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历史反复证明，但凡能成为诗学大家的作者，无一不善于学习前人，更善于通过创新，打破前人窠臼，实现自立乃至超越。诗学批评史中，人们往往批评泥古者，表彰善学者。对于李商隐的评价也是如此。

　　　“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 

　　在李商隐的经典化历史中，王安石起了重要作用。据宋人蔡居厚记载，王安石晚年时特别喜欢称赞李商隐的诗歌，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常常吟诵李商隐“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等名句，认为“虽老杜亡以过也”。

　　后世欣赏李诗的诗论家，大多袭用王安石之说，将李商隐放到学杜一脉中。明初的张綖说杜甫是“盛唐之祖也”，李商隐是“晚唐之冠”，并引用王安石谓唐人学杜者唯李商隐得其藩篱，说“此可以意会矣”。他将李商隐推为晚唐之冠，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不过，张綖对于李商隐与杜甫之间的师承内容并未看出门道，只是疑惑地说二者“体相悬绝”，并以“可以意会”模糊地打发了之。这固然跟王安石没有点明李商隐对杜甫的学习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关，也因为历来对李诗的讨论不够深入。比如，蔡居厚在记载王安石说法的同时，评价李商隐“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只注意到了李诗运典深僻和措辞精工。不过，这样的论断在很长时间内是主流，哪怕是赞赏李商隐等人诗作具有“晚唐异味”的杨万里，也是从“工”这个角度来立论，以至于写下“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的著名论断。想来张綖也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些论者从文体角度评论李商隐与杜甫。薛雪说，唐人七律，“李玉溪无疵可议。要知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管世铭也说，“善学少陵七言律者，终唐之世，惟李义山一人”。苏轼曾评价王安石暮年七言诗“有晚唐气味”。薛雪和管世铭从七律角度讨论李商隐和杜甫的关系，推为唐世仅有的二人，或许正与苏轼之说有关。

　　李商隐学杜的观点，为学界普遍承认。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罕有人注意到，除了提出李商隐学杜，尚有李商隐独立乃至超越老杜的说法。之所以有此说法，或是因为将李商隐归为学杜一脉，固然能以老杜作为自重门户的工具来抬高李商隐的诗学地位，但如此一来也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李商隐只能从属于杜甫。对于要将李商隐的诗学地位提升到自成一家的论者来说，仅仅谓义山学杜是不够的。而且讨论李诗，不管是从措辞还是从文体来立论，尚属于表面之论。直到清人以比兴论李诗时，方能深入其里，揭示其妙。

　　　“自成一家” 

　　王安石例举李商隐一些连杜甫都无法超越的诗句，至少表明了李商隐可以与杜甫并驾齐驱之意，甚至暗含了超越杜甫的可能性，而这层意思，也被一些论者阐发出来。例如，叶燮论七言绝句时，认为李商隐是古今第一人：“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除了就七绝而论，还有就律体而论。明末清初诗人冯班说杜甫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宋，是集大成者，李商隐诗学杜甫，也追溯杜甫的诗学渊源而一并加以效仿，“故学杜而得其神似”。冯班以为，从起源来看，律诗出自南北朝，必须藻丽瑰奇才能成诗；如果“摆落膏艳，直为古体可矣”，没有必要作律诗。因此，他认为律诗“以沈、宋为正始，老杜为变格”。明初高棅将杜甫归为“大家”而非“正宗”，隐含有杜甫是变格之意。冯班看似高棅同道，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论诗“以炼饰文采为事”，看重藻丽，自然对开江西诗派瘦老枯硬之风的杜甫有所微词，所以认为杜甫已非正统，而是变格。那么，学杜甫的李商隐是否也是变格呢？答案是否定的。冯班认为，“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脉却与齐梁人相接”。将杜甫归为律诗变格，而又谓李商隐得接齐梁，意思是李商隐才是律诗正统，李商隐胜过杜甫。

　　明末清初诗人吴乔承认，李商隐学杜是毋庸讳言的。但相比于学杜，吴乔更看重的是李商隐最终能自出机杼。他认为，李商隐能在李白、杜甫和韩愈后，往“深奥”一路开辟，所以能够“自立”甚至“自成一家”。同时，吴乔还批评了几种关于李商隐的评论。比如，高棅说李诗“隐僻”而又“属对精切”，陆游说《无题》是“艳情”，在他看来都是不知李商隐之意的浅见寡闻。

　　吴乔与冯班在对李商隐的评价上也有区别。吴乔赞赏冯班，在《围炉诗话》中大量称引冯班的诗论，而且在李商隐学杜甫而又有所超越这一点上，二人同调。不过，冯、吴的共同点到此为止，二人对于李商隐究竟在何处超越杜甫，不但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形成对立。冯班认为，李商隐的律诗是以徐陵、庾信为旨归，诗带膏丽。尽管冯班也强调李商隐的艳诗中有比兴，但他并不否定其为艳诗，反而说“艳诗妙在有比兴，有讽刺”，而且“唐香艳诗必以义山为首”。但吴乔认为，如果以比兴之意来解读李商隐诗歌，那其诗就不能视为艳诗。他要做的是以比兴方法把李商隐从陆游、杨基等人以艳诗目之的偏见中解救出来。因此，吴乔认为李商隐超越杜甫的地方，不是藻丽，而是用来批评藻丽的比兴。

　　　“得风人之体” 

　　吴乔自认深知李商隐，他认为李商隐的独到之处是“得风人之体”，也就是对比兴传统的接续。李商隐诗歌在清代被重新发现并奠定了诗史上的地位，正与比兴有关。

　　李商隐的诗辞藻华丽、好写闺阁，素有艳诗之评。这种看法从清初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从钱谦益开始的。明初杨基说李商隐《无题诗》“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此说启发了钱谦益，他由此“深悟风人之旨”，从而改变了早年“温、李之类，咸不免风云儿女之讥”的说法，并将其新说对人阐发，于是从钱龙惕、释道源到虞山二冯（冯班、冯舒），都以比兴说李诗。

　　钱龙惕反对宋代江西诗派讥刺李诗为“文章一厄”和明人高棅、李梦阳“欲为杜诗而黜义山为晚唐卑近”之说，认为李诗“弘深精妙，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升少陵之堂而入其室矣”，乃至于“一新其杼轴”，将李商隐诗学渊源追溯到《诗》《骚》的比兴传统。释道源发现，“诗人之论少陵，以谓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兔园》村夫子皆能嗟咨吟咀，而义山则徒以其绮靡香艳，极《玉台》《香奁》之致而已”。他对此偏见甚为不满，于是知人论世，论证李商隐其诗是“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可以鼓吹少陵”，而其人则同激昂傲岸的刘蕡、杜牧一样，绝非《新唐书》所说的“诡薄无行，放利偷合之徒”，不能“以浪子嗤摘”。在释道源这里，李商隐其人从浪子变成了风人，其诗从艳诗变为了《风》《雅》遗音，将原本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恶评洗涤荡清。

　　释道源的李商隐诗注本今已不传，朱鹤龄吸取释道源的成果，同时也兼取钱龙惕的看法，加以综合发挥，撰成《李义山诗集笺注》。继此涌现出吴乔、陆昆曾、姚培谦、屈复、程梦星、姜炳璋、纪昀、冯浩等一系列重要的李商隐诗集研究者及其著作，而且用比兴来说李商隐诗也成为众人接受的阐释方法。他们从政治、道德、诗学等各个方面，全方位为李商隐翻案。尤其是在诗学上，以比兴来解释李商隐的艳诗，阐发其艳诗背后的意蕴和寄托，使得李商隐诗从此告别了因被目为风花雪月而遭受的批评。对艳诗背后比兴意义的阐发，是李商隐诗学价值得以重新审视、诗学地位得以重新评定的基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乔发掘出李商隐从学习杜甫到超越杜甫的地方。吴乔说李商隐开始时学杜甫，“到后来力能自立，乃别走《楚辞》一路”，亦即《楚辞》以香草美人写情书怀的比兴传统。正是这个比兴传统，让李商隐不但自立，而且有胜过杜甫之处。吴乔甚至认为，历来作为古代诗学理想代表的杜甫还有“稍着意见者”“稍着声色者”和“稍用故事者”。吴乔的说法，对此前尊杜黜李的诗观，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对此前肯定李商隐的评价，也是一个绝大的跃进。也正是因为将李商隐上接比兴传统，汇入中国古代诗学的主流，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歌，才在清初的诗学批评史中，终于有了应得的一席之地。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