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传世文献大多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17世纪以来，博兰学派和莫尔学派在整理和编订教会文献的过程中发展出辨伪、定年等方法，是为中世纪文献学的奠基。19世纪初，“德意志文献集成”承袭前人的方法并将之系统运用于与政治史直接相关的史传、书信、法律、王家令状等中世纪史料，确立了通过抄本比对尽可能还原原本的校勘原则，发展出体现文本传抄传统的校注方法，至今仍是编辑中世纪历史文献的标准做法。如今，得益于多种文献集成的持续出版，方便中世纪史学者使用的史料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类型上都前所未有的丰富。

　　不过，相较于实证主义的19世纪，今天的中世纪史学者大概并不倾向于认为，通过史料就能够轻易直观其背后的历史世界。因为史料绝非始终“诚实”。书写是一种权力表达，史料也不例外。权力会造成历史呈现的变形。举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751年称王一事为例。成书于8世纪晚期的官方史书《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绘声绘色地叙述丕平在篡位前如何向罗马教廷遣使，教宗扎迦利如何以实力和身份理应相符的理由批准丕平称王。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质疑这条材料的可靠性。质疑者立论的核心依据之一是，无论是罗马方面成书比《法兰克王家年代记》更早的扎迦利传记，还是保存在加洛林宫廷的法兰克国王与教宗之间的往来书信，都完全没有提及此事。《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对丕平称王前与罗马教廷的交流做了过度戏剧化的渲染。更有极端论者提出，丕平遣使教宗一事完全是加洛林政权在多年后为强化自身合法性而向壁虚构的“权力的幻象”。事实上，像《法兰克王家年代记》这种由政治权力中心制造的史料往往更可能夹带扭曲历史真实的“私货”，却在抄本传播中具有先天优势，形成主流叙事，成为史料批判的漏网之鱼。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在史学传统中优先级别更低的史料，甚至是这些史料中的“沉默”，经过细致的辨析和论证，很有可能会打破这种权力制造的历史幻象。

　　在中世纪史料类型中，史传类材料在提供基本史实框架方面不可或缺，但其中的叙事都经过编排，往往有作者的想法渗透其中。我们对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国王克洛维的认识，主要依靠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的《历史十书》（旧称《法兰克人史》）。但格雷戈里在克洛维皈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很可能长期误导了他的古今读者。根据《历史十书》，克洛维在496年与阿拉曼尼人的战役后产生了皈依基督教的动念，遂率众接受洗礼。新近针对一封致克洛维的书信的重新定年和阐释证明，克洛维皈依的实际时间应晚于507年。格雷戈里有意安排其笔下的克洛维像基督教君主的典范君士坦丁一样在一场战役后完成皈依，同时通过在叙事中将法兰克人的皈依时间提早，得以在史书中把507年的法兰克-哥特战争塑造成正统与异端之间的战斗。这样的编排符合《历史十书》全书的历史主题。把史传类文献看作一种文学叙事，有助于研究者在研读中保持史学批判的敏感度。另外，书信这类相对零散但更贴近历史现场的史料，如果善加利用，往往能够被用来修正叙事史料中对真实历史图景的偏离。

　　学者还要面对所谓伪件和伪作的问题。赠地文书等令状类文献记录了人或机构之间围绕财产转让或权利授予的互动，对研究中世纪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学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但伪造令状作为财产和权利佐证的现象，在中世纪并不罕见。例如，以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之名颁布的现存令状中，超过1/4已被确认为伪造。若以这些令状为史料基础研究爱德华国王的行程或恩惠网络，无疑是史学硬伤。中世纪文献中另一类需要辨伪的情况是文本在传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错归于某些著名作者名下。举例来说，托名8世纪英格兰学者比德的中世纪神学和释经学作品数量很多。这类“伪比德作品”在至今仍被学者使用的《教父大全》中，被作为比德本人的著述收录。学者们应多参阅相关目录学工具书，以避免误用伪件或伪作。

　　编校过程中对史料抄本原始形态的遮蔽，是中世纪史学者需要特别留意的问题。例如，19世纪德国学者威廉·贡德拉赫在为“德意志文献集成”编校成书于791年的《加洛林书信册》时，不仅根据古典语法“订正”了原文的拉丁文，而且将原抄本中位于每封信函前显著位置的内容提要移出正文，甚至按照其所认为的年代顺序对信函进行重新排序。所幸的是，今天的学者可以方便地参照抄本的线上高清电子版来直面《加洛林书信册》的“庐山真面目”。另外，像君主敕令和教会法这种在传抄中形态变动不居的史料类型，在还原“原本”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较大幅度的编校干预。因此，研究者在使用这些史料时更加不能只关注文本本身，还需留意编校导言中交代的抄本流传情况和编校方法，以及记录于校注中的抄本异文情况。

　　与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同行相比，史料不充分、不完备是中世纪史学者时常面对的状况。事实上，我们可以考虑针对有限的材料，如何提出更深刻的历史问题。对于9世纪中期在安达卢西亚政权首都科尔多瓦发生的基督徒主动殉教的事件，尽管教士尤洛吉乌斯留下一系列记述，却无一不带有相当浓郁的主观色彩。但我们却可以提问：尤洛吉乌斯选择如此激烈的方式为事件中的殉教者辩护，是否暗示该事件已在安达卢西亚基督徒社群内部造成立场分裂？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会议闭幕日上以一场演说宣告十字军运动的开启。无论是会议记录还是乌尔班二世个人，都没有留下此次演说的原始文本。会议的亲历者们在各自撰写的史书中记述了演说，内容却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提问：这些作者为何以不同的方式记忆同一场演说？

　　史料的局限推动中世纪史学者在尽可能全面掌握史料的同时，也努力做到“物尽其用”（尽可能发挥史料的史学价值）。后者的实现程度与学者对史料的历史语境的认识程度直接相关。不了解胖子查理在位时皇帝与法兰克主教在皇位继承等问题上的龃龉，就无法意识到，圣高尔的诺特克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查理大帝传》中关于先帝查理曼与主教的故事，并非单纯的逸闻趣事或道德教诲，而是记录了作者对时局的严肃评论。与之类似，需要对中世纪知识史和教育史足够熟稔，才能从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对教师安瑟伦的刻薄评价中，分析出经院学术的治学和教学方法在12世纪初的拉昂学校取得初步发展的珍贵证据。辨析和释读史料，推动对历史的新知。反过来，更新的历史图景又构成对史料再辨析、再解读的动力。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中世纪史研究就是在这种史料与史识的往复中生生不息。

　　史料解读的进展也依赖于史学视野的扩展。对圣徒传的“史学开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20世纪中期，这类数量庞大的中世纪文献都被视为史料中的“稗子”，其中浓烈的宗教色彩和光怪陆离的情节令历史学家敬而远之。伴随大量借鉴文化人类学和文学批评方法的新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繁荣，圣徒传成了中世纪史学者们争相挖掘的史学富矿：通过圣徒传故事观察中世纪人不同于现代人的心态、情感和认知模式；分析圣徒传主人公在生前和死后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结构语境；从权力斗争和集体认同塑造的角度，看待圣徒传文本的编纂和重写。对中世纪史学者来说，秉持“史无定法”的开放态度，或许最有利于使各类史料都能为己所用。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