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类书集结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传承发扬了浩瀚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类书中的启劄类通俗类书开“平民视角”之先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书斋”走向“民间”的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反映了垄断于士大夫的精英文化向普通民众生活文化的重要转变，进而形成了士庶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趋势，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脉络。可以说，启劄类通俗类书观照百姓生活的思想，昭示了宋代近世“庶民文化”的兴起。

　　类书“以类聚事”“靡所不载”，是按照一定门类或字、韵等编排古今知识且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分为官修、私修类书和坊刻的通俗类书。官修类书一般规模宏大，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巩固皇权统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官、私修类书因受官方或文人阶层垄断，基层百姓难以企及。通俗类书也叫日用类书，是商贾坊刻的一种商业图书，主要面向民间提供应试、生活应用、蒙求教育或消遣娱乐等方面的文化知识，适用于百姓教娱生活。其中，启劄类是较早出现的编收启、劄、状、手书、致语等多种文体体式和范文及相应的诗词曲谚等事文类聚的专门性通俗类书，如《事文类聚》《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以下均写简称）等。宋末元初，“书坊之书，遍行天下，凡平日交际应用之书，例以启劄名”（[元]刘应李辑《翰墨全书》）。这种翰墨类图书本是读书人的“专利”，然而，南宋书坊打破了士大夫的知识垄断，启劄类图书便成为深入民间社会“文化宣传员”中的先行者，并以其广泛的社会应用性受到市场青睐。综合《四库全书总目》和张涤华《类书流别》的统计，宋元之际是启劄类书的一个编印高峰，大概有20种左右，占据了宋元通俗类书的四分之一，这也说明了启劄类书对“庶民文化”兴起的重要作用。相较于其他类书，启劄类书集中编撰宋代启劄文书，因此更具有时代性和聚现性，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宋代文化转型的特点。

　　启、劄本属于公文文体，是官员上书皇帝或上级官僚以卑事尊的上行文。唐宋以来，启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官场和民间交际中，敦煌文献残存了当时的婚启痕迹，宋朝则是启文泛滥的朝代。清四库馆臣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南渡之始，古法犹存。”（[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标准四十卷》）宋启的广泛使用离不开皇权文治和重回三代的构想，也是统治者彰显尊卑等级并维护社会安宁的有效手段。劄子是宋代出现的新文体，到南宋时其使用范围扩大到民间，并成为百姓日常应酬的主要文书之一。形式上劄子向繁简两个方向发展，向上行文的愈加繁复，出现叠幅和多提头劄子，以彰显恭敬；日常交际的简劄则言简意赅，同时也注重程式和礼节。作为百姓日常交际应酬的文书，劄子体现了时代民俗的礼尚往来和社会文书礼仪之兴，同时也成为中华礼仪下移至基层民众的有效路径。

　　启劄类通俗类书与民间生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启劄类通俗类书观照民间生活，指导了百姓日常交际；另一方面，百姓生活也丰富了启劄类书的编撰发展。启劄类书从“书斋”到“民间”的编撰之路不仅是地点的转变和扩大，其映现的是士庶文化的包容和相互影响。因此，启劄类通俗类书在探寻中华文明构成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截江网》是当下所存最完整的一部早期启劄类通俗类书。《截江网》展现出时代对百姓生活的观照，生发出“民间本位”的思想倾向。作为民间用书，它们彼时可能为坊贾陋书，但于今日而言却有着呈现历史文化图景、回溯中华文明建构历程的重大意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婚姻门》是《截江网》观照民间生活的力证。其中裒辑了大量的婚礼启文，显示出民间使用启文的郑重性、典雅性，并且展现出针对民间百姓的专门性。《聘定启》《回定启》“农商工艺聘定类”中编者先是以双方关系为系囊括婚启类型；其后则按（父母）职业为系，罗列社会百工之间的婚启，这正是《截江网》关注民间社会生活的体现。南宋丁昇之《婚礼新编》也收集了部分婚礼启文和丰富的历史故事，而启劄类书的特点在于婚启适用的全面性和精细的分类上。以职业为身份区别的婚启集结首次出现，体现出启劄类书便于百姓套用或直接抄袭的实用性。相应地，也使得启劄类书受百姓欢迎，不断出现新编本、单行本。

　　劄子是《截江网》收录最多的内容，这也说明了劄子在当时的盛行，从交际往复简劄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生活。朱熹《朱子家礼·原序》：“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仪式、章法作为百姓生活中冠婚丧祭等人生大事的修饰、表现，是民生所向、民族认同。启劄文书正是通过礼文、礼法的记载向世人传达了共同遵守的约定，也是启劄类书走入民间的途径和观照民间生活的重要表现。

　　《截江网》收录了《婚姻门》《庆诞门》《庆寿门》《丧葬门》《祭享门》《慰礼门》等百姓交际必备内容，元初刊本《翰墨全书》增加了《冠礼门》《人品门》《人伦门》《人事门》。可见，为应对百姓需求，《翰墨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增加了涉及民俗的文书仪式，同时增加了座次图、简劄格式图等直观形象的图表以及上梁文、引曲、琴操、词令等百姓日常生活文辞，而且在排序上也与《截江网》相反，将百姓交际之文列于前。其后的元刊本《启劄青钱》分前后续别外五集，别集专设“冠笄婚寿丧祭”6门，归类意识明显增强，使百姓生活启劄成为专门领域。可见，启劄类书观照民间生活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

　　同时，启劄类书的教导作用也由启劄专类向百科知识方向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日用类书。当然，这或许是蒙求类书的升华版，但就像今日研究民俗文化的《岁时广记》，陈元靓原也是为“启劄应用而设”，可见启劄类书在当时大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启劄类书等日用类书作为百姓学习生活知识的百科全书，逐渐成为指导大众生活的“万宝全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通俗类书的文献整理及语言文学研究”（19ZDA2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