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以及此形态下工人一般存在状态的分析和批判，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与一般社会批判理论家不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要在具有存在意义的起点上建立分析和批判的基础。此作为起点的存在意义领会，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物”；仅仅以物作为起点，处理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思想方式被称为“唯物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物”是现代思想的产物，更恰当地说，是由现代科学给出的。这从其对拜物教，以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看得出来：无论是作为崇拜意义上的具体物（拜物教），还是作为有形却超感觉的商品物，都具有宗教性质，因而需要批判。就此而言，汉语学界一直以来称之为“物质”并不错。但既然是一种具有存在意义的领会方式，这样的物质就是一般物，其可以具有各种自然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意义。

　　理解了这种哲学性质的思想方式，以及物的一般存在意义之后，再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存方式与一般历史的关系也就明晰了。既然要在作为物质的物的存在意义中理解历史，那么历史中的一切，包括资本主义历史都是批判的对象，其存在只有在“符合”物（质）的思想意义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也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历史只是过去历史的延续，而不具有终极意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并不具有完成意义上的终极性。换言之，马克思的历史批判要为另一种终极性提供基础。姑且放下这个问题不论。那么，其历史批判起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具有历史起点意义的“物（质）”分裂为两方面的具体内容。无疑，历史得以开端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但个人的存在开始于哪里呢？马克思认为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与动物不同，这第一个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会利用工具，“引起新的需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确立起第一个历史活动之后，马克思进入对现实历史延续所必需的繁殖和分工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导向家庭、社会等如何产生，以及对思想和精神起源等问题不同于其所处时代其他思想家的另一种解释方案。

　　换言之，对马克思来说，在需要生活资料的问题上，人与动物并无不同。但区分开人和动物，以至于人有历史，而动物没有的，乃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人对生活资料（物质）的需求在于有新的或更好的需求。这一点似乎容易理解。猫吃老鼠，总是会吃老鼠，只要能填饱肚子，老鼠大点儿小点儿、肥点儿瘦点儿似乎没有差别，唯一的衡量标准是肚子的需要，而非老鼠更好点儿，或者比老鼠更好点儿的其他什么。但人不同。为了更好地吃，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东西或一种生活方式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从游牧到农耕，从手动到自动，从自然性存在到创制性存在等，才得以可能。也正是因此，相关于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它们都有相应的“发生史”或“发展史”。一言以蔽之，因为人有更好或新的需求，才造就了诸般对象的“历史”。

　　但无论如何，与其他思想家论述的精神进步史不同，马克思把历史的开端及其动力放在对生活资料的更好或更新的需求上，所有精神层面的“进步史”都被置于意识形态层面，其真正的意义在于维护（主要是统治阶级的）自身更好或更新的需求。这也是一般而言的“唯物史观”。但深入反思会发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这种自明的“进步史观”是把“新的需求”置于作为生活资料的对象的自然性存在及其创制性存在层面。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若不在对象层面界定新的需要，而是追问新的需求本身是什么会如何呢？也就是说，人在存在上的何种状况造就了这种本然性的新的需求呢？或者说，这种作为历史起点意义的新的需求本身证明了人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进行了如是之追问。与马克思相同，卢梭亦是从人与动物的差异上开启对历史起点的追问；他们的界定看起来也很相似，卢梭把指向对象的“新的需求”置换为内在的“自我完善性”。自然地，如同“新的需求”在指向对象性存在的同时，也会塑造一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己；“自我完善性”在指向内在自我的同时，也会塑造一个与自身存在相匹配的完善的外部世界。就此而言，两人的理解似乎没有太大差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同新的需求不会停留在已有的对象层面上，自我完善性亦不会停留在已经获得的现实性存在的基础上，因而自我在存在上永远向着未来的可能性敞开。这意味着一切现实性都不能限制自我的存在，从而相对于一切现实的存在，自我永远处于超越性的位置上。这便是自由的意义。卢梭正是如是界定自由：自我的无限可完善性就是自由。

　　于是，历史也便有着双重的，实则一致的出发点：从自我的可完善性方面看，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从完善性能够在历史中展示为现实性，即从自然方面看，历史也是自然的历史；最终，就“可能性”和“现实性”乃是展开在同样的时间框架里而言，自然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反之亦然。就界定来说，如是之自由的历史乃是黑格尔等人所意谓的精神史。所以，从几乎相似的出发点出发，只是因为以对象还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差异，在结论上两者看起来却截然不同：一者肯定了精神史，一者则否弃精神史。缘何如此呢？

　　无疑，与卢梭生活的时代相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残酷和扑朔迷离。正式被卷入全球性贸易和殖民中的人类，尤其工人的生活状况集中凸显了自由、精神内在具有的否定自身的那一方面，即很多时候，现实的对象反而“规定了”超越性的自由。尽管自由具有重新否定现实对象的能力，却依赖于历史自身的发生。没有思想家能够完全超出其时代，但时代赋予思想家的使命正是揭示时代自身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无疑正是如此。更进一步，即使我们已经走出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自由或精神内在的现实与超越之间的深刻冲突也不会消亡，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自由或精神是一种可能性，因而它能够超越现实或对象。也正因如此，它也无往不被现实或对象所限制。卢梭和马克思各自强调了其中一维并把另一维置于其统摄之下：在强调现实对象（生活资料及更新的需求）作为历史的起点之外，马克思同样设想共产主义；在强调自由或精神的无限可完善性作为历史起点之外，卢梭同样关心公意下的普遍幸福。

　　非但如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确实为我们批判现实历史提供了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揭开表面的繁荣浮华，内里裸露出来的可能恰恰是腐烂败坏。卢梭的自由史观同样如此。哪怕再光怪陆离的现实历史进程，内里依然可以看到光辉崇高的人性和精神。熟读历史的人肯定会感觉到这一点：整个人类历史似乎充满了计算、血腥、邪恶，以及无以名状的残暴和恐怖，但总是会在上面开出花朵；并且这些花朵会汇聚到一起，推动秩序、制度的进步。这便是自由和精神扎根所在，也是卢梭所彰显和强调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们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把作为历史起点的“新的需求”或“自我的完善”置于对象层面，还是置于自我层面，真正重要的乃是摆脱先在的观念预设，进入时间中的现实历史，进入人类在大地上造就自身的现实处境。批判现实、批判历史的目的在于保持人类精神内在具有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之张力的平衡。因为无论如何，历史的意义在于普遍幸福，需求的满足和自由的实现是其缺一不可的条件。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