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于11—13世纪初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西夏文化也是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初期即“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之后又曾向宋遣使，“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至仁孝时期，进一步“重大汉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除《宋史》之外，其余相关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在此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从汉文材料来看，西夏对于中原儒家文化广泛接纳。不过想要进一步深入而细致地探究儒学在西夏地区的传播方式、特点，仅凭现有汉文材料中宏观而概括的描述还远远不够。

　　幸而在20世纪初出土的黑水城文献中保留了若干夏译儒家经典，作为专书翻译为西夏文的著作目前可见有《论语》《孟子》《孝经》三部，为我们了解儒学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而这些夏译儒家经典在底本选择方面有一显著特点，即选取了北宋王安石一脉“新经学派”的注释作品。这一点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

　　而除《论语》《孟子》《孝经》之外，其他儒家经典虽尚未见到专书翻译为西夏文，但可从他书引文中一窥究竟。例如，陈祥道在《论语全解》一书中时常引用《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典籍与《论语》互证。通过对这些引文的西夏译文进行深入分析，也可从侧面考察西夏译者对于这些经典有着怎样的理解方式及其知识背景，进而使我们能够多角度、立体化地把握夏译儒家经典中反映出来的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诸多特点。

　　这一思路虽然已为西夏学者付诸实践，不过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西夏译文与《十三经注疏》为代表的传统注释相比较，结果发现有不少西夏译文与传统注疏不合之处，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进而认为西夏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整体理解水平不高。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西夏在翻译《论语》《孟子》《孝经》时选取了“新经学派”的注释之作，那么在学习理解其他儒家经典时是否也会选择不同于汉唐旧注的“时注”“新解”呢？现举西夏译《论语全解》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加以分析说明。

　　在《论语·子张》篇中，子贡曾这样赞扬孔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祥道对“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的注解为：

　　生则天下歌之，故荣；死则天下哭之，故哀。尧之治天下，其效至于“黎民于变时雍”，其死至于“百姓如丧考妣”，不过如此。

　　其中，“黎民于变时雍”一句出自《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伪孔《传》：“昭亦明也。协，合；黎，众；时，是；雍，和也。言天下众民皆变化化上，是以风俗大和。”孔《疏》与伪孔《传》解释相同。

　　而“黎民于变时雍”的西夏文翻译为“”。其中，“”义为“众多”，“”义为“民”，“”义为“大”，“”义为变化，“”义为“时间”，“”义为“和睦”。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西夏译者译“黎民”为“”（众民）、译“变”为“”（变化）以及译“雍”为“”（和睦），均与伪孔《传》及孔《疏》代表的传统注疏的解释相同。但以表示“时间”的“”对译“时”，并且在“”前多译出“”，则与伪孔《传》的训释有所不同。

　　如果说西夏译者将“时”译为“”可能是出于字面理解，未按照“时，是”这样较为复杂的训释去翻译，那么又何故在“”前多译出“”字？伪孔《传》仅说“是以风俗大和”，但却未言“大变”。西夏译者的理解当不会错讹至如此地步。更加合理的解释自然是西夏译者对于《尧典》此句的理解另有来源。

　　经考，南宋夏僎（生卒年未详），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进士，著有《尚书详解》，其书征引众家，间以己意。今本该书《尧典》部分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在讲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一句时，夏氏串讲文义谓：

　　帝尧之为君，方克明俊敏之德于一堂之上；以之亲九族，则九族不旋踵而尽睦；以之正百姓，则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万邦，则黎民不旋踵而丕变于善，时臻雍和者……黎民，众民也。一云“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传》所谓‘黔首’是也”。

　　其中“丕变”即义同“大变”，“时臻雍和”之“时”也并非如同伪孔《传》训为“是”，而是当理解为“时间”“时代”之义，正与上文提到的《论语全解》的西夏译文完全相符。

　　《尚书详解》前有时澜序，其落款时间为“淳熙丙午七月”，即淳熙十三年。而经学学者们根据刻工、板式等多方面信息综合推断，西夏文《论语全解》当为乾祐年间（1170—1193）刻字司刻本。虽然夏僎的《尚书详解》未必是西夏人学习《尚书》的直接知识来源，但无疑可以说明当时对于儒家经典确实存在有别于传统注疏的“时注”“新解”。我们对照传统注疏难以理解的西夏译文很有可能与这样的“时注”“新解”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宋末元初的朱祖义（生卒年未详）著有《尚书句解》一书，其成书年代当在南宋末年。经学者比对，其书常常隐栝夏僎《尚书详解》的内容，而在“黎民于变时雍”一句下，朱氏谓“众民大变于善，时臻雍和”，即与夏书相同。虽然朱氏其书成书较晚，不可能是《论语全解》译者所参考的资料，但其特殊之处在于黑水城遗址中恰好有该书残叶出土。这足以说明儒家经典的“时注”流传范围之广，因而《论语全解》的西夏译者完全有机会接触到同类型的著作作为参考。

　　类似的例子在《论语全解》中还有不少，均是西夏译文与以《十三经注疏》为代表的传统注疏不符，但总能在宋人的“时注”“新解”中找到相符内容。因而，有时并非西夏译者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不深或有误，而是我们并未找到其真正的思想背景与知识来源。而这些例子也组成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实例，充分展现了夏译儒家经典中生动、鲜活、极具时代气息的一面。

　　其实，除夏译儒家经典如实反映宋代儒学发展变化之外，夏译佛教经典也与当时汉、藏佛学的主流思想、文献密切相关，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于在西夏人自己编纂的本土音韵学书籍《五音切韵》中，其声母类别代表字也明显借鉴了“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分类格局。

　　由此可见，充分还原历史情境、观照其时代特征，对于西夏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以西夏译《论语全解》为代表的夏译儒家经典，乃至范围更大的夏译经典、西夏本土经典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拓宽视野、抽丝剥茧，既可以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和传播机制，同时也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绝佳进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