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牢牢把握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责使命，全面贯彻落实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根本任务，扎实有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主题教育笔谈】专栏，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畅谈学习体会，激发广大社科青年的学习动力和行动自觉，为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境界作出更大贡献。

　　张宏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学、中国哲学。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数篇，主持课题若干。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2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九个必须”，即“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重点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足处是中国现实的国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贯通的着手处。前者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侧重于政治与制度层面；后者则侧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层面。但无可置疑的是，在整体上，这里的“国情”与“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结构，而是宏大的架构与精致系统，是一项从政治到社会、生活、进而到文化的有机工程。《决议》同时强调了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如果说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纲”的话，后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可以称之为“目”，纲举目张，前者的“两个结合”涵盖了“双创”，而“双创”则是“两个结合”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华夏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根基，本立则道生；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道正则术通。承继历史而来的儒、释、道三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与骨干，今天重新审视与发掘儒释道以及其他传统宗教资源中的优秀质素，不仅是传统宗教适应新时代，走向新生，达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必然之要。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系统的代谢更新固然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或作用，但文明主体能够绵绵不绝而又生生不息必然有其内在的理据与动力，因革损益以制宜，与时俱进以致理，恰如长河有源而成其久，并蓄百川而成其大。宗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循此理、合此势而概莫能外。儒、释、道三教并立是传统中国宗教的基本格局，“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儒教以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为著；本土道教“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儒与道基本奠定了传统宗教的文化根柢，“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及东汉，方被中华”，千百年的调适与在地化,“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外来的文化要融入中华礼乐文明的大系中，要进行中国化的改弦更辙，顺势就里才能稳定根基以发达；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机遇，于促进方面上说去，它只是助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左右中国本土文明的自然演进，或日积月累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总也无碍主体精神。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历史提供的经验是宗教中国化的真实与必然，而中国之概念则有政治与文化之两重。政治的中国侧重于疆域与归属的标识，“能夏则大”，夏本是地域的代称，原指居住在“夏”地之人，由居住之地而称谓，则“夏”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自豪和身份的著称。“夏地之人”与“夏人”分别归属政治与文化的领域，有文化的政治认同到政治上的文化认同之义。夷夏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彼此之间的转换在于是否有功于民人社稷，是否昌明华夏文明，也就是“能夏则大”。宗教之中国化必然以认同政治上的中国为核心，以认同文化上的中国为要义，偏废其一则不足以称之为“中国化”。

　　而“中国”的概念除了政治与文化之双重外，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换言之，并非是完成时态或一个封闭状态。历史来看，异质文化系统的宗教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核心前提是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一以贯之的主体精神，时代尽管损益，但是生命力不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有兼容并包的胸襟以及导流入源的气势，能够从异质文化中汲取资源，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创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佛教、基督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都能够被吸纳到中华文明中来，实现在地化、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不见龃龉处。相对的“他者”与绝对的“异者”是开放与动态“中国”化的生动展示，而本土宗教的中国化则是“化”由时代性得以确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数次的理论飞跃，而明确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作为理论创新与历史文化的创造，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是具体细致的指导思想，亦是新文化创生与建设的原则。其基本的内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源头所来处，是内在创生的原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具体学科的取鉴处与源泉，其身份是无可置疑的，其角色是不容忽视的，其发展与转化、创新是不能滞后的，施之于具体学科、学术研究为然，具体到宗教学学科的建设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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