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商品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深化、交通技术的进步等，商品的流通范围逐渐扩大，从邻近地区小规模的市场到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市场，甚至形成跨区域市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使得商品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进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远距离贸易、商品流通也是全球史研究的典型案例。本期组织三位青年学者，聚焦商品在世界历史上如何流动又如何参与并塑造当今社会这一话题进行研讨，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更多关注。 

　　与谈人 

　　许翔云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少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吴羚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 

近代以前商品的跨区域流动 

　　主持人：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在其出版的《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一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物品的获取、流通和使用——简而言之，消费——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也就是说，人们的衣食住行用，主要是从市场购买而来。若追溯其根源，则是通过商品贸易传播而来。请各位学者谈谈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商品的跨区域流动或者远距离贸易是如何发生的？ 

　　许翔云：商品的跨区域流动早在主要文明相继走向成熟后便已出现，不同地区间开始交易彼此具有特色的商品，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例如，早在公元前4千纪下半期，两河流域的羊毛织物在周边地区大受欢迎，远至小亚细亚地区的贸易中也时常能看到其身影。与此同时，东地中海沿岸存在着一条被古埃及人称作“荷鲁斯之路”的贸易路线，用于连接古埃及和西亚地区，巴勒斯坦地区的葡萄酒、黎巴嫩的冥器与埃塞俄比亚的黑曜石等商品在这条路上流通。公元前12世纪，在古埃及与赫梯这两大帝国因长年彼此征伐双双衰落后，东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开始构建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如上所述，陆上贸易与沿海贸易构成了古代世界商品跨区域流通的主要方式。公元前后，就欧亚大陆而言，陆上丝绸之路可谓远距离贸易的经典案例。自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和罗马帝国使者来华起，虽屡经战乱，但横跨大陆的商业联系逐步得以建立，唐朝时达到繁盛。10-11世纪的拜占庭人从阿拉伯及东方商人手中购买产自波斯、印度和东方的商品，如香料、宝石、樟脑、羊毛织品、地毯等。在14-15世纪中亚撒马尔罕的市场上，汇聚着来自罗斯的皮货与亚麻、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来自印度的香料，而当地的甜瓜干与锦袍等商品也借助相关商路对外传播。

　　在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横贯大陆的商路外，还存在着纵贯大陆以及大致依地理单元区隔展开的贸易路线。自公元前12世纪腓尼基人大规模从事航海活动起，地中海世界便已形成紧密的商业联系，来自希腊的橄榄油、陶罐与奶制品，来自埃及的谷物，来自伊比利亚和高卢的葡萄酒，来自撒丁岛的银块等商品沿着陆路与海路航线流通。经过罗马帝国晚期与中世纪早期因战乱造成的破坏后，地中海贸易重现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数条撒哈拉商路将非洲腹地与地中海沿岸联系在一起，鸵鸟毛、象牙、黄金、椰枣等沿线流动。而在法国香槟市集，来自东方的丝绸，北欧与罗斯的毛皮，德意志的铁、皮革与麻布，西班牙的葡萄酒以及意大利转口的香料令人眼花缭乱。再往北，德意志各邦的汉萨商人自13世纪起便掌控了北海与波罗的海间的贸易往来。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早在欧洲人到来前，原住民也构筑了自身的贸易网络。在中美洲地区，对黑曜石与盐产地的控制和相关产品的贸易曾经成为不同玛雅城邦崛起的关键。在南美洲地区，印加帝国沿安第斯山脉修筑了印加古道，便于高山和沿海平原地区间互通有无。由此可见，早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世界各大洲均存在着活跃的商品跨区域流动。

　　刘少楠：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不仅仅局限于陆地及地区性水域中，还存在于广阔的大洋之上。从约公元1世纪开始，随着对印度洋季风气候的掌握和海上航行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能够横跨印度洋航行，并逐渐开辟了与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亚欧非三大洲之间开展海上贸易。例如，在西印度洋，商人和水手们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间利用来自沙漠干燥的东北季风，从阿拉伯半岛南端、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向非洲之角和东非沿岸航行；而在每年5-9月则利用印度洋上湿润的西南季风从东非返回。中国的杜环、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都曾在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自己的历史印记，记录了航路上商贾云集、商品琳琅满目的盛况。

　　在16世纪前，相较于陆上丝绸之路，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较少受到亚欧大陆政局变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由各国商人主导的和平繁荣局面。在印度洋贸易的促进下，沿岸各地区的商品交流频繁：来自东非的红木、贝壳、象牙和犀牛角，来自中东的珍珠、鱼干和枣，来自印度的原木、纺织品和香料以及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都出现在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斯瓦希里城邦出土的中国五代以来的瓷器，还是印尼西爪哇“井里汶沉船”中的中国越窑瓷器、中东的玻璃制品、印度的宝石和金属制品，都是印度洋贸易繁荣的明证。

　　吴羚靖：在印度洋地区贸易逐步发展的同时，太平洋地区的商品流动也缤纷多彩。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便已开辟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的海上航线。唐朝时，在中国、东南亚与阿拉伯商人的共同推动下，西太平洋贸易走向繁荣。中国出口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日本输出珍珠、松木等产品，东南亚出口的商品则以香料、珊瑚等为主，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与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相接，共同构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繁荣的西太平洋商品贸易之外，散布在广阔的中太平洋上的岛屿间也存在着活跃的商品交易。原住民在横贯数千年的迁徙与扩散过程中摸索出根据星座、洋流、海洋生物等确认定位、从事航海的方法，在岛屿间穿行贸易，交换贝壳、矿物质、鱼干等物品。这些物品不仅满足岛民的物质需求，还有助于酋长巩固自身的地位，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观察到的古老的库拉环贸易便是一例。而在彼此距离较近的岛群内部，如夏威夷群岛，各个岛屿甚至逐步形成了商品生产分工，并进行交换。此外，太平洋岛屿与美洲大陆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往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于公元700年左右传到太平洋岛屿。这些都表明，早在欧洲人到来前，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商品交易网络。

商品的全球流动在过去五百年中何以实现 

　　主持人：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阶段。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商品的全球流动在过去500年中何以实现？ 

　　吴羚靖：商品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物种的流动，以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全球史研究者强调人口在全球流动过程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大航海时代，物种的流动与博物学的兴起、发展密不可分。这一时期许多探险船配备了博物学家，专门负责在新的地方搜集动植物标本。这些来自异域的动植物标本被带回欧洲，欧洲博物学家得以建立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分类体系，促进全球博物知识网络的形成。

　　美国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将美洲与欧亚大陆、非洲之间的物种流动概括为“哥伦布大交换”。在来自新大陆的土豆、红薯、木薯、玉米、香蕉、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向旧大陆传播的同时，美洲也从欧亚大陆获得了小麦、大麦、燕麦、甘蔗、棉花、咖啡、柑橘类水果，以及驯化的马、猪、羊等动物。西班牙占有的圣多明各在1493年第一次引进甘蔗。不到20年时间，该地便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出口蔗糖。此后，蔗糖成为大西洋贸易乃至全球贸易的关键商品。如今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大陆的咖啡产量占世界的一半份额，柑橘产量达65%，大豆产量达84%。这些物种的流动、移植与商品化栽培，与全球各地“植物猎人”、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林学家的知识积累与实践探索不无关系。

　　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外，将太平洋生态融入世界生态体系的“库克大交换”对于全球商品网络的形成同样重要。例如，桉树原产于澳大利亚，从19世纪起，它被移植到英帝国其他殖民地，为英属印度和南非铺设铁路轨道提供用材。与之相类似，原产于巴西亚马逊热带丛林的橡胶树，经过英国博物学家在伦敦近郊皇家植物园的移栽与培育，之后经由新加坡传遍马来半岛，橡胶成为当地重要的出口商品。再如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火龙果，在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带到菲律宾、越南等地，随后在亚洲地区得到广泛栽培。如今，火龙果农场已遍及越南、菲律宾、以色列和美国加州等地，成为全球餐桌上备受欢迎的热带水果。

　　许翔云：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工业化生产是商品实现全球流动的重要推手。工业化在全球各地的出现与传播，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都出现了被称为“原工业化”的现象。明清时期的中国诞生了主要服务于出口贸易、进行集中生产的工场，南京的纺织业与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都是其中代表。同一时期，欧洲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从城市商人处获取羊毛等原料，利用农闲时节编织，赚取额外收入，所生产的毛织品也主要用于出口。自18世纪末起，新式机器的发明与使用极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集中化的工厂劳动力组织形式也进一步增加了商品产出，工厂主通过时间概念的引入与规章制度的贯彻，将工人与机器融为一体。进入20世纪，以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与亨利·福特流水线生产为代表的劳动管理体制更是将生产效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产出的巨量商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相当大一部分服务于全球贸易。

　　刘少楠：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早已有之，但在过去500年中由于交通通讯方式的改进，实现了更快、更广、更深层次的流动。全球史学者普遍认同，这些交通通讯方式的出现，推动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在两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现代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等，以及冷藏保鲜技术的发展，是肉类、海鲜、水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流通的关键。同时，生产者、贸易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方式也从以前的口耳相传或信件转变为更迅捷的电报、电话、传真和网络。

　　交通通讯方式的改进，加速了以各个殖民帝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全球布局，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往往成为以出口经济为导向的国家优先发展的建设项目。以这些基础设施为铺垫，来自西非的橡胶和可可、来自印度和乌干达的棉花、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和世界其他各地区的商品，在资本与政策扶植下，经过当地相对专业的生产后，源源不断地运输到殖民宗主国，而殖民宗主国所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则输入到各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殖民帝国在二战后逐步分崩离析，但该经济模式大多延续下来，甚至得到强化。此外，交通通讯方式的改进还推动产业转移与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即商品成品或零部件在海外生产，之后运回国内组装和销售。

商品的全球流动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 

　　主持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对人类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刘少楠：商品的全球流动对人类的生产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它增强了各地区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同时极大冲击着原有的自然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和扩展，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逐渐趋于瓦解，或自愿、或被迫转向某种单一类别产品的生产，如加纳的可可、尼日利亚的棕榈油、科特迪瓦的橡胶、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古巴的甘蔗、智利的硝石和墨西哥的白银等初级农矿产品。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处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全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最核心的工业制造业；处于外围的非西方国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专业化生产，大量的生产资源投入到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且高度依赖中心国家的市场，使得外围国家在面临全球经济危机时更加脆弱，且面临贸易比价恶化的窘境。

　　许翔云：全球范围内商品生产专业化与不平等贸易现象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近代以来，法国王室鉴于大量进口丝绸对国库造成的消耗，开始对其进行限制，同时大力扶持以里昂为中心的丝织业的发展。这种强调国家商品出口额应大于进口额的观念，在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在任时得到发扬光大，以“重商主义”闻名于世。经他之手，法国实现对威尼斯水晶、佛兰德斯纺织品等一系列进口产品的国内替代，同时大力生产奶酪与葡萄酒，以增加出口。此外，科尔贝还支持对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流域、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等地的殖民与探险，将这些地区纳入法国的原料产地与成品市场中。科尔贝的“重商主义”思想成为日后李斯特关税保护乃至普雷维什“进口替代”理论的先驱。与“重商主义”相对的则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强调建立在劳动分工与商品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自由贸易能够实现参与者的“双赢”局面，商品生产的全球性布局与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自由贸易理论传播与实践的结果。

　　吴羚靖：在深刻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同时，商品的全球流动还让人类获取商品的便捷程度和丰富程度空前提高，推动消费主义的兴起。传统消费观念提倡节俭，认为过度消费代表了浪费与物欲。消费主义则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鼓励个人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

　　如果说19世纪的消费主义意味着欧洲人能够大量购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美洲的可可和咖啡、印度的香料与棉布等商品，那么到了20世纪，消费主义已经演进为五花八门的全球商品大流通。汽车、电气化设备、快餐、快时尚服饰等新的商品形式不断涌入社会，信用卡制度刺激的购物欲望和广告传递的消费理念都为消费主义的蔓延持续助力。在这一点上，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美国人被许诺有一个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未来，大量退伍军人返回家庭，婴儿潮显现，推动了新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婴儿潮这一代人通常被认为是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们成长于经济繁荣时期，其生活被图像、广告、媒体、电影所包围，对消费品有着强烈的追求和享受欲望。可见，此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前苦行节俭的社会风尚让位于追求自我的个性表达，现代消费真正变成了大众消费。

　　主持人：商品的全球流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还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理解商品流动背后的文化含义？ 

　　许翔云：人们对商品的购买与消费，不仅着眼于它们的实用功能，还代表了对其背后的文化含义的接纳。人们所享用的食物、穿着的衣物、佩戴的首饰、摆放的家具、驾驶的车辆，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中国瓷器在17世纪的荷兰备受追捧，仅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订购10万余件，其中大多数用于国内销售。大约在同一时期，印第安酋长也竞相将火枪、毛毯、勋章等欧洲商品当作巩固自身在部落中地位的筹码。19世纪末期，即便是在偏远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来自中东的地毯也成为家中常见的陈设。

　　在身份与地位象征之外，商品还成为现代性的代表，即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进步、清洁、时尚、便利、舒适等方面含义。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高公司向全球宣传其生产的洗衣粉，称其使得衣物清洗发生革命性变化。同一时期，上海的电影海报与月份牌画宣传时尚女郎的形象，面霜与牙粉被塑造成具有美容和清洁功效的产品。二战结束后，郊区住宅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家庭电器成为美国社会向往的生活环境。而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人们追求的结婚三大件，到80年代结婚三大件升级为电视机、电冰箱与洗衣机，这些商品见证着人们心目中便利、舒适生活愿景的变迁。

　　刘少楠：商品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也会随着文化情境的改变而发展出不同的含义。搪瓷是20世纪中后期几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曾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同样曾极为流行。非洲搪瓷制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多由当地的中国工厂制造。这些搪瓷逐渐融入当地民众尤其是尼日利亚豪萨人的婚姻习俗中，取代了前殖民时代的葫芦、土陶、棕榈木和黄铜等非洲传统容器。搪瓷制品作为新娘嫁妆的核心部分，既是女性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社会检视压力的焦点。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搪瓷数量越多，那么她在新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越高。在婚礼前后，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都会来参观新娘的房间，看其房间墙上的搪瓷容器数量，从而完成对新娘娘家社会经济实力的检视。这种社会压力并不会随着婚礼的结束而消失。相反，豪萨女性在购买、保养和更新搪瓷制品方面的压力会伴其一生。简言之，搪瓷制品在非洲体现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是女性经济实力的象征。

　　吴羚靖：商品的全球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带来便利与丰富的生活，但也会引发人们的焦虑与抗拒，如加剧消耗地方资源和破坏环境、全球消费趋同带来的同质化现象等。当全球市场对某一商品资源的需求急剧上升时，遥远之地通常被视为等待开发的资源库，最终走向资源枯竭和环境衰败的结局。目前学界许多成果展现了全球商品消费端对生产端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开采与破坏。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人们害怕地方性文化遭到挑战。跨国公司推动的标准化商品使得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同质化，本土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即所谓的千城一面。跨国公司通过广告、电影、电视等媒体手段塑造和传播特定的文化形象，影响大众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认同。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出台了保护和弘扬本土文化的措施。

专家点评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蔡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史已经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向个案研究的转变。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下，一条条隐秘的跨境交流的线索不断被发掘出来，一幅幅由物种、商品、信息、人群流动而构成的网络也清晰地呈现出来。糖的历史、棉花的历史、香料的历史、可口可乐的历史、桉树的历史、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哥伦布大交换、库克大交换，取代了以往封闭自足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成为当下热门的历史书写框架。三位青年学者洞悉了全球史的要义。他们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描绘出不同时期商品跨区域流动的规模、程度和节奏。从古代世界的贸易站点和商品市集，到工业化时代的帝国贸易网络，再到当今世界的标准化商品和全球贸易链，一幅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阔画面跃然纸上。

　　与传统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相比，全球史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它真正提倡并践行了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全球史抛弃了对历史发展进行内源性解释的狭隘视野，不再把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兴盛与衰落、繁荣与凋敝、开放与封闭直接归因于自身，而是强调世界各国家、地区和群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现代世界诞生，尤其是对欧洲崛起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众多具有全球史视野的学者笔下，从跨境贸易、殖民征服、资源掠夺、经济剥削中攫取的巨大利益，才是欧洲崛起的秘密。从这一宗旨出发，全球史在方法论上也与传统历史书写迥然有别——它更重视空间性而非时间性，更关注空间格局（如帝国、贸易网络等）和研究对象的共时性（如“全球时刻”），而非以时间为导向，强调内部的连续性、独特性。

　　虽然全球史在当下一路凯歌前行，但周遭也不乏警醒甚至批评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全球史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覆辙，沦为一种目的论叙事。事实上，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19、20世纪，世界图景的一面是各国家、地区、群体之间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加深，另一面却是彼此之间的疏远、断裂和异化。商品的全球流通、生活标准的日渐趋同、消费主义的普遍流行，无法阻挡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无法消弭种族之间的仇恨屠杀。全球史不仅要继续发掘世界互联互通的证据，而且要关注那些游离于流通网络之外的人，细致考察网络的缝隙、边界和限度。

　　就商品流通而言，一部商品流通的全球史，不仅要展示世界的互联互通，还应该深刻揭示它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中所产生的不同反应。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教授费晟：随着时代的演进，商品流动的内容如何调整，范围如何变化，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史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论题。商品交易与流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产生定居农业之后，世界各地不罕见抑商思想，但罕见离开商贸还能存续的文明。跨境商品流动从来都是激活社会活力、促进文明互鉴的要事，从泥板文书中都可见一斑。三位青年学者虽然专精于不同的区域国别史，但都在关注全球史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全面又扼要地探讨了商品的全球流动这一重要问题，至少给我们两个提示：

　　首先是重视商品的自然属性以及自然要素对商品流动的影响。劳动和自然界构成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但长期以来，商品及其流动常常只被视为人类社会内部运作的产物。人们在讨论各种市场角色的作用时，常常忽略绝大部分可用物品归根结底源于自然，而它们能否成为商品进而流动更是取决于自然的慷慨程度，同时也受限于时人对相关地理环境的认知水平与适应能力。例如，在人类应用化石能源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再强大的商帮都要尊重印度洋的季风和环流。重新思考这类看似不言自明的问题，会极大丰富我们对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复杂性与偶然性的理解。即便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空前重塑全球贸易路线与商品内容的时期，确立特定的资源边疆与商品生产，依然要充分考虑当地及周边的自然禀赋。南太平洋岛国会因为陆地自然资源捉襟见肘而陷入经济困顿，但非洲与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又恰恰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得不堕入“资源陷阱”。分析全球性商品流动的不均衡过程及性状，也要重视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讨论上述问题，日益需要交叉学科和研究方法的助力，特别是注意物质文化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其次，如青年学者所讲，对全球商品流动的历史分析不应忽略地方特性及影响的多层次性。我们在关注商品流动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时，不可轻视本土经验的能动，这是客观理解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各种摩擦、冲突乃至涌现“逆全球化”思潮的基础。此外，学者们还意识到商品的全球流动远不只有经济层面的意义，它在社会转型、文化嬗变等领域的影响同样重大。无论是重点关注哪个层面的影响，都要充分留意不同地区的因应特点及结果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