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重视历史是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突出特点。史官制度历代承继，记注修史未曾中断，历史典故深入人心。宋辽夏金时期，各政权在史学上“并驾齐驱”，各有特色，共同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演进。由党项族建立，与宋辽金鼎立的西夏政权，因为存世史料稀少，有关史学的情况向来模糊不清。随着近代出土西夏文献的刊布，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其中的历史著作非常少，西夏人“对历史不感兴趣”。事实上，传世记载和出土文献相印证，正好能反映出中国史学文化在西夏的继承与发展。

　　官方重视历史

　　党项人与中原政权长期接触，汉人在其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党项统治者对汉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历代史事和史学传统并不陌生。夏景宗元昊给宋朝上表，强调“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自命为北魏拓跋氏和唐代拓跋思恭的后裔。虽然未必为元昊亲笔，但其中涉及祖先认同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必然得到其统治阶层的认可。元昊在创制文字、提倡秃发等弘扬本族群文化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汉文化，翻译汉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其中的《四言杂字》理应含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继元昊之后的毅宗谅祚，不仅改行汉礼，而且上表称“慕中国衣冠”，并“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虽然未能如愿得到《唐史》，但可见西夏统治者知晓官修史书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意义。西夏使臣曾对购买史书相当热心，而宋臣王尚恭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同样不许西夏人得到史书，只令使者买佛书。历史认同涉及西夏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史书成为宋夏双方高度重视的话题。两宋时期各政权书禁严厉，可从反面证实书籍交通的存在，其中必有西夏人所关心的史书。

　　西夏后期的桓宗纯佑，在即位之初便下诏让大臣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番大学院教授曹道乐承担这一政治任务，从历代史事中分别辑录“学习奉师”“修身”“事亲”“为帝难”“从谏”“知人”“用人”“立政”等八类，编为《德行集》，作为夏桓宗施政的参考。由此可见，重视历史已成为西夏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

　　承续史官制度

　　中国史官制度起源甚早，至唐代史馆修史之制走向成熟。两宋设史馆、起居院等，又因事设有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日历所等机构，制度严密。辽代沿承唐代史馆机构，并设有记注官。金代在辽代的基础上，设立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由于材料所限，西夏的记注修史制度十分模糊，仅能从零星史料中窥探。

　　历官与史官自古多有联系。西夏设有掌管天文历法的卜算院（曾译为史院、卜史院），有太史令、卜算院头监等官职，西夏《官阶封号表》载卜算院有“观天、善算、显春、夏查、秋量、冬观”等。在西夏早期惠宗御制的《文海宝韵》《五音切韵》序言中，曾提及各种知识，其中有“吉凶季记”一项。让人联想到唐代历官“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之事。限于材料，不得其详。黑水城出土俄藏Инв 8085号文献是一份从崇宗到襄宗四朝的历书，其书耳标有子、亥年和“当年有重要事件发生”的年份，是使用者关心史事的直接例证。

　　秘书监掌经籍图书，与修史密切相关。西夏秘书监设有承旨、少监等职，多为汉人担任，至少在颁布增修《天盛律令》（1150）时已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文秘书监一词，来源于汉文音译，应为效仿中原所设。

　　夏仁宗时期大力推进儒学教育，尊孔子为文宣帝，汉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设馆修史水到渠成。天盛十五年（1163），“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翰林学士院很可能替代了原本的汉大学院，除修史外，他们还执掌礼仪、出任使节等职务。见于史料的翰林学士还有杨敬彦、刘昭、李国安、王师信、余良、张公甫等人，从姓名来看均为汉人。西夏顺应唐后期以来翰林官员兼职修史的趋势，也为元代正式设立翰林国史院这个“史官一大变”做了铺垫。

　　在元人文集中，还提及斡道冲一家“世掌夏国史”之事。该材料常与西夏设馆修实录相联系，不过考虑到斡氏为番姓且世袭的情况，应非翰林学士院这一修史系统。西夏可能存在和辽代“契—汉”、元代“蒙—汉”类似的双语记史制度。此外，出土文物中还疑似有“史官专印”。这些均是西夏承袭中国史官制度的体现。

　　历史知识流行

　　世人曾期待能在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献中发现西夏史书，从而改变西夏史料匮乏的境况。然而，出土文献以宗教文献为主，极少涉及西夏历史。出土所见西夏文中的典型史部文献，仅有西夏文《孙子兵法》所附《史记·孙子列传》和一些佛教史籍。汉文方面，虽有黑水城出土的《汉书》《新唐书》等史籍残页，但使用年代尚不能断定。此外曾被怀疑为历史著作的一些文献，如俄藏Инв7579号等，已被证实与史书无关。这种现象曾让人对西夏史书的情况感到悲观。

　　然而，若跳出纪传体、编年体等史书体裁的限制，西夏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著作。根据版心拟题的西夏文《十二国》，翻译自唐人《十二国史》，为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故事汇编而成，其体例近似《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是以记言为主的语类史书。西夏文《十二国》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这部唐代佚书的面貌，还可以通过西夏文、汉文对勘来增进我们对西夏文翻译的了解。类似的西夏文语类文献还有唐代《类林》《贞观政要》译本，曹道乐自行从史籍选译的《德行集》《新集慈孝传》，以及官修类书《圣立义海》中收录的大量历史典故。近数十年来，早期出土文献向我们展示出语类材料在古代史书中的重要性。在中古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孔衍《春秋后语》等语类史书也十分流行。语类史书在西夏的活跃，正与中国史书的接受情况一脉相承。它们不仅具备珍贵的校勘、辑佚价值，而且蕴含着西夏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西夏的语类史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翻译准确，涉及时段之长、内容之广，非对中原史籍熟稔不能为之。译者的翻译风格方面，贴近党项口语，对西夏人不熟悉的名词，多采取变通方式，如将“三舍”径改为“九十里”。一些原文晦涩处，还有补充说明，力求明白易晓。学界评价西夏文译本《类林》有时甚至比汉文本“更细致、更合理、更准确”，并非过誉。此外，西夏蒙书如《君臣问对》《太宗择要》（据聂鸿音拟题）中，也多有历史人物的事迹。它们虽然并非纪传体、编年体等经典史书体裁，但有行文生动、故事性强的优点，且每则典故篇幅短小，便于阅读。读者既能迅速掌握历史知识，又能从中汲取修身行事的智慧，因此受到朝野的广泛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史典故并非来自党项历史，而是中原历代王朝，这无疑塑造了西夏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党项人自己的历史人物，则多保留在诗歌、谚语等文学作品中。在西夏官方话语中，“尧天”“舜日”成为善政的代表。宫廷应制诗集还出现过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毛遂、张良、樊哙、杨震、魏征等众多历史名人，反映出中原历史传统对西夏历史知识的强势影响。

　　总之，西夏有相当丰富的史学文化。西夏以翰林学士院修史，流行中原语类史书，均符合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学术界还发现西夏翻译有藏文史籍《冈波巴传》，体现了各民族史学之间的交流交融。尽管西夏的《实录》《国史》均已不存，但罗世昌等留下的西夏史料已为元代史官修史时所用。而且西夏史学的发达，也影响到其后裔多任元代史官，斡氏后人斡玉伦徒甚至位列元修《宋史》官员之首。西夏的史学遗产，早已汇入中国史学长河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多卷本）”（20&ZD2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