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前普遍采用的源自印欧语系的字母表相比，汉字系统具有构意而不消象的特质，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容忽视。然而，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对包括书写在内的艺术领域的突进，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担忧：书法艺术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从生存论视域看，书法的危机不在于书写将被取代，而在于人们对原初性书写的遗忘。原初意义上的书写具有世界性、生存性以及历史性。因此，回溯书与写的最初内涵，回到原初性的书写方式，才是解决书法危机的根本途径。

　　人工智能在创意与情感表达上的局限性 

　　智能毛笔书写早已有之。20世纪90年代，以国产书写设备“机器人书法大师”为代表的写字机器人既已问世。其工作机理是通过人工建立字体偏旁部首数据库，再由人工智能根据给定的汉字自动调用数据库中的偏旁部首并组合成合适大小的汉字，最后利用机械臂书写出来。潘云鹤院士团队研发的毛笔写字机器人，能够对人的审美能力进行建模。对于给定的书法字体参数，人工评定其得分并使用概率化数值描述字体的特征。这些可数据化的评价原则被输入计算机，通过自主学习，人工智能取得判断特定字体视觉美感的能力。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无论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提升。在硬件方面，发展出直线关节型、曲关节型以及平面关节型等机械臂；在软件方面，发展出隐马尔可夫模型、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智能控制方法。性能的全面提升使得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不限于模仿书法家的风格，而且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创作出自己的风格。然而，不难看出这一切在根本上仍然依赖于人类提供的书法作品数据库以及关于美的程序化原则。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在模仿和学习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它并不具备独立创作书法作品的审美能力和原创能力。

　　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无法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主要理由是书法的原创性与情感性是人工智能无法实现的。其一，人工智能只是基于人类提供的书法作品或设定的书写规则进行书写，因此无法实现真正的原创。其二，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情感，导致其只能生成空洞的字体，无法拥有打动人的生命力。然而，这些分析仅仅触及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到问题核心。为此，必须从词源学和存在论上进行追问：书写是什么？只有回到原初性书写境遇中，找寻书法的原初意义，才能让人更切近书写与书法，从而领略书写的独特魅力。

　　人工智能写字与书法创作的本质区别 

　　书写是什么？首先需要从词源学入手进行考察，以审视书写的原初内涵。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此可以考察“书”“写”两字的原意，以明晰“书写”一词的本源意义。一方面，按《说文解字》，“书者，著也，从聿者声”。“著”有“显现，显明”之意。聿，即毛笔，“者”有“曰”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理解：“书”的意思就是用毛笔使文字显明出来、说出来。正如章太炎所说，“以口说为‘曰’，以聿曰为‘书’”。另一方面，“写”本意有“移置；输送”“仿效；模仿”以及“有传抄地书写”和“用笔做字”等意。

　　从书、写的使用的历史变化看，汉代以前只用“书”，汉以后“书”与“写”并用。及至近代，“书写”成为一个词汇，很少再有人区分书与写。但细致推敲起来，书与写至少有两层不同的意思。一方面，“书”更强调一种原初性的创作，经典的书法作品都是“书”出来的，所以完成的“书”就成为名词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而“写”有抄写、临摹之意，通常我们说练习写字，实际上就是仿照字帖进行临摹。比如，谚语“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这里的“写”就是抄写、临摹的意思。另一方面，“书”的本意是用毛笔做字。在使用毛笔时，我们可以说“书”“写”或“书写”，如“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但我们不说用硬笔“书”，只说用硬笔“写”，更不说用电脑“书”，而只说用电脑“写”，如“写代码”。由此可见，“写”的内涵更为广泛，适用于任何现代书写工具，“书”则不然。因此，严格来说，借助现代书写工具（如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只能称为“写”，而不能称为“书”。

　　从生存论的角度进行考察，书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从书写的环境看，书具有一种世界性。“书”与“写”相比，不但有工具上的差别，更在于前者蕴含着一个丰富的人的世界。在“书”的世界中，书写者与笔墨纸砚、桌椅几凳、亭台楼阁、梅兰竹菊以及所处时空相互交融，构成独特的书写环境。在不同的书写环境中，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元代戴表元描述同时代书法家李倜，“集贤学士河东李公士弘，以好书名天下。稍暇，则取晋右军纵笔拟为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砚席，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晋气。由是以拟晋题其颜”。李倜的下属张昕也曾回忆说：“余昔侍李学士，见其作书多喜矮桌，执笔甚高，临帖亦然。”可见，李倜的书写方式和书写环境仿照晋人的风格而迥异于元代，因此他的书法作品颇具晋风。这不意味着对书写方式和书写环境的还原就能创作出与前人相同的作品，即便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我们可以期望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生成与王羲之完全相同的字，但人工智能不可能因此成为王羲之本人。究其根源，人工智能无法拥有书写者的世界。人工智能的书写主体是“先验”主体，经验与意义在那里是空泛的，而现实世界的书写主体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主体自身体验美感的世界，这一体验是刹那的永恒，指向自我的完善，最终指向审美体验的自由。

　　人的书写不是孤独的，而是在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中进行的。人的言说和行动始终关联着由他人、他物共同构建的意义世界，因此人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产品包含着四重体，例如桥，“由于位置把一个场地安置在诸空间中，它便让天、地、神、人之纯一性进入这个场地中”。如果将四重体理论对应到书法作品中，那么书法作品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存在物，其中蕴含着人的生命力、人的创造力、人的经验、人的情感、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观赏者可以通过书法作品领会到其中展现出来的世界性。

　　其次，从书写的过程看，书具有一种生存性。书写是人的世界之敞开，因而它是一种生存活动。书什么？当然是书文字。为什么要书文字？这主要是由于文字的两种作用。一方面，文字具有记载作用。人的历史以及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的记载。虽然历史与故事也可以通过“以口说”的形式流传，但这种方式难以保持时空上的持久性。只有将历史与故事书写下来，即采用“以聿曰”的方式，使文字取得物化的形式，才能真正赋予它们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字具有纪念作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用文字纪念生活中的人和事，如王羲之之于《兰亭序》、颜真卿之于《祭侄文稿》、苏轼之于《寒食帖》，都是以书写的形式铭记斯人斯事。由此可见，无论文字表达的言辞是关于记载还是关于纪念，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生存。在不同生存境遇中，书写过程因书写者情绪上的差异呈现出无穷的多样性。海德格尔指出：“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因此，只要人存在，他的生存就包含无限的可能性，因之他的书写就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人的书写过程关乎生存，是对其生存状态的道出。在原初的意义上，书写者首先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所领会，形成一种言不尽意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境遇。如此这般的生存状态迫使书写者无言以对，却又不得不言。因之他借于笔墨，将所道不清之物，托之于言辞，书之于纸上。在书写过程中，书写者往往不计较笔之新旧，墨之浓淡，字之大小，纸之篇幅，也不刻意雕琢语言。恰恰在这种充满可能性与生存性的书写方式中，书写者成就了浑然天成的书法作品。许瑶对怀素的狂草点评道：“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苏东坡回忆自己的书法经验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样的书法作品能够充分保留书写者的生存状态。尽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自主矫正生成具有一定随机性的字体，但这并非基于生存之可能性的书写与道出，因此无法生成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

　　最后，从书写的内容看，书具有一种历史性。由于不同时代的人处于不同的生存境遇，书法作品的风格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李倜模仿晋人的书写环境并非只是为了模仿前人的作品，而是希望借此走入晋人的书写世界，从而体会晋人书写蕴含的历史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表达了这一层意思，“还现成的古董具有过去性质和历史性质，其根据在于它们以用具方式属于并出自一个曾在此的此在的一个曾在世界。曾在此的此在是那原本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传世的古董（如书法作品）具有历史价值，并非因为它们在流俗的时间意义上具有年代感，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内容是前人在其所处的生存境遇中创作的，在其中依然保存着曾在世界的历史性。

　　人的生存活动赋予书法作品以特殊的意义世界，从而使作品内容获得历史性。即便斯人已逝，只要作品流传于世，他的世界就依然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保存在作品中。如前所述，书写就是道出，是对人的现实生存活动的显现。通过观赏这些具有历史性的作品，观赏者由此走入书写者的世界。然而，在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的运行中，人和人的世界没有在场，或者说在场的仅仅是关于书写的观念。因此，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缺乏真正的历史性。

　　回归原初性的书写方式 

　　随着商品消费市场的日益活跃，人们对艺术品的消费也呈现出蒸蒸日上之态。张瑞田指出：“中国书法步入展览时代。以往书法的功能性、实用性、精神性，让位于欣赏性、礼仪性、功利性。”在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中，书法作品逐渐演变成纯粹用于展览或装裱的商品。作品的好坏不再取决于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是由外在的经济价值决定。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书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生存，书法作品难以呈现人的生存活动，这导致书写者和观赏者不再能够通过作品而联系。因此，人工智能写字机器人造成的书法终结的恐慌并非症结之所在，对原初性书写的遗忘才体现为书法的真正危机。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