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视角下,生态危机被视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副产品而非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强调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进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和环境的系统性破坏。资本主义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以市场和技术手段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结果,生态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或技术手段单独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来解决。
“代谢裂缝”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代谢裂缝”(Metabolic Rift)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关系时提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其中,“代谢”一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借用了当时的化学和生物学术语,描述了自然界与人类生产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劳动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通常是可持续的,具有相对的平衡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的物质循环被打破,形成了“代谢裂缝”。具体而言,“代谢裂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与城市的分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与城市消费的分离加剧了土地的贫瘠。农村地区大量的农业产出被运往城市消费,肥料等营养物质未能返回土地,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二是资源的枯竭与环境污染。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无节制的污染排放,破坏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
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性分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被视为无限供应的资源,人类则被简化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资本积累的驱动力促使生产者不断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利润,这一追求最终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并实现资本的增殖。然而,这种利用方式没有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具体而言,农业集约化、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量土地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削弱了土地的肥力,导致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并污染了空气和水体。这些共同加剧了“代谢裂缝”,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与自然重新生成这些资源的能力之间的脱节。随着“代谢裂缝”的扩大,生态危机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如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全球化经济使生态系统的负担不限于局部生态环境,而是扩展到全球范围。总之,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自然资源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忽视了它们的生态功能。工具性的利用方式导致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并将生态危机的成本转嫁给未来的世代。
资本主义的异化理论与生态系统的商品化。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中被迫将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化,劳动成果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如此导致了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异化。同时,这种异化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最终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中逐渐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控制,陷入被动和无力的状态。
在资本主义逻辑中,自然界被视为资本增殖手段,成为人类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自然资源被商品化、市场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或“资源库”。商品化逻辑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和无节制的使用,将自然界从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分割为不同的经济单位和资源片段。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商品化可以从三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与产权化,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或无主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水源和矿产,转化为私有财产;二是生态服务的市场化,即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如碳吸收、水净化、气候调节等,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从而被纳入市场体系。三是自然资本的金融化,即资本主义通过将自然资源和生态功能转化为金融资产,使其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利用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自然资本基金等实现自然资本的金融化。
资本主义的异化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商品化背后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不再被视为人类的家园或共同体的一部分,而是被异化为一种外在的、与人类对立的力量。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自然界被削减为一种可以被买卖、交易的对象,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功能和文化意义。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系统的商品化逻辑,认为这种逻辑既不可持续也不公正,最终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只有通过超越资本主义框架,建立以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资本主义内在的生态危机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不断的资本积累,其过程本质上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破坏。由于资本积累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且要求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这就导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的承载力被忽视。实际上,无论是石油、矿产,还是森林和水资源,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生产模式都将这些资源视为可以无穷利用的经济工具,忽略了它们的有限性和再生能力。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如温室气体和工业废水,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环境污染行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使然。因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包括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然而,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调节来缓解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面临巨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技术创新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污染排放,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源无限制需求的本质。技术进步往往反而会引发新的资源需求和环境问题,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对稀有矿产的大规模开采,造成新的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市场调节也存在明显局限性。尽管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等措施在缓解环境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市场机制容易失灵,导致环境成本被外部化,最终加剧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可见,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市场调节和技术创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因为它们依然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真正应对生态危机,必须进行系统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一个基于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危机的蔓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当今全球面临严峻生态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供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同时指出了未来社会变革的方向。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彻底变革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摆脱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的无尽需求,以一种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模式推动人类发展。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