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上，一些西方国家和不良媒体常常打着“人权”的幌子，妄图弱化和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话语叙事体系，以多维视角讲清、讲实、讲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有效应对西方媒体在民族议题上的“话语霸权”挑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话语的基本向度 

　　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及其媒体的民族话语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和社会制度根基。有鉴于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应在充分了解西方话语背景下，从中华文明向度、中国制度向度和人类发展向度出发，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活故事，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获得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意义。

　　一是从中华文明向度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是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本源所在。数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流层次不断扩容，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孕育出源远流长、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和宝贵的精神品格。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应当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各族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突出交融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恒主题。例如，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近代各族人民共赴国难、抵御外侮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通过讲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使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能够以更加立体、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是从中国制度向度讲好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鼓吹西方的制度形态具有普适性、永恒性，并试图垄断对“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裁判权。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历来主张每个国家的制度选择都应当符合自身国情，而在不同的制度形态下，“民主”“人权”的评价标准也应有所不同。立足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精选故事内容，创新叙事方式方法，讲好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展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兴边富民的生动图景，有利于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效能。

　　三是从人类发展向度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为全人类利益和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作为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发展的整体立场和长远眼光出发，阐发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瓦解与崩溃。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力度，要坚持以数字技术赋能，在扩大理念辐射范围的同时，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跳出“自说自话”的模式，充分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凸显中国特色的同时，用他国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进行阐释，从而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实践进路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传播主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实施主体。一般而言，传播主体主要涉及官方主体、民间主体和学术主体三大类别。其中，官方主体包括党政机关和主流媒体，其通过权威的叙述和专业的呈现，能够有效地传达中国的价值观；民间主体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网络意见领袖等，在国际传播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声力量；学术主体主要包括广大学者、科研机构等，侧重通过学术话语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进行解读阐释。当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主要以官方主体为主，话语内容上也相应侧重于“宣示性话语”“政策性话语”和“舆论斗争性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西方国家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负面舆论，但也存在温度不够、深度不足的问题。有鉴于此，还应在强调官方主体权威性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主体和学术主体的作用，鼓励民间主体从鲜活的日常生活素材中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同时强化学术主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读阐释，从而形成多元传播主体同频共振的生动局面。

　　精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话语文本。话语文本关涉讲什么故事的核心命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还需要精选话语文本，不断增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针对性。当前，西方国家主要将民族议题同人权进行绑定，捏造出“侵犯人权”这类负面话语，妄图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对此，中国除了要通过“诉诸事实”的方式进行回应，还应当从人权角度出发，积极进行议题设置，通过增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针对性，有力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负面舆论。同时，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现实生活，拣选各族人民交相往来、守望相助的话语题材，凝练出鲜活、生动的话语文本，讲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讲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从而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实现中国人权话语的生动阐释。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技术变革。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媒介技术的应用普及，全球传播生态也相应受到影响。媒介技术作为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在世界各国都注重技术革新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也应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深刻把握传播触达全球化、传播主体全民化、传播内容无界化的国际传播新生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过程中高度重视媒介技术的研发。当前，西方国家利用其主导的国际互联网平台，大肆鼓吹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也导致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理念传播的国际舆论信息流强度遭遇一定程度的被遮蔽、被对冲的难题。为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应当致力于从“借船出海”模式跨越为“造船出海”模式，通过加大对媒介技术的研发，不断升级算法技术，建设更多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传播平台。通过技术赋能与弯道超车，切实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强大国际舆论场，从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外传播效能。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