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

北京：前门大街增添各类兔年新春装饰 图片来源：CFP

中国的兔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兔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华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考古学研究重点关注的范畴。请简要梳理一下考古学视域下兔子的历史。

　　袁靖：按照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在已经发表的全国三百余处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中，发现出土兔子遗存的遗址有将近八十处，虽然还不到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从地域范围看，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和西藏，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在全国范围内大都分布有出土兔子的遗址。从时间跨度看，大多数遗址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夏商周时期和汉代。除了山东省章丘市洛庄汉墓发现的兔子数量较多之外，其他遗址中发现兔子骨骼的数量极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捕获的兔子数量不多，加之兔子的骨骼纤细，尺寸较小，古人在食用兔子肉后，将骨骼随意废弃，那些骨骼很容易在埋藏环境中遭到破坏，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兔子基本都是家兔，关于中国的家兔是如何出现的，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还不一致。以往有的学者认为是由本土已经灭绝的野生穴兔驯化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先秦时期通过中西交通从外部引入穴兔，然后驯化成功的。尽管存在土生土长与外部引入这两种观点的截然对立，但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家兔。近年来，又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兔子是旷兔，这种兔子是不能被驯化的。约在明代中期，从欧洲引入由穴兔驯化而来的家兔，这种家兔在中国境内的大规模传播以及地方品种的早期形成发生于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西方的动物考古学家已经厘清了最早的家兔起源于欧洲的发展历程。在史前时代，穴兔的分布范围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从历史时期开始，在人类主导下，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穴兔种群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家兔的驯化开始于中世纪，最晚到16世纪，家兔的驯化终于完成。由于中国的考古遗址中没有发现过穴兔的证据，因此，上面提到的约在明代中期，从欧洲引入由穴兔驯化而来的家兔这个观点是可信的。我们希望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为探讨家兔何时出现及如何扩展的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兔子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南京街头布置兔年彩灯 营造浓厚兔年春节喜庆氛围 图片来源：CFP

　　吕鹏：我是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要研究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动物遗存是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文物。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类动物。但是，仔细观察二者骨骼的话，兔和鼠是有显著差异的，例如：兔有2大2小共4枚上颌门齿，鼠则只有2枚大门齿。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关于世界范围内家兔的起源，学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首先，家兔的野生祖先是穴兔，从骨骼形态上看，家兔头骨与穴兔极为相似；从基因学角度而言，穴兔和家兔具有遗传连续性，而穴兔和野兔交配不能繁殖；从地理分布而言，野生欧洲穴兔的最初分布区即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地区；从生态习性看，穴兔和家兔具有挖掘洞穴的习性、兔属动物则没有。其次，家兔驯化最早起源于距今500年前的法国。第三，穴兔和家兔都是借助人力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但是，关于中国家兔的起源，学界则莫衷一是。关于中国家兔的起源，我的认识是：

　　第一，家兔的野生祖先是穴兔，中国没有任何穴兔遗存出土，可认为中国家兔是以外源传入为主。

　　第二，中国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兔的大量记载，考古上也发现有兔笼、兔苑等约束兔子行为的设备和处所出现，但根据兔主要是狩猎娱乐的对象，人类对兔子的控制和利用非常宽松，因此可认为文献所载多为野兔。

　　第三，白兔在历史文献中是作为瑞兽出现的，古人将其视为国泰民安、敬老长寿的象征，从动物学角度而言，此类白兔可能是得了白化病或者在特定季节换白毛的野兔，而并非是驯化而成的家兔。

　　第四，中国野兔不适合被驯化，它们在饲养条件下难以繁殖，胆小却桀骜不驯。

　　第五，中国家兔品种多在明代引入，以欧源兔为主，也包括亚源兔，当然，中国先民也驯化和饲养了喜马拉雅兔等品种。

　　韩鼎：袁靖、吕鹏两位老师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兔子相关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这里，我想从我国最早有关兔子文字材料——甲骨文中的“兔”入手简单谈谈先民对兔最初的认识。

　　兔子在甲骨文中多出现于狩猎相关的卜辞之中，如“逐兔”“获兔”，证明兔子是商代重要的捕猎对象。有时一次捕获兔子可达七十余只。王迅认为，“猎兔的目的，既有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也有贵族娱乐的动机。此外，统治者组织的田猎还带有军事训练的目的。”

辛卯卜，品贞：乎（呼）多羌逐兔，获？(《甲骨文合集》154)

戊寅卜，争，贞……豕四、兔七十又……(《甲骨文合集》13331)

　　甲骨文中与兔相关的字也可反映商代初民对兔的认识（详见单育辰《甲骨文所见动物研究》）：

兔文化遗存丰富多彩、瑰丽多姿

　　中国社会科学网：兔温文尔雅，端庄秀丽，风度翩翩，在我国古代的文化遗存中存留了诸多与兔有关的文物，请为我们简要举例说明。

　　袁靖：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10号墓出土的距今5300年前的玉兔，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兔形玉器。这个兔形玉器呈薄片状，玉质呈灰白色。兔头微微仰起，两耳贴在脊背上，尾巴上卷，后足抬起，似乎呈奔跑姿态。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10号墓出土的距今5300年前的玉兔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玉料呈青黄色，通体抛光，器形扁平。兔作俯卧状，头大身短，长耳后竖，耳上饰鳞纹，用双环线显示大圆眼，张口露舌，背微凹，短尾略上卷，前后腿弯曲，足部均雕出五爪，前足上有小孔。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嵌宝石卧兔系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作品。玉兔是和田青玉，含有白脑，属立体圆雕。兔头微俯，耳朵后伸，与脊背相连，眼嵌彩色宝石，口衔灵芝，灵芝上嵌各种颜色的宝石八颗，兔身伏卧，四足弯曲向前，前脚呈抱合状，背部、双耳处有数道阴刻线刻画出毛绒质感，形状乖巧温顺。

清代玉嵌宝石卧兔

　　青铜器中所见的兔形文物不多，典型的如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铜兔头微伸，双目圆睁，两耳紧贴脊背，四肢弯曲，呈跃跃欲试状，尾巴短小，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以兔作为尊的器形，在青铜器中尚属首见。

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

　　圆明园的清代铜兔首为双目圆睁，鼻隆起，嘴微张，双耳向后竖起，脸部以细密阴线刻出毛发。

圆明园的清代铜兔首

　　绘画中的兔子可推《清宫兽谱》中描绘的三只兔子为代表，其中两只白兔、一只黑兔，匍匐在怪石、青草、疏枝之间，兔耳后伸，红眼睛，红嘴唇，嘴边的胡须毕现，四肢蜷曲，呈匍匐状。

《清宫兽谱》中描绘的三只兔子

　　吕鹏：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兔骨遗存为例。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有兔属动物（Lepus sp.）且数量较多，研究者认为兔在当时是非常普通的动物种类，但是否为家养动物难以从骨骼形态上加以认定，但根据其拉丁文名称属于兔属动物，应为野兔。据考证，殷墟甲骨文中存在“兔”字，其识别的特征非常明显：一是无颈，二是有翘起的短尾，可见殷商先民对兔的形态特征非常熟悉；甲骨文中兔的用法也比较单一：不是作为人名（或国名、地名），就是做捕获的动物名，故而殷墟的兔是野兔而非家兔。

　　韩鼎：下面我按时代顺序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兔文物（兼顾材质、器类），通过实物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兔文化。

卯门生喜气 兔岁报新春

　　中国社会科学网：通过考古发现的兔文化遗存和兔文物，折射出了我国先民对于兔的哪些特殊思想认知。

　　袁靖：甲骨文中的兔字表现了兔子大耳朵、短尾巴的特征，金文延续了这种表达方式，有时就直接绘出兔子的形状，但是从小篆开始，就有了现代兔字的雏形。

兔字的演变

　　在《诗经》中有一些讲到兔子的诗篇。如赞美武士的《周南·兔罝》中有“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肃肃兔罝，施于中林。”描述了在广阔的原野上和林木茂盛的地方，设置网眼密密的兔网，准备捕捉兔子的场景。在没落贵族感叹生不逢时的《王风·兔爰》中有“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描述兔子走起来悠然自得，野鸡却被罩入网罗。在痛伤国君信谗言招乱的《小雅·巧言》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描述狡猾的兔子跳跃奔跑，遇到猎狗就无处逃窜。

　　著名的成语狡兔三窟，来自《战国策·齐策四》。孟尝君被齐闵王辞退后，回到封地薛，门客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冯谖为了给孟尝君建立三重保险，先是游说魏国，说动魏国请孟尝君为相，这样促使齐闵王向孟尝君赔罪，重新请回孟尝君为相，另外，又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都放在薛地。这样，孟尝君有了魏国对他的信任、在齐国为相及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放在薛地这样三重保险，平安为相数十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永世流传。其中与兔子相关的文学作品是著名的《木兰辞》，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为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木兰辞》结尾那四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被明代的布衣诗人谢榛认为，“此结最着题，又出奇语。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诸公补之，未必能道此。”谢榛的评论，堪称入木三分。我除了为《木兰辞》所倾倒外，作为动物考古学者，还关注到作者对兔子的观察如此细致入微，能够从雄兔和雌兔的行为上概括出二者的显著特征。

　　吕鹏：白兔为祥瑞之兆，用以歌颂古代君主勤政爱民。历代史书中关于进献白兔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宋书·符瑞志》记载：“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兔”“章帝元和中，白兔见郡国”“魏文帝黄初中，郡国十九言白兔见”等。

　　白兔是长寿和敬老的象征。《抱朴子·内篇》中载：“兔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宋书·符瑞志》记载：“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

　　兔儿鞋是汉族民间一种童鞋样式，每年中秋节，1—5岁的儿童穿上此鞋，寓意腿脚敏捷，身康体健。

　　兔儿爷是家兔的神话形象。兔儿爷是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中秋时节流行的民俗风物，除用以祭月之外，还包含着消灾去疫的祈愿。兔儿爷多见泥塑和纸绘，典型形象为：坐姿，兔首人身，金盔金甲，头盔上的野鸡翎只有一根。兔儿爷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末，明代纪坤在《花王阁剩稿》中记载：“京师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清代以后，供奉和祭拜兔儿爷渐成风俗。

　　韩鼎：我想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从玉兔到“玉兔”

　　商代玉雕动物中，兔形玉饰的数量在玉器种类中仅次于鸟形和鱼形，在玉饰中常见的这些形象应该是商人最熟悉和喜爱的动物。仅殷墟就曾出土玉兔数十件，山东滕州的前掌大墓地、山西的灵石旌介商墓中也都有不少的玉兔出土。玉料因其稀缺性通常情况会被用于打造最为喜爱和珍视的形象。商代玉兔的大量出土，表明了商人对兔子形象的偏好。部分玉兔拱背俯身呈弧状的姿态，应是基于破损玉璧的旧玉改型所致，但恰好呈现出兔子的动态和力量感。

　　汉代艺术作品中的月亮之上常有蟾蜍与兔子的形象，至于兔子是怎样进入月宫成为“玉兔”的，学界尚有争论。月中动物的最早相关文献见于战国屈原的《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何为“顾菟”？朱熹认为“菟”即“兔”，“顾菟”即回首顾望之兔。也有学者认为“顾”含有眷恋、抚育之意，此处做动词。但也有“顾菟”非兔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顾菟”为蟾蜍，或虎（於菟）等动物，是词语声音的讹变导致了从蟾蜍或虎到兔的转变。还有学者认为，月中有兔的观念可能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印度也有月兔的传说，正如《大唐西域记》“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季羡林认为“说它（月中有兔）起源于印度，是比较合理的。”究竟是战国时期已存在月中有玉兔的传说，还是蟾蜍或虎的音变为兔，抑或是印度月兔传说的传入，尚难以确论，但西汉早期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帛画上的月中已有兔，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商代的玉兔，到汉代月宫的“玉兔”，虽基于不同的认识和情感，但都充分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兔的喜爱。

　　二、从猎兔到脱兔

　　从商代甲骨文中的“逐兔”“获兔”记载，到周代对用犬捕兔（《诗经·巧言》：“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用网捕兔（《兔罝》：“肃肃兔罝，椓之丁丁”）的描述，再到秦李斯赴刑前“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的夙愿（成语：东门逐兔），汉代画像石上的带犬猎兔场景（如河南密县后士郭一号墓栌斗画像），以及唐宋以降文学作品中对捕兔的描绘……可以说猎兔活动一直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古人之所以钟爱猎兔，是因为兔子速度快（极速能达到每小时70—80公里），是中原地区最快的动物，能捕猎到兔子是很有难度的挑战，因此，猎兔活动既体现了古人对兔子速度的推崇，更是对捕猎才能的展现。

　　兔子完美展示了速度与敏捷，“动若脱兔”“兔脱”等词都强调了这一特征。但除了彰显捕猎能力，兔子的速度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意义，而马的速度对战争、交通、通讯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常用兔来命名马，希望马能具备兔子的速度与敏捷，如《吕氏春秋·离俗》“飞兔……古之骏马也。”《宋书·符瑞志》“飞菟者，神马之名也，日行三万里。”《三国志》“布有良马曰赤兔。”

　　从猎兔到脱兔，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人们对兔子迅捷特征的赞赏，并希望将这种特征赋予良驹。可以说，兔子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先民对速度和敏捷等特质的追求。

　　三、从祭品到神祇

　　作为月宫的主要成员之一，玉兔与“月精”“月魄”相关联（东汉张衡《灵宪》“月者，阴精。积而成兽，象蛤兔焉。”），后世的拜月、供月活动中往往也会对玉兔进行献祭。因兔子爱吃豆子，故旧北京供月习俗中要在花筒里插毛豆枝供奉玉兔。京津地区中秋节期间还有供奉兔儿爷的习俗。兔儿爷是一种兔首人身泥质偶像，中秋节前各处均有兔儿爷摊，有些甚至架设数层木架摆放兔儿爷，形成“兔儿爷山”。中秋节时，将兔儿爷置于供桌上，“小儿女祀而拜之”（如杨柳青年画《桂序升平图》）。

　　从祭品到神祇，兔的身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是作为牺牲献祭，还是被制作成偶像享受供奉，均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兔的“神圣性”。

贵州黔东南，从江县一家绣工坊的侗族绣娘在展示“萌兔”饰品。 图片来源：CFP

让兔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 助力推进中华文明整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兔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推进中华文明整体研究有何作用？

　　吕鹏：从历史上看，我国是开发和利用兔资源的古国，这主要体现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在中国文化中是家族繁盛、敬老长寿、团圆和睦、国泰民安等的象征符号。通过考古遗址出土兔骨遗存进行研究能够使我们了解人类对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传承。

　　韩鼎：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兔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推进中华文明整体研究的作用。

　　第一，推进对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兔作为常见的野生动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遗址中的兔遗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人们的捕猎水平等，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文物中兔形象的变化，表现出人们对兔的认识的变迁。新石器时代，用陶土捏塑细节突出的兔子表明人们已经对兔子的形态有了细致的观察，陶兔可能还蕴含有交感巫术等捕猎诉求，之后，猎兔活动延续了整个历史时期。商代，人们用珍贵的玉料大量雕刻兔子，表明商代贵族对兔的喜爱。周代，青铜兔尊和相关文献都体现出兔与祭祀、宴饮等活动的关联性。汉代，画像砖中西王母身边捣药兔、月亮之上的蟾与兔等等都表明兔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与寓意。唐代，除单独刻画外，兔子还作为十二生肖的一员在多种材质上被表现。宋代之后，兔子的形象出现在绘画、瓷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等载体之上，成为人们钟爱的动物形象主题。清代，京津地区还出现中秋节祭祀“兔儿爷”的习俗，作为月宫一员，兔子形象进一步被神圣化、民俗化。

2023年1月18日，北京，景山公园寿皇殿前设置的“玉兔呈祥”大型兔儿爷雕塑成为迎接中国农历兔年一景。 图片来源：CFP

　　第三，以兔组词，体现出人们对兔不同特征的深刻认识。白兔赤乌、乌飞兔走、兔起乌沉等词以兔喻月，形容日月运行，光阴流逝。动若脱兔、势若脱兔、兔起鶻落、兔起凫举等词，突显了兔的迅捷。见兔放鹰、见兔顾犬、获兔烹狗等，基于对猎兔传统的认识隐喻人际关系。整体来看，兔子的不同特征成为汉语成语的重要喻体，探索“兔”词语、成语可推进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入。另外，由于“兔”的读音与“图”“途”“突”相若，故不少年轻人在兔年祝福时，用“兔”来替代这些字，如前兔似锦、大展宏兔、兔飞猛进、兔个吉利……这种基于“兔”的谐音转码给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袁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所作，其中有一篇《天问》，提到“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文学作品中首次提到月亮中的兔子。按照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玉兔又称月兔，是神兽，居住在月球的月宫里，是负责捣药的仙兔。讲到月宫，必然联想到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其中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偷吃了丈夫羿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月宫。嫦娥奔月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那样，成为中华民族美丽的神话故事，代代相传至今。

　　我们将目光转到现代。继2007年10月24日、2010年10月1日，“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这两颗人造卫星相继成功发射升空后，2013年12月2日，中国科学家成功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入轨道。2013年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中国首辆月球车“玉兔号”巡视器顺利驶抵月球表面。到2018年12月8日，中国科学家又成功发射了“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第二辆月球车“玉兔二号”巡视器顺利到达月球表面。这两张是“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互拍的图片。

嫦娥四号

玉兔二号

　　“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携带多种仪器，现在“玉兔号”已经完成任务，“玉兔二号”将继续科学探测月球地质、资源等方面的信息，进一步研究月球。2020年11月24日，中国科学家再次将“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升空，12月1日，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并开始在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着陆地球，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助力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继续为探讨月球的奥秘作出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中国科学家把探测月球的人造卫星和探测器名为嫦娥，把月球车称之为玉兔，中国的现代空间科学技术和古代美丽的传统故事结合在一起，科学性和历史性并举，严谨性和浪漫性交织，在世界现代航天技术中洋溢着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