明亮；你是一扇窗户，透过它你可以看到世界。”

　　在我看来，一个公正、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套用甘地的话，地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的贪婪。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旧有的安全思维方式，例如零和博弈已被证明是无用的，它们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伤害。人类应当珍惜，而非践踏美丽地球母亲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40余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界钦佩。过往的信心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中国依然一如既往，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尽心尽力，并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实干派与行动家，中国保持着从不盲目自信的清醒态度，以自己的积极举动拥抱一个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