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一带一路”笔谈】专栏，邀请优秀青年学者充分发挥自身理论特长和学术优势，总结“一带一路”十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激励广大社科青年自觉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芦思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区域合作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拉美发展问题与中拉合作研究。独著2部，代表作《“资源诅咒”与制度弱化：拉美国家“发展陷阱”镜鉴》，在国内外相关领域期刊及“三报一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40余篇。所著成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等。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省部级委托课题等10余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愈发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毋庸置疑，近年来，随着世界多重危机交织叠加，全球多边秩序凸显权力博弈情境下南北的差异化，在既有规制作用下，多边主义共治模式日渐失灵——国际主要行为体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长期趋异，国际/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收益往往被陷入恶性竞争的大国据为己有。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倡导的“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互利共赢原则与世界历史长河中西方世界推崇的那些单边、强硬、霸权，且附带政治条件的“零和博弈”秩序观截然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自2013年提出伊始，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平等参与，所提供的全球性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向所有国家和地区敞开大门，从未设置限制性、约束性的制度壁垒；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特征的正向效益长期外溢，辐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无论从受众面还是效用范畴均符合经典理论范式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征。

　　然而，在继承传统属性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凭借对以新义利观与发展导向为内核的多边合作秩序构建，实现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之路。十年间，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源于中国，但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因此积极寻求以合作谋发展，旨在推动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全球合作共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从历史经纬到文化认同层面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产生共鸣，进而为深化南南合作提供新的互鉴形态与发展选择。

　　对传统供求关系失衡的纠偏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高度聚焦在全球或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历史文献长期关注作为供给主体的霸权国的行为逻辑，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广大国际秩序参与国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与程度，由此衍生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点则建立在单向度的供给层面。由此，霸权国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与个人偏好做出供给决策。高度依赖这种带有强烈自利动机的国际/地区秩序不仅会导致公共产品收益被“私物化”，更会引致供求失衡，从而加剧全球或区域层面的“供给困境”。

　　吸取这种教训，有学者提出从需求端出发，共同利益会激励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制度安排，以应对既有国际秩序下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除霸权国供给以外，也有文献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其他多元化的供给渠道，尤其是合作供给模式。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偏好集体行动，而正是对这种集体行动的需求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必要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语境下，十年来，合作供给在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经营与治理的过程中，致力于规避这种供求结构错配，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君子义以为质”来展现我国外交工作的价值取向。基于“义利兼顾、有予有取”的新义利观，以期“通过经济共赢，重塑关系秩序，基于务实合作，实现发展利益的相互嵌入，以利益因素为纽带，形成战略化协同的关系共同体”。基于这一价值导向，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合作供给提供的全球/区域性公共产品着眼于共建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发展诉求，旨在加快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建设，探索合作增长的动力来源，形塑共建国家区域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或为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治理及构建以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提供新的平台。

　　实现基于发展导向的有效供给

　　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美西方国家提供的全球/区域性公共产品大多以规则导向为主，即从上层建筑出发，以规则的激励与约束作为牵引力，强调构建公正合理，且能够促进全球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经由世界主要国家对主导权的恶意曲解、主体权力失衡、利益分享结构不均等传导路径，全球既有规制不仅未能有效缩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发展鸿沟，反而鉴于异质性的加剧，处于不同产业迭代阶段的南北国家愈发难以就全球治理议题达成有效共识，“治理赤字”长期无法弥合不仅阻碍了包容性理念的践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为被动边缘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引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了资源低效配置的“路径依赖”。

　　如何摆脱困境实现有效供给？这需要激发全球/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发展导向属性，即从经济基础着眼，立足于功能性视角探索南南合作的条件及立场协调的基础，以期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使其可以同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或共建国家的发展规划进行对接。基于此，同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国在日趋孱弱的多边治理结构下寻求破局之道的关键一环。而基于全球/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具体发展功能，“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器物型、制度型、观念型等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能够使长期受困于西方叙事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共情，而且将充分释放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互补优势，助推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具针对性开展高质量的务实合作，进而共享更多的发展红利与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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